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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日本留学一千天 [打印本页]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0:26
标题: 日本留学一千天
  电子版序及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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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我们自己的奋斗足迹
－－为《日本留学一千天》而作
新泻大学　段跃中

　　接到主编吴南健先生的长途电话，要我为电子版《日本留学一千天》写一篇序言。从未给人作过什么序，吴先生的盛情难却，加之对小草的著者亦知道那么一点，就把我想说的话写出来供诸位参考。
　　最早读到小草的《日本留学一千天》，还是在国内作记者时的事了。当我也以私费的形式踏上这个“弹丸小国”的时候，同样走了小草走过的路。可以说，每一个私费留学生都有（或多或少另当别论）小草一样的酸甜苦辣，只是小草把“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东西诉诸文字，留给了历史。因此，这本朴实无华的记录私费留学生奋斗历史的报告文学，成为八十年代后期陆续涌向日本的中国人的人生写照。
　　当我为研究现代留日中国人去国会图书馆查阅关于“我们”这代人的资料时，发现小草的书已被译成日语，且被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留学生的学者们所引用。东方书店于１９８９年３月推出池上贞子和守屋宏则的日译本取名《日本留学１０００日－－北京姑娘在东京》，以后又几次增刷，成为新时代中国留日学子的精神再现的名著。作为后辈（笔者１９９１年８月来日），在精读这本中日文的作品时，常常上下左右地联想。近百年前的留日中国人和九十年代以后来日的中国人，整体上讲，他们在日本的体验某种程度上沉积着民族的耻辱，这种寄人篱下的奋争使得有骨气的中国人把他们的愤慨铸进字里行间。因此，小草中文版里的一些内容没能译成日语，从这点上看，我们中国人读中文版的《日本留学一千天》更能体会到小草的用心及那种日子的味道。
　　还可以说，泡沫经济以后闯东洋的中国人有着比小草更惨的人生旅途。如果有一天能读到关于新的“日本留学精神史”，对于全面了解中国人的现代留日史，将是最好的材料。不管用何种形式，留下我们每个“自己”的日本奋斗史，将是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研究的最实在的贡献。
　　小草从东洋大学拿到学士学位，读完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大学院硕士课程，即飞往了英国。以后日本的读者们就很少读到小草的报告了。借为电子版《日本留学一千天》写几句话的机会，一是祝福小草不论天涯海角都能健康幸福，二是希望读到她关于中日英三国文化，社会比较的新著。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现代留日中国人的研究热潮，肯定会要到来，只不过早晚的事。小草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一页，为研究现代留日中国人的学者们留下的宝贵的资料。树立中国留学生的崭新的形象，靠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奋斗足迹组成。我敬佩小草的中国心，更是提醒，勉励自己虽然寄人篱下，不能失中国人的堂堂正气铮铮傲骨。我似乎看到，小草书中的每一个汉字都象一双双犀利无比的龙眼，关注着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一言一行。
　　　　　　　　　　　　　　　　　 １９９６年２月４日　于　新泻序

日本留学一千天
小草
序

　　日本－－这个在当今世界上号称经济大国的弹丸小国，它的社会到底是怎么一番模样呢？留学－－这在那么多人心目中象梦一般神奇美妙的事情，它到底又是怎样一番滋味呢？
　　1984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好奇，登上飞机，开始自费留学生活的。飞机降落到成田机场，也把我从空中带到了结结实实的地面上。
　　我推着笨重的行李，踏着比玻璃还光滑的地面，穿过现代化的机场大厅，一步一步，朝着海关－－朝着日本的国门－－朝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未知的生活走去，脚步有些慌乱，呼吸有些急促。越过海关，想象中的日本国连同梦幻中的留学生活便一分一秒地被百分之百的现实所代替了。日本社会的现象我一点点地接触到了，留学生活的滋味我也一滴滴地尝受到了……
　　现在，如果要我来说说日本印象或留学感受的话，我只能这样作答：
　　这个国家堪称发达，堪称富裕，但它远远不是人间天堂;
　　自费留学生活，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斗，酸，甜，苦，辣，百味俱全。



第一章　“阿鲁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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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中”阿鲁拜多”这个词原本来自德语的“Arbeit”，意思是“学生等业余时间所做的临时工”。用中国话来说也就是“勤工俭学”或“打工”了。不过如今在中国，几乎没有“勤工俭学”这么一说。在日本，由于“阿鲁拜多”既是学生们的“生财之道”，又能相当程度地解决社会劳动力的来源，所以极为盛行。差不多每个日本人在其学生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阿鲁拜多”。
　　可供学生们做的“阿鲁拜多”比比皆是，特别是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你只要随便在街上转一圈儿，就会看见许多店门上都张贴着招募临时工的广告。上面详细写着要求具体做什么工作，一个小时付给多少钱，要男性还是女性，年龄限在多少岁等等。学生们便根椐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干的“阿鲁拜多”。
　　“阿鲁拜多”的工作确实名目繁多：商店营业员，饭店服务员，清洁工，搬运工，家庭教师，还有刷盘子洗碗，送报纸，抄抄写写……。举不胜举。一般说来，越苦越累越没人爱干的活儿收入越高。据我所知，送报纸就属于这一类。听说，为54321送报，不仅每月可以有10万日元的收入，而且报馆还负责替你交上大学的全部学费。更有甚者，大学毕业后，报馆还出钱为你提供一次出国旅行的机会。还有的报馆在你送报期间免费供你膳宿。这一切听起来的确是够吸引人的，然而，正是这种“阿鲁拜多”做起来比什么都苦。
　　在日本，象54321，54321，54321等重要大报一天之内都要出早晚两刊。早刊一定要在早晨7点以前送给订户。因此，送报的人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不管是狂风还是暴雨，也不管有病还是没病，都得一天不落地每日凌晨3点钟爬起来，到报馆去领来报纸，然后骑着自行车把一份份报纸送到一家家的订户，下午4点左右又得再去送一次晚刊。
　　特别辛苦的是，送报人一定要把报纸直接送进订户的门里。比方说，一幢十几层高的大楼里，订了54321的是住在八层的甲家和住在十层的乙家。送报人决不能只把这甲乙两家的报纸放在一层楼门口了事，而必须爬上八层和十层，把报纸分别送进他们的门里去(没有报箱的就从门缝塞进去)。其劳动是何等地辛苦，何等地紧张！
　　一位送报纸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天光是上上下下地爬楼梯就要爬几百层，常常累得几乎趴下。更叫人同情的是，他还曾遭过一次狗咬。
　　现在和我同一个公寓，就住在我隔壁的一个日本小伙子就在干着送报的“阿鲁拜多”。每天凌晨不到3点我都要被他的闹钟惊醒，而当我再一次被他沉重的脚步声和接连不断的，响亮的喷嚏吵醒时，我便知道已是早晨7点多了，我该起床了。
　　一拉开房门，首先闯入眼帘的准是摆在我门边的一份54321。但也有极个别一两次，我起来了但报纸却还没有来，等我洗完脸梳好头，便听见门口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我便猜到是她－－那个送54321的女孩子来了。常常在我拉开门时，她正巧放好报纸直起腰，但一见到我又马上深深地弯下腰去：“对不起，真对不起！我今天来晚了。”说完，不等回答便匆匆出去骑上车走了。
　　她是一个大学生还是中学生？我看不出来，也始终没弄清楚。只知道她个子很矮，头发短短地剪成一个娃娃形，圆圆的脸盘上架着一副眼镜。一个女孩子也能干这样的“阿鲁拜多”吗？－－我说不出自己是对她钦佩的成分多呢，还是同情的成分更多。　



第二章　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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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鲁拜多”对于大部分日本学生来说或许只是“生财之道”而已，可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简直就是“谋生之路”了。虽说大多数留学生是凭借亲属的关系来到日本的，但在这个物价高昂，绝对金钱化的社会里，从衣食住行到一年一度的考学，上学以及购买书本等等一切费用完全由他人负担，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再说，堂堂一个二三十岁的大人还要靠别人来养活，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从自尊心上似乎说不过去。更何况，有很多在名义上可依靠的经济保证人(亲属或友人)实际上并不具备再负担他人生活，上学的经济条件呢。面临这样的现实，中国留学生们于是便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做“阿鲁拜多”自我谋生的道路。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来日本之前，父亲曾对我说过：“不要想象那个地方遍地都是黄金，你只要拿个簸箕去撮就行了！”
　　而当我真正踏上了日本国土时，那个曾经在心中时隐时现的“黄金梦”才彻底被现实击碎了。
　　就在我临来日本的时候，我的经济保证人－－父亲的老朋友安藤先生突然经济破产了。原来拥有的公司倒闭了，全部家产以及汽车都变卖一空，还背上了七八千万日元的债务。
　　我到日本的当天，安藤先生把我领到了他刚搬的新家－－两间窄小拥挤得根本转不开身的小屋里，一边一杯接一杯地给自己灌酒，一边对我絮絮叨叨地说：“没有办法，什么全卖了。我原来的那个家多漂亮啊，院子里全是花，二层的小楼一共有八间住房……现在呢，连个让你住的地方也没有了…我怎么向你父母交待啊…”。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忽然想起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是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先前总以为月亮上的一切一定比地球上好得多，美得多，向往着飞奔到那个神话般的世界去，以便永远从地球上的苦难中得到解脱。可月亮上究竟怎么样呢？那玉兔，桂花树，月宫究竟存在不存在呢？在地球上生活惯了的人到了月亮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乘着飞船冲出地球的人。当飞船刚一穿出大气层，原先头脑中那些非非幻想顿时被巨大而严峻的现实替代了。我的第一个最切身，也是最痛苦的感受便是－－失重。我仿佛突然之间完全腾空了。上下左右失去了边际，想抓什么也抓不到，想登什么也登不着，只是一片空。任何一点点赖以凭借的依靠都没有，哪怕只是一股风，一阵雨，一朵云…
　　这里已不是五星红旗之下，而是太阳旗的天下了。曾经丝毫不用为吃穿发愁的我，现在是一贫如洗，举目无亲，寄人篱下，语言不通。而且最要紧的是，我交学费的钱打哪儿来？又靠什么糊口度日呢？
　　瞧，现实就是这么无情。什么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琳琅满目的珍奇商品，灯红酒绿的丰盛宴席，绚丽多彩的霓红灯光……全然与我没有半点儿关系。我眼前只摆着唯一的一条路：去做“阿鲁拜多”谋生！
　　“现实既然如此，就勇敢地去尝试这种新的生活吧。”我激励自己：“从零开始没什么可怕，我还年轻，可怕的只是没有勇气和意志。”　




第三章　“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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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虽说可供出卖劳动力的“阿鲁拜多”多如牛毛，但初来日本的留学生由于尚不熟悉新的环境，又严重地受到语言的限制，所以几乎都是从“洗碗，刷盘子”开始做“阿鲁拜多”的。尽管这种工作又苦又累，收入又低，可它简直就成了大家谋生的“必由之路”。
　　除了洗碗刷盘子之外，还有没有更好些，更理想些的路呢？我曾经希望过。而且那希望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你的钢琴弹得太好了，太棒了！”听过我弹钢琴的日本朋友全都交口称赞，“你应当去宴会或婚礼上弹钢琴。那种‘阿鲁拜多’收入极高，工作又轻松，比你去刷盘子强多了”他们不光这么说说，而且立刻就去帮我联系这种“高极”工作。
　　我心花怒放了。不是吗，谁不愿意少付出劳动而多得些钱呢？再说，谁又愿意把一直伴随了自己多年的专业丢掉呢？况且，干这个工作对我来说该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呀！可是，还没容我高兴多久，令人沮丧的消息就来了。
　　－－真抱歉！谈的结果不太好，人家……
　　－－为什么呢？
　　－－想干这个工作的人太多了，这是一只金饭碗呀，你竞争不过别人。
　　是这－－样！
　　尽管如此，那希望的火苗仍在我心头闪动。失败了，我却并不灰心，又靠着朋友的帮助去找教钢琴的工作。“日本的孩子几乎个个都要学刚琴呢，总不至于…”我挺自信地想。可是，我却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了这样的问话：
　　－－您是从柏林音乐毕业的呢，还是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的？
　　－－您参加过钢琴比赛吗？曾经举行过多少次钢琴独奏会？
　　是这－－样！
　　我开始省悟了。我－－一个来日本不过三天半的中国人－－既非毕业于德，奥，法，美等国的音乐学院(在这方面日本人绝对崇洋)，又非获得过某种头衔的音乐家。我有什么力量去与众多的日本人较量，抢夺那只令人垂涎的“金饭碗”呢？简直是白日作梦。
　　然而，我仍不气馁。我坚信生存的路有千条万条，而在“金饭碗”与“刷盘子”之间应还有别的路可以叫我显显身手。比方说，教中文。
　　我亲耳听一位朋友讲过，他在其保证人开的公司－－一个旅游公司－－教那些要去中国旅游的日本人说中文。每天不过教一个钟头的“你好”“再见！”一个月的工资竟有十万日元。真可谓美差！
　　当然，前面的经验已经使我懂得：象这样的“肥肉”决不是人人都能吃到的。不过，就凭着我彻头彻尾的中国血统，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正儿八经的四年中文专科毕业(职工大学)，教一两个日本人学中文还有什么不可能吗？当然可能。
　　可是－－难！找学生很难！这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原来，对于绝在多数的日本人来说，学英文(乃至学法文)远远要比学中文实用得多，因为社会生活中差不多处处需要用英文。所以，每个日本人都毫无例外地要学英文。而学习中文的人却只限于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或者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商人，以及某些对中国抱有好奇心的年轻人，全都加在一起，恐怕也不到学英文人数的1%。
　　与这种情况恰成反比的是，能教中文的人却大大过剩。且不说那些生活在日本国土上的为数不少的华裔，华侨，也不说那成千上万来自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中国同胞，单是这些年年从中国大陆大批来到日本的归国者，战争独儿，探亲者，留学生就是何等惊人的一个数目！更何况，日本人自己也早已开办了许许多多学习中文的学院，学校，讲座等等。
　　现实又一次使我看清了：这里，不是一个拿着簸箕就能撮到黄金的世界。钱，只能凭着一滴滴的汗水和一点点的劳动去挣得。展现在我眼前的路，只有那条“必由之路”。于是，我不再有丝毫的犹豫与彷徨。我向着它迈出了坚定的脚步。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0:29
第四章　“开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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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找工作就真象“撞大运”似的。可不是吗，只身一人，要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与陌生的人们在一起，使用陌生的语言，做一种陌生的工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又会是如何一番滋味呢？我想象不出来。却又不知为什么，总会不自觉地连想到旧社会到店铺里去打杂的“小学徒”，或漂洋过海去买苦力的“华工”。心里有一股无名的恐慌。
　　然而，事实又明摆着：此时此刻，唯有此种选择。
　　我在店铺林立的繁华大街上一趟趟地兜着圈子，仔细注意着每一张招工广告，特别留心上面所写的工作种类，工作时间，工资多少。遗憾的是，找来找去竟找不到一家招洗碗工的店。几乎所有招工的饭馆或饮食店都写明要招待员，也就是“端盘子”的。我，哪儿端得了盘子呢。张开嘴巴说不清，伸着耳朵听不懂。“端盘子”我连想都不敢想，认死了只能干洗碗。可是一天又一天，一趟又一趟，愣是没有结果。怎么办呢？我心急如火。
　　当时，在我就读的日语学校里，班上已经有几个同学开始打工了。但是，他们几乎全是由亲戚或好友亲自出面介绍，或干脆就是在亲友开的店里做事。在我眼中，他们可真是命运的宠儿。而另一些同学则跟我一样，也正在寻找着。我们这些人一到一起，找工作就成了绝对的话题。
　　Ａ说：“我刚跟那个老板谈了三句话，他就说我不行，肯定是觉得我日语不好……”
　　Ｂ说：“怎么找了半天，所有的店都只要二十五岁以下的姑娘。咱们岁数大一点，凭什么就不要呢！”
　　Ｃ说：“昨天，我又让人家给辞了。这是第三回了，真欺负人！”
　　的确，开头真难哪。可是，难道就迈不过去吗？
　　一天，在放学回家的电车上，我碰上了一个同校高班的女生。一听说她现在是去打工的，我就迫不及待地向她提了一大堆问题。她笑了起来：
　　“刚来的时候，谁还不是都一样，啥也不懂，到处碰钉子。没事儿，慢慢儿的就好了。”她的话带着很重的东北口音：
　　“我刚来日本一个星期就到饭馆里端盘子了。是我姐姐给介绍的一家中华料理店。那阵儿，我的日语比你现在差远了，啥也听不懂，真叫苦哇。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不睡觉地背菜单背饭店工作的日常用语。刚开头的时候也捅过几回娄子，要不是看在我姐姐的面子上，没准早就把我辞了。我就那么咬着牙干下来，一直到现在。整整一年半了，我就请过一回假，每天放了学就去干六个小时，礼拜天干十个小时。你信不信，我现在都成了店里的台柱子了。万一要是我不去，他们就得抓瞎。这么着，每个月能挣个十一二万日元，学费，生活费全都有了。”她脸上放着光，声调里充满着骄傲。
　　我顿时觉得自己象受到了一种感染，仿佛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劲头从心底涌上来。她是中国人，我也是；她是个青年，我也是；她是个女性，我也是；她能行，我也一定能行。对！山不转，水转。没有洗碗的活儿，干脆就去端盘子。
　　第二天放学之后，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了确保“首战告捷”，我邀请了一位比我早来半年多的高班男生给我当“保镖”。我们出了大门，沿着熙熙攘攘的大街一直朝前走。见到有招工广告就停下来看看。
　　－－这家不行。要求白天工作，正好是我上课时间。
　　－－这家也不行。只要男的。
　　－－这家么…，一个小时五百日元，低了点儿。
　　拐了一个弯儿，又往前走。这是一张招工广告把我吸引住了：二十八岁以下男女不限，根据本人情况决定工作时间，一小时六百元。星期天一小时六百五十日元…进去试试看！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甚至根本没有来得及弄清这是一家什么饭馆。
　　店堂里黑洞洞的。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暗暗的四周散发出一股我十分不熟悉的气味。我的心开始敲敲，头上渗出了汗。这时，从亮着灯的厨房走过来一个人影：
　　“有什么事情吗？”
　　我的舌头立刻打了结，忘了自己应该说什么。亏得我的“保镖”立刻替我开口了：“想找工作。”
　　“哦，请坐下谈。”
　　随着他的话音，店堂里灯光亮了。我们俩在身旁的饭桌边坐下。尽管慌乱，我还是匆匆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店面不算太小，木板墙上挂满稀奇的装饰品：巨大的木头刀，叉，木雕的牛，以及狩猎的长矛大刀…特别奇怪的是，每张饭桌的桌面中间，都安装着一个长方形的铁盒子似的黑玩意儿。这种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那人端来两杯茶，放在我们面前，并在桌子对面坐下：
　　“你们两位打算……”
　　“不是我，是她。”我的“保镖”指着我对他解释。
　　那人的目光朝我转来，我立刻不自主的把脖子缩了进去，用我自己也不熟悉的声音说：“请您多多关照！”
　　“哦－－”他答应着展开了一张纸，用手指头点着上面写着的一条条字句，开始向我长篇大论的讲起来。他讲的是什么，我简直连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猜想，他大概是在给我讲解店里对打工的人有什么具体要求。
　　“明白了吧？”我忽然听见他问。
　　“哦哦，大概其吧。”我想扯谎，却又感到害怕。
　　“你不是日本人？”他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我立刻捏了一把汗：
　　“是的，我是刚从中国来的。”
　　他盯了我有三秒种，问：
　　“刚才我说的那些话，你能听懂三分之一以上吗？”他的态度分明带着怀疑。幸亏他这句话我听懂了。
　　“能听懂三分之一以上。”我鼓足勇气撒了个谎。
　　“那好吧。你什么时候能来工作？”
　　“我打算，每天下午4点半到10点来干。行吗？”
　　“就这样吧。”他又拿出一大张硬硬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们的菜单，你先拿回去熟悉一下。”
　　“是。”我的心放松了。
　　“工作从哪一天开始？”他问。
　　“后天。行吗？”
　　“行。”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前些日子……”可是，我又开始听不懂了，尽管我拼命地把耳朵支起来。
　　“那么，就从后天开始，拜托了”。那人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我如释重负地站起来。
　　一出门，我就问“保镖”：“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什么呀？”
　　“他讲话太快，我也没全听懂。大意是说前些日子他们店雇了一个从台湾来的学生做工，可是不能胜任工作，被他们辞退了。你一定得好好干，卖点劲儿。”
　　“那还用说！”
　　“看来你的运气还算不错，不过先别高兴得太早。”
　　“哪儿敢高兴，嘛也不懂！你说，他这个饭店的桌子怎么那么奇怪？”
　　“哦，这是一家朝鲜餐馆。你没吃过朝鲜烤肉吗？桌子上的那个铁玩意儿是烤肉用的。”
　　“是－－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却又顿时坠入了云雾之中。
　　“保镖”突然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先别闷头走，你记住这家店门没有？这个店叫什么名子？别下回来的进候找不着门儿了。”
　　可不是！多亏他的提醒，我急忙收住脚步，转过身去张望。是哪一家来着，在一片霓红灯中，我看花了眼，竟不知道刚刚进出过的是哪个门。
　　“在哪儿，是那个！”他突然叫着朝不远处一个高高的霓红灯指去。于是，我看见了那闪烁在红光中的三个乳白色大字－－味道园。　



第五章　味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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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外国的餐馆，或许有的人会立刻联想到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富丽堂皇的大厅，明亮耀眼的灯光，以及上百人的大宴席等等。其实，象那样的高级餐馆，在日本星罗棋步的餐馆之中只不过占少数。而大多数，却如同日本狭小的国土一样，是窄小而又拥挤的。
　　日本最常见的一般饭馆或快餐馆根本没有“餐厅”与“厨房”之分，只是由一个高高的，又窄又长的，象柜台似的桌子（多数呈一字形，也有的呈V字形或W形）把整个房间一分为二。客人坐在桌子的外侧吃饭，喝酒；主人则在桌子的里侧边做饭，边照顾客人。
　　还有一些饭馆是所谓日本式（也叫“榻榻米”式）的。这里没有椅子，只是用一个个隔扇将一个个矮桌隔开，客人们吃饭时围着桌子席地而坐。稍微高级一些的还设有单间，那大概就相当于中国的“雅座”了吧。
　　味道园不是一家大餐馆，却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饭铺。它是一幢挤在林立的建筑物中的二层小楼（日本地盘小，所以在大城市，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得见缝插针地建立起来。那种拥挤不堪的程度，大概不是生活地域宽广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二层就是所谓的“榻榻米”式，其中还包括两间能容纳十来个人的雅座。一层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吃正餐的，共设有六张带烤肉设备的桌子；被墙壁隔开的另一部分则是个典型的日本式小酒馆。
　　日本民族是善于“拿来”的民族。先不说他们原封不动地搬走了中国的汉字；也不论日语词汇中占三分之一的外来语是生吞活剥的英语，就拿吃饭这一点来说，他们也是集世界之大成。在成千上万个饮食店铺中，世界各种风味的菜肴无所不有，以至于很难断定“日本料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是否还占有压倒优势。西洋的牛油面包，牛排，中国的面条，饺子，烧麦，炒饭，印度的咖喱饭，朝鲜的泡菜……这些食物出现于日本人餐桌上的次数，恐怕并不少于日本的生鱼片，醋饭团和黄酱汤。
　　味道园是一家经营朝鲜菜的餐馆。据说该餐馆老板的上代人中多少沾着一点朝鲜人的血统，而老板本人即未去过朝鲜，又不会说一句朝鲜文，与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位老板四十岁刚出头，五短身材，肌肉发达，性格十分豁达开朗。他的太太－－我们的老板娘，则是一位百分之百日本血统的，年近四十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们所有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极为慈祥的“妈妈”。
　　味道园的经营者虽然是老板，但店里的日常工作却基本上由老板的代理人－－店长，一个才满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全权管理。最近又给店长配备了两名副手，也都是才满十七岁的小伙子。
　　店里除了店长和两名副手三人算是“正式职工”外，其余的十几个人都跟我一样，做的是临时工，并且全是清一色的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专科生，大学生。最大的大学三年级，也不过才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则刚刚十四五岁。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或一个星期来干六天，或一个星期来干两天；或一天干十个小时，或一天只干两小时。
　　在日本名目繁多的各式风味菜肴中，朝鲜烤肉属于相当昂贵的一种。普通人或许三天可以去一次中国餐馆，却一个月也未必能光顾一次朝鲜烤肉店。而味道园的生意却永远是那么兴隆，客来客往，座无虚席。尤其到了节假日，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后浪推前浪似地涌进来，不大的店堂里，上上下下真象开了锅一样。且不说那满屋升腾的烤肉的油烟，只需看看二楼“榻榻米”沿下那一大片密密麻麻，形形色色的鞋子，就足够你晕头转向的了。
　　要知道，东京的饭馆多似牛毛，绝不是家家生意都能如此景气的。惨淡经营，勉强支撑的为数相当不少，有的甚至干脆倒闭。就在味道园不远处的另一家朝鲜烤肉店，就常常是空空荡荡，好不冷清。而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一家看去颇为气派的大烤肉店，则不知为什么最近竟然歇了业。
　　实际上，日本的商业竞争是相当激烈的。经营者如果拿不出一套高明的经营办法和手段来，就难以站稳脚跟。味道园的经营者比起他们的同行来，确实不能不说远远地高出了一筹。从进店的第一天起，我就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第六章　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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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现在仍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走马上任了。
　　自前一天离开味道园直到第二次踏进这个门，前后36个小时，我的大脑一直被那张写得满满的菜单折磨着。烤肉类，风味菜类，主食类，蔬菜类，小菜类，饮料类……所有这些听都没听过的古怪菜名，即无字典可查，又无形象可依据，简直是由一大堆字母组成的莫名其妙的拼音。背这些东西真比背“天书”还难。本来我的记性就不那么好，到了这会儿，简直觉得自己的大脑象个没有任何皱褶的光滑的大玻璃球，任凭如何使劲地往上写东西，仍留不下半点痕迹。上任的时刻已然到来了。我只得带着被乱七八糟的菜名搅得一锅粥似的沈甸甸的脑袋，去接受“检阅”。
　　或许，当一个人真正身临某种“关头”的时候，反而会变得镇静起来吧。当我穿上漂漂亮亮的红围裙，把堂堂正正写着本人大名的姓名牌挂到胸前，然后走出更衣室时，我觉得自己就象登台上场的演员似的，进入自己的角色。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加把油儿，好好干吧。”前天跟我谈话的那人对我说。我这才看清楚他胸前的姓名牌，上面写的是“店长”两个字。
　　“你把这些规则看一看，记住。”他说。
　　“是。”我顺着他的手势朝那挂在厨房门边的一个大镜框看去。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 写着：
　　味道园规则
　　O一见客人进门，全体服务人员必须热情地高声说：“欢迎您光临！”
　　O给客人开票之前，必须先客气地对客人招呼：“欢迎您光临。您喜欢吃点儿什么？”然后再开票。
　　O必须严守礼节。无论客人说什么，都必须回答：“是。”
　　O在给客人上菜的同时，一定要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O给客人送餐具，手巾以及饭菜时，必须一份份端端正正摆到每一位客人面前。
　　O密切注意客人餐桌的清洁，整齐，客人用完了的餐具立即撤下餐桌。
　　O在撤去用完的餐具时，必须先对客人招呼：“对不起，失礼了。”“我撤掉这个盘子可以吗？”
　　O在客人用餐过程中，要时时注意给客人添茶。
　　O当客人离去的时候，全体服务人员必须立刻高声致谢：“谢谢您来用餐。欢迎您再次光临！”
　　二楼服务注意事项
　　O当客人上楼梯时，不要紧跟在客人身后上楼梯，应当等客人上完了再上。
　　O给客人开票时，必须恭恭敬敬跪着，先对客人客气地打过招呼：“欢迎您光临！”再给客人开票。
　　O二楼客人的菜全部上齐之后，要到楼下帮忙。下楼之前，一定要把茶水放在客人的桌上，并告诉客人：“您如果有什么事，请按电铃叫我。”
　　O当听到二楼客人按铃时，必须立即高声答应：“是，马上就来！”并迅速上楼为客人服务。
　　O见客人吃完饭，一起身，必须立刻热情地说：“感谢您来用餐！劳驾请您到一楼柜台结帐。”
　　O从每一道菜的做法，到每一顶具体服务工作，都必须完全服从店长的指挥。
　　按我当时的日语水平，上面所写的内容充其量也不过只看懂了二分之一。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被我领会到了，这就是：以“客人的利益至高无上”为核心的一丝不苟的服务。
　　说不出为什么，这使我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激动。一股高亢的情绪使我的心“咚咚咚”地仿佛击着响鼓，全身的力量就在此时此刻凝聚到一点，只等待迸发。
　　“看完了？”
　　“看完了。”
　　“懂了？”
　　“懂了。”
　　“要做到。“
　　“是，一定做到！”
　　“好的，跟我来。”于是店长带着我，从桌子的擦法开始，将一件又一件具体工作：烤肉炉的使用方法啦，饮料的配制方法啦……边讲边做地从头到尾教了我一遍。他讲话讲得飞快，我几乎没有几句能听懂，只能凭借着他的手势和动作，拼命开动思想的齿轮迅速地理解一切，记住一切。
　　味道园每天下午的营业时间是从五点到午夜的两点半。因为我是所有打工的人中上班最早的一个，所以开点之前的全部准备工作都得由我来完成。从整个店堂的卫生：扫地，拖地，擦“榻榻米”，擦桌子（包括擦干净摆在每张餐桌上的盛着各种佐料的瓶瓶罐罐），到准备玻璃杯，酒具，碟子，碗，勺，以及餐巾纸，手巾，冰镇饮料；还必须把一摞摞替换用的烤肉铁板全部涂上油……要在短短三四十分钟里做完这么多事情，确实够我一个人忙的。好在我手脚还算麻利，思维也能条条有绪，更重要的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一个从北京来的中国人，应该争一口气！
　　噌，噌，噌，刷，刷，刷，上楼，下楼，上楼，下楼……
　　当店堂的大挂钟“铛铛”地敲过五下时，我已经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并按店长的指示打开了店门。写着味道园三个大字的霓虹灯开始向顾客频频眨眼，富于民谣情调的“背景音乐”开始在灯光通明的店堂上下低声回荡。
　　两三个打工的青年来上班了。彼此微笑着鞠躬行礼，自我介绍。
　　“你好！”
　　“你好！”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一水儿的日本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外”！
　　清脆的门铃刚一响，就听店长精神十足地一声：“欢迎您光临！”
　　“欢迎－－光临！”所有的人立刻齐刷刷地应和起来。我才明白是客人来了。客人刚落座，就见铃木（打工的一个女孩子）拿着手巾，筷子和帐票而轻快地向客人迎去。她恭敬地弯腰行礼，然后笑容可掬地说：“欢迎您光临！您想吃点什么？”
　　“一瓶啤酒。”
　　“是。”
　　“一份卡路比。”
　　“是。”
　　“一份洛司。”
　　“是。”接着铃木又把客人点的菜清清楚楚地重复了一遍：“就是这些，对吗？”
　　“对，不错。”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铃木快步来到厨房窗口，将刚好写好的帐票放在窗台上，对里面说：
　　“六号桌的菜，劳驾拜托了！”
　　“是。”厨房里传来了响亮的回答声。
　　铃木转身迅速取出啤酒，酒牌和小碟子，一起放在托盘上送给客人：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东西一一摆摆在客人面前之后，她又点着了桌子中央的烤肉炉：
　　“对不起，我失礼了！”她说完回到厨房窗口，客人点的菜已经摆在那里，铃木用双手托着送给客人：
　　“这是您要的一份卡路比，一份洛司，让您久等了！”
　　我不眨眼珠地看着铃木的一举一动，“原来是这样做。”
　　客人陆陆续续来了，工作渐渐紧张起来。我这个“老外”再不能袖手旁观，迟迟不出场了。“没关系”，我给自己打着气，“一回生二回熟，不干永远不会干。”
　　“小陈！”店长这时在窗口叫我了。
　　“是。”
　　“这是三号桌子的菜，劳驾了！”
　　“这是－－”我盯着那个盘子，却不由得发了愣，这是个啥菜呢？
　　“交洛司。记住，是交－－洛－－司。对客人要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是。”我端着那银色的盘子，里面盛着血红血红，薄薄的，四四方方的，浇着亮晶晶卤汁的精瘦牛肉片儿，上面还装饰着两片胡萝卜，两片青椒和一朵嫩绿的菜花。原来这个菜就是交洛司，我记住了。我把盘子轻轻地放在客人面前，一口气说出了所有该说的话，虽说舌头还不很利索。刚回到窗口，店长又在叫了：
　　“小陈，劳驾了，这是一号桌的卡路比库巴，不要忘了拿汤勺。”
　　“是。”
　　“小陈，劳驾，给六号桌的客人上茶。要说：‘对不起，我失礼了’！”
　　“是。”
　　“小陈，”“小陈，”“小陈，”…………
　　“是，”“是，”“是，”…………
　　端菜，端茶，收盘子，收碗，擦桌子…………
　　客人这个来了，那个走了。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
　　“欢迎光临！”“欢迎！”…………
　　“感谢用餐！”“感谢！”…………
　　“小陈，”店长又叫我了：“去给五号的客人开票，劳架拜托！”
　　什么？我傻了，－－－－去开票？！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默写生词。老师捧着书，在学生们的课桌间悠悠地踱着步子，用拖得长长的声音读每一个生词。“一个生词念三遍，写不出来得零蛋。”可那个时候也不知为什么，许多那么简单的字，就是写不出来。
　　“回家的‘回’，回家的‘回’，……”老师重复着。
　　“回家的‘回’？”我把铅笔杆咬得尽是麻麻扎扎的小牙印儿，可是就是咬不出个“回”字来。老师踱到了我的课桌边，站住了。我拼命咬铅笔。
　　“你呀，你呀！”老师直叹气：“这个字儿多简单，大口套小口嘛！”
　　“大口套小口？”我反倒更蒙了，“大口套小口，什么意思呢？大口是个什么东西呀？”
　　二十多年一晃，今天我又遇上了“默写生词”的问题。才三十六个小时，那张菜单上那么多菜名我哪个也默不下来。人家点个子丑寅卯我连听都听不懂，怎么往帐票上写呀。真有点儿犯憷，可又不想打退堂鼓。
　　“没关系，”店长鼓励我：“去锻炼锻炼！”
　　“是。”我拿着帐票向客人走去。还是那句话：一回生二回熟，不干永远不会干。再说，实在不行的话店长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呀。
　　“欢迎您光临！”我向两位客人鞠躬，端端正正地摆好筷子，擦手巾：“您想吃点什么？”
　　这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俩正对着菜单细细酌着。
　　“先来一瓶啤酒吧。”老头儿说。
　　“是，一瓶啤酒。”啤酒这两个字正巧刚在课堂上学过，我很快就写了下来。
　　“再来一份堂肖，一份雷巴。”
　　什么，什么？这下我全傻了，完全不知所云。“对不起，您说的是－－－－”
　　“堂肖和雷巴。”老头儿重复了一遍。见我丝毫没有反应，慢慢抬起头来，无意中注意到了我的姓名牌。出乎意料地，他脸上浮出了谅解的笑容：“哦，对不起，我说的是这个。”他用食指点着菜单上的菜名。我如获至宝，赶快照猫画虎地把那几个字母抄在菜单上。接着，老头儿又指着另一个菜名告诉我：
　　“还有这个。”
　　我那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扑通落了地。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轻得几乎要飞起来。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些客人没有一个是老虎。老头老太太也好，小伙子大姑娘也好，面孔庄重，衣冠楚楚的也好，目光和善，衣着随便的也好；他们全都具备足够的涵养，当你不懂时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指给你，念给你，乃至教给你（这一点很快又被他几位客人的行动所证实）。
　　“小陈，五号桌的菜，让你久等了。”店长的脸出现在厨房窗口，那双望着我的眼睛里隐隐出几分满意：“记住，这就叫堂－－肖－－。”
　　哦，原来是牛舌头。
　　“这就是雷－－巴－－。”
　　哦，闹了半天雷巴是牛肝。一下子，我就记住了它们－－连同菜名，写法以及它的形象。
　　这一晚上的六个小时，伴随着客人的来来去去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觉得我的“本事”也有如雨后出土的笋尖儿似的一节儿一节儿地往上蹿。几种最主要的菜名渐渐地烂熟起来，而越熟就胆子越大，胆子越大也就学得越快。
　　“小陈，”店长又叫我了：“快要到你下班的时间了，你该吃饭了。”按照这个店的规矩，在店里干活五个小时以上的人可以白吃一顿饭。这顿饭，除了店里一千日元以上的高价菜以外，吃什么都可以。
　　“可是现在客人还挺多呢。”我有点儿不好意思。
　　“那不关你的事，你是说好就干到10点半的。你想吃什么？”
　　“吃什么呢？我可真说不上来－－连这里有什么饭都还没完全闹清楚呢。我只知道自己早已‘饥肠响如鼓’了”。
　　“这样吧，给你做卡路比库巴，如何？”
　　“谢谢！”
　　过了不大一会儿，一大碗冒着热气的牛肉烩饭端到我面前。
　　“小陈，让你久等了。六号桌子空着，坐到那儿慢慢吃吧。”店长说着，又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放在桌了：“请喝茶。”
　　“谢谢。”我的声音很轻，只觉得有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在胸中滚动。眼前的这碗饭真叫我垂涎欲滴：飘着一层艳红艳红辣椒油的牛肉汤里露出几块牛肉排骨，一个黄黄的鸡蛋，一撮黑亮的紫菜，几根碧绿的韭菜，几条红红的胡萝卜丝，还撒着芝麻。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实在说不出有多么痛快。
　　当店堂里的大钟敲响10点半的时候，我正好吃完饭。
　　“到你下班的时间了，小陈。”
　　“那么”，我学着铃木他们每一个人的样，一边深深地鞠躬一边说：“对不起，我就先失礼了。”
　　“你辛苦了！”店长高声说。
　　“你辛苦了！”店长所有的同伴都热情地向我招呼。
　　“辛苦了！”
　　直到我走出店门，耳边还久久响着这激情的声音。一种形容不出的快乐使我差点了跳起舞来，虽说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　



第七章　紧张。配合。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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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来不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只在中学时参加过有数的几次篮球比赛。胜负我是早已忘了，可比赛时那种争分夺秒，奋起力争的紧张劲儿，彼此同仇敌忾，互相配合的“阵营感”和蓬勃向上的情绪，直到离开学校很久以后，我还一直深深留恋着。万没想到，在味道园我竟又找到了这早已久违的东西。
　　一成为味道园的一员，身处的环境就立刻使你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完全站在客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去工作。我们这些“做饭的”应当跟那些来吃饭人一样“饿”，一样“渴”，甚至比他们还着急。让客人长时间地等待简直就是罪过。要快，越快越好，如流星闪电，恨不能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象变戏法儿似的把客人点的一切全摆在他面前。
　　这里，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客人刚一落座，五秒钟之内就得把擦手毛巾，筷子摆到客人面前，恭候客人点菜。客人点完菜，两分钟之内就得把茶水或啤酒等饮料端上去。最简单的小菜必须在三分钟之内上桌，一般的菜肴不超过五六分钟，最复杂的也绝不能超出15分钟。听到客人的要求，应当象是接到了圣旨，要闻风而动，要象箭似地“嗖，嗖，嗖。”绝对不可以爱搭不理，慢慢吞吞，迈四方步。
　　其实，这里的饭菜，除了泡菜等几种小菜是现成的以外，其余菜肴都是客人随点随做的。这是为了保证客人吃得新鲜。包括象“朝鲜冷面”这样费功费时的东西，从烧开水煮面到出锅冷却，直至端上桌，也完全是在听到客人的要求之后才动手的。而这里不管做什么，都绝不来“大锅烩。”菜，是一份一份地做；饭，是一小锅一小锅地煮（当然不是家庭用的小锅）；肉，菜，也都是用完多少再准备多少。这样一来，厨房里的工作是何等紧张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往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三头六臂的本事。火上烧着一样，手中干着一样，心里还得想着一样。时间得掐得准，多一分不行，少一秒也不行；手下的功夫要到家，一下就是一下，没时间容你来回反复；头脑里象电子计算机，客人点的菜一下来，立刻要在大脑里形成程序：干完这个，紧跟着又该干什么。要分分秒秒，滴水不漏，纹丝不乱。
　　工作的高度紧张常常使我产生一种时间上的错觉：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迎来了又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盘子端上去了以撤下来了，一张又一张桌子脏了，收拾干净了又脏了……抬头一看表，才不过过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有多少次我都觉得是钟停了。时间的容量在这里被成倍地扩大了。一分钟里完成的工作，比以前十分钟，几十分钟，甚至一个钟头完成的还多。
　　而工作又象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一样源源不断。且不说餐桌桌面上的端上端下，擦擦洗洗，就拿厨房里来说，淘米，洗菜，削皮，切肉之类的辅助工作连同不断撤换下来的碗筷，烤肉炉之类的涮涮洗洗，随着客人一批批的更换，总是一茬紧接一茬没有空隙地循环下去。每一个工作的人，从上班的第一分钟起，就象上紧了弦的马蹄表，嘀嗒嘀嗒一分不歇地一溜小跑直干到终点。
　　日本人的“阵营感”（或者说“团体感”）是很强的。一个人一旦参加到某个社会团体之中－－成千上万的大工厂，大企业也好，几十人，上百人的公司也好，乃至不过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单位－－都会立刻深化进去，视“单位”与“自我”为一体，与抱成一团。所谓“离心”，“内讧”和“散沙”的状况是不多见的。
　　味道园也一样。甭管你是张三李四，也甭管你来自何方，一旦你参加进来，面对着所有宾客，所有其他的店铺，“我们”就成了一个阵营。不论干什么，大家都齐心协力地膘成一股劲儿。你帮助我，我配合你，你呼我应，正象贴在我们更衣室里的一个口号所写的：“让我们大家时刻注意：互相呼应，互相交流，互相配合，团结一致搞好工作。”
　　经常，我刚给客人开完菜单回来，别的伙伴早已帮我把客人需要的茶水，酒杯，小碟子准备好摆在托盘上了；客人吃完走了，我去收拾桌子；刚把脏碗，脏盘摞成一摞儿，一个伙伴路过立刻把它们全捎走了；我正擦着桌子，又一个伙伴过来帮我把用过的烤炉拿走，换来一个干净的。于是，我也很快地学会了－－只要自己的手一空下来立刻去助其他伙伴一臂之力。
　　然而，仅仅在动作上的配合不够，还必须在声音上互相呼应。当谁一喊道：“欢迎光临！”或“谢谢！”时，其他所有人都要马上高声配合道：“欢迎您光临”，“谢谢”，就象一声领唱引出的齐声合唱。同样，当厨房外边的人把开好的菜单或收拾回来的脏碗盘送到厨房窗口时，一定要高声对里面招呼道：“劳驾，拜托你们了！”里面的人一定会齐声回答：“是。”……这种一乎百应，有唱有和的工作配合是当作一项严肃的原则来看待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参加这种“大合唱”。由于日语尚不熟练，同样的一句话我和别人一起张嘴，结果我总比人家慢好几拍，窘得我够伧。结果就不爱张嘴了。别的伙伴发现了，小声笑着问我：“你为什么不开口呀？”
　　“我说不好。”我觉得自己是有理的。
　　店长发现了，绷着脸问我：“为什么不对客人说谢谢？”
　　天－－呀！他居然这么想。我愣了。
　　“要知道，东京到处地饭馆。客人们如果认为味道园的服务不好，完全可以从此不上这个门，上别的店去吃。那样的话，咱们每人的工资从哪儿来？味道园又靠什么来支撑？所以，客人们来吃饭，我们一定得热情地表示欢迎和感谢。让他们从心里觉得满意，愿意再来我们味道园。你以为你一个人不吭声不要紧，可是你不抬头不开口的样子会给客人什么感觉？他们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想法？反之，如果客人一进门或吃完一起身，咱们就都一个不落地齐刷刷地对他们打招呼，那又会给客人什么感觉？他们因此又会怎么想？你考虑考虑。”
　　店长的话我虽然听了个囫囵吞枣，却真觉得长了见识。于是我明白了：在这里“个人”与“单位”是怎样一种戚与共的关系，而努力取得“最佳服务效果”又为什么如此重要。由此，我也就多少理解了为什么这里的同事们工作能如此密切配合，而又互相谦让。
　　说到互相谦让，我很惭愧－－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没有学到家。不知是因为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因为我这个人任性惯了，反正，凡是在我看来理所当然而无可非议的行为，在这些日本人做来，就一定会向对方表示歉意。比如，我正在水龙头下淘米，一个伙伴急于要接一点水。那么他肯定先欠欠身子说一句：“对不起，我接一下水可以吗？”等接完水，必定还要再说一句：“对不起，我失礼了。”如果换了我，我肯定不会说什么失礼不失礼，这一切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何必非要扯到“失礼”去呢？可是他们却不。不论工作紧张到何种程度，也不管自己手头有多么急需，都一定要在事先和事后向对方道歉：“对不起，我拿一下那个盘子。失礼了！”
　　“对不起，开一下冰箱可以吗？失礼了！谢谢！”
　　“对不起，从这儿过一下可以吗？啊，失礼失礼！”
　　“对不起，先让我拿一下行吗？谢谢，失礼了。”
　　反过来，凡是要请别人做事的时候，无论多么理所当然，也必定要说一句：“劳驾拜托”或者“麻烦你了”。
　　“一号桌的菜，（请送去）劳驾了！”
　　“这只玻璃杯（请洗一洗）麻烦你了！”
　　“二号桌子（还没来得及擦）拜托你了！”
　　包括店长开口闭口也同样是“对不起，劳驾拜托”之类。
　　起先，我认为这些“口头禅”似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可是渐渐地我发现并非如此。在他们这些人的认识中：接水也好，拿盘子也好，虽然都是为了工作，但由于“我”的这个动作妨碍了别人正干着的事，这就是失礼。同样，尽管是由于自己太忙才请求别人作什么，但毕竟是“我”麻烦了人家，这就要表示歉意。
　　我这个“老外”直到现在也还习惯不了开口闭口“失礼”“劳驾”之类的客套，可是说实在的，在这种友善的合作气氛中工作心情的确是轻松舒畅。试想：你正开着水龙头在洗东西，忽然一个人一句话也不说就端上来一个盆，把水哗哗哗接到他那里，然后又二话没有就一扭身走了。这么做，任凭多么天经地义，相比起来也不如向对方打打招呼要好得多。
　　不光如此，这里还特别注重所谓的“工作情绪”问题。记得初来时，就因为这个，我还特别受过一次店长的“教训”。他批评我工作时情绪不高昂－－上班来，向同事问好时，声音不宏亮，连头也不抬起来；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脸上笑容很少，也从不用目光与别的同事交流情绪。
　　简直吹毛求疵！－－我心里说。我卖力气干活不就得了嘛！可店长却不能这么直接反驳，所以我拐了一个弯：
　　“可是，我跟客人打交道时，总是笑容满面的。”
　　“那是最起码的！”店长那双望着我的目光几乎是严峻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进了味道园的大门，就应该忘掉自己－－不管你有多大的不痛快，或有多么不舒服。要知道，在一个工作团体中一个人情绪好坏是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的。你想想看：这儿的工作一环扣着一环，完全要靠配合。可如果有一个人只管自己闷着头看，垂着个眼皮沉着个脸，锁着个眉头闭着个嘴，别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谁晓得究竟是哪一位得罪了他，他是在跟什么人呕气？这样的态度，其他人看着都心寒还怎么谈得上配合？五六个人一起工作，其中只要来上这样的一位，那其余的四五个人就别想饱满的情绪。本来嘛，旁边总有那么一片暗暗的阴影。”
　　嘿，“阴影”，还挺会形容！我差点儿笑了。可嘴上却不能轻易服输：
　　“那－－如果一块儿工作的有那么一个人，我一瞧见他就讨厌，怎么办？”
　　“什么？你说地是谁？”店长立刻追问。
　　“谁也不是，”我急忙声明：“我是说，如果。”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还是我前面说的：既来工作，就要完全忘掉个人。要百分之百地服从工作。假如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工作从何谈起？配合从何谈起？工作效率又从何谈起？再说，矛盾也不能靠这个办法来解决，只会越闹越僵，你说呢？”
　　“嗯，是这么回事。”我点点头。
　　“所以，我们这里衡量一个工作人员的标准，首先就是看他工作时的情绪是否高涨，能否主动与别人交流，配合。”
　　店长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曾经看见过许多招工广告的最开头都写着：“征招性格开朗，态度热情的男女青年……”云云。他们竟然如此看重这一点。
　　“那么，第二条标准是什么呢？”我接着问。
　　“办事准确无误，不出差错。”
　　“第三条呢？”
　　“动作敏捷，速度快。”
　　闹了半天，“速度快”是第三！正好与我的想法满拧。
　　“以前这个店有过一个打工的，样样工作都拿手，动作又快，一个人顶上两三个人了。但是，我们把他辞退了。”
　　“为什么？”
　　“嘴太唠叨。跟他一起干活儿，他总是说三道四，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行－－闹得别人都束手束脚，别别扭扭，工作情绪也提不起来。他一个人快是快了，但破坏了整个集体的情绪，那就不能容忍了。”
　　赫！竟有这么严重。我又长了识了。
　　从此，我从“工作情绪”入手，来了一个改头换面：一上班，就力争浑身上下充满“精神气儿”－－头要抬，胸要挺；脸要放光，眼要有神；开口要勤，声音要响亮。微笑，微笑，总给对方（客人也好，同伴也好）以春风和阳光。
　　“你干得很出色！”当我从老板手中接过第一个月份的工资时，他笑吟吟地对我说：“客人们对你挺满意，其他同事也很喜欢你。从下个月起，我决定把你每小时六百元的工资提高到六百五十元。望你继续努力。谢谢你！”
　　“是！”一股有力的声音从我的胸腔发出。
　　我－－到底胜利了。　



第八章　“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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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劳动挣钱，靠工作挣钱－－这是个尽人皆知的简单道理。可是我觉得：只有来到日本打工之后，这“挣”字的含义才能充分体会出来。在这里，不挣钱就别想生存。而这钱，也的的确确是靠着一分钟一分钟的劳动，靠着一把一把的力气，靠着一滴一滴的汗珠，甚至是靠着咬牙，拼命挣来的。一分钟的劳动，一分钟的价钱，多干一分钟和少干一分钟得到的就是两样。
　　你说：现在不忙，让我抽根烟歇口气吧。
　　行。抽烟当然可以。可是你得把抽烟的时间，即令是五分钟，八分钟，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记到劳动卡片上，从你的劳动时间里刨出去。
　　你说：我现在饿得要命，吃饭行吗？
　　不行。你的工作还差五分钟才满五个小时，还不能吃饭。如果实在想吃，请把提前吃饭的时间记到劳动卡片上，从你的工作时间口刨出去。
　　你说：我今天感冒很厉害，头痛，发烧，浑身没劲儿。悠着点儿干，行吗？
　　既然你觉得这么难受，就不必干活，回家休息去吧：如果你感觉不要紧，问题不大，那就请拿出饱满的精神来加油干。
　　的确，这里容不得偷懒，容不得溜奸耍滑，也容不得“泡”，“磨”，“混”，甚至不存在所谓“悠着点干”一说。你到这里来干活，付给你的是百分之百的“气力钱”。你想只出五十分的力气却得到九十分的钱，就算你的老子是天皇陛下，也照样白搭。
　　从前常听人说，打工很累很苦，而只有当身临其境地打工时，才算真正尝得了那究竟是怎样一番滋味儿。说挣钱，挣钱，有时简直就和挣命似的。
　　怎么能不累呢？六个小时，七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的连轴干。一分钟休息也没有(顶多是原地站着喘口气儿)。动作要快自然不必说，而且还丝毫不能吝惜自己的力气。有时工作的那种紧张程度几乎象是在打仗。这里，咱们不妨摄取一小段工作镜头看看。
　　有那么一个晚上，店里干活的人特别少，而客人却异常得多。二楼上，就我一个人在单枪匹马地招待着好几桌客人。给这批新到的客人的菜单还没开完，那边升降机(从厨房往二楼上送菜的机器)已经不耐烦地频频发出信号催促我去取菜了。赶紧给客人开完菜单，刚奔到升降机跟前拿菜，另一桌的客人按电铃呼唤了：
　　“大姐！(这里称饭店服务员都是大哥，大姐)可以给我们换换铁板吗？”
　　“是，马上就来！”边答应着，边争分夺秒地把升降机里的菜都取出来。好几份。哪份是哪桌的也闹不清了。一边开着啤酒瓶，一边用眼睛搜索着每一张菜单，把菜和桌子对上号。对上了一份是一份，端起来连同啤酒箭步给客人送去。到了桌子跟前，嘴里连连道着“对不起”，手上一面紧忙着摆菜，收拾用过的餐具。
　　“大姐，给一杯凉水行吗？”这时，另一桌的客人又发话了。
　　“是，请稍等片刻。”我一只手用钩子挑着一块干净的铁板，另一只手端上一杯凉水。
　　“对不起，我来给您换换铁板。”弯下去的腰还没有直起来，只听升降机又发出了紧促的信号声。此时此刻，两位客人几乎同时向着我：
　　“大姐！请给我们一只小碗，一把小勺。”
　　“对不起，再要一份雷巴撒西。”
　　“是，是！”我答应着，飞奔到升降机旁一样接一样地把菜取出来。顿时，盘盘碗碗，瓶瓶罐罐，冒着热气的，窜着凉气的，五颜六色弄得我眼花缭乱。放下升降机，同时对下面高声招呼道：
　　“一份雷巴撒西，劳驾了！”扭着头，马上给菜对号。这是－－五号桌的酒，小菜：这是－－三号桌的肉，青菜：这米饭是－－哪号的呢？
　　“劳驾，请再给我们来三份比宾巴。”
　　“是。”
　　“对不起，我们要的小碗和小勺，还没……”
　　“哦，实在抱歉！”
　　“大姐，请给我们换换铁板。”
　　“是，这就来，请稍等片刻！”老天爷，简直乱了套了！要能再长出三个脑袋六只手该多好！可惜办不到。除了自己再提高速度加快频率。大托盘里能多装就拼命多装：一趟可以解决的就不走两趟，两步能走到的就不迈五步。脚下恨不能踩上风火轮儿，两只耳朵同时听两位客人发话。手上一边忙着，脚下一边颠着，脑子里一边记着，嘴上一边喊着。活象个扑腾着翅膀的燕子，在客人之间穿来穿去。正忙得不可开交，就听楼梯“嗵嗵嗵”一阵乱响，又上来了一大批客人。
　　“欢迎光临！”我连忙招呼，心里却不禁连连叫苦。
　　“我们一共十六个人，要雅座。”这一行彪形大汉的到来，更使店堂显得拥挤忙乱。
　　“请，请这里坐！”我拉开雅座的门。
　　“先给来上二十瓶啤酒再说！”他们连鞋还没脱完，就急不可耐地下令。通道里顿时就被一大片横七竖八的鞋塞了个满满当当。
　　“是，二十瓶啤酒。”我刚答应完，身后又响起另一位客人的声音：
　　“劳驾，麻烦给买一包香烟，要七星牌的。”
　　“是。”天呀！我还得到店外边去买香烟。又是这头，又是那头，我先顾哪头好呢？
　　“大姐，能不能再给我们来点儿茶？”
　　“对不起，我们要五张餐巾。”
　　“是，是”，可升降机那边又在催命了……真是四面楚歌呀！
　　我的脑袋大了，象个膨张起来的大气球。那么多人齐向里面吹气－－简直要爆炸！一股强烈的烦燥感冲上心头，我差不多恨起了这些客人。但我终究还是清醒的：“险情”不排除，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很显然，由于人手少，楼下此时想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二楼这场“硬仗”今天就全看我的了。到了这个时刻，累是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唯一的念头就是非咬紧牙关不可。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先拿出升降机里的菜，同客人要的茶水一道送到桌了。趁那二十瓶啤酒还没上来的功夫，一溜烟地出去买回一包烟交给客人。接着就去取升降机送来的二十瓶啤酒。酒瓶的盖子我一个也没有起，整个连锅端到雅座。
　　“今天情况特殊，就让这十六个五尺大汉自力更生一下吧。”我心说，交给他们一把起子：
　　“对不起，今天很忙，我失礼了。”
　　趁着他们一个个地开酒瓶，我连忙抽身出来先把客人要的五张餐巾交给他们，然后用闪电般的速度洗玻璃杯(此时干净的玻璃杯全用完了，脏玻璃杯堆满了一水池)。“嗖嗖嗖”，十六只玻璃杯洗出来了，再加上十六双筷子，十六条擦手巾都放在托盘上送进雅座。酒瓶已经全开完了，他们一面互相斟着酒，我一面给他们开菜。汗水顺着脑门子成串地地往下掉，可连抬手抹一把汗的工夫也没有……
　　偷眼一看钟，竟还不到8点。怎么忙了这么老半天，还不到8点！地球为什么转得这么慢－－我简直愤怒了！还要挨三个小时才能到10点半。三个小时在这里实在比三年还显得漫长，遥遥无期。三个小时，这意味着：我还要迎接多少批客人，还要端上端下走马灯似地来回转多少个圈儿，还要洗多少个玻璃杯，开多少个啤酒瓶，收拾多少次桌子……
　　挣钱－－这就叫“挣”钱。谈何容易！这是用自己的身体－－从大脑的每一根神经到全身的每一条肌肉去拼来的，是紧咬着牙关一分一秒地拼来的。
　　瞧我们这些自费留学生：不光白天要为学习而奋斗，而且晚上还要为挣钱而拼命。学习与生活两副重担一并压在肩头。不上学吧，你求的是什么学？不干活吧，学费，生活费全打哪儿来？我真羡慕那些公费留学生，他们可以一门心思去钻研学问而不必为生活发愁。
　　我也羡慕那些出来投亲靠友的人，他们可以一门心思去挣钱，而不必为求学烦恼。我们呢，却同时被两股力量紧紧拉扯着，顾了这头又得顾那头，象打仗一样。每天－－连星期天也在内，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之外，再找不出一分钟的空闲。生命的每一分钟，从未象现在这样被高效率的利用着。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所谓“勤工俭学”的奋斗生活。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0:32
第九章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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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商业，服务业视顾客为生命，千方百计满足顾客的要求被看作天经地义。拿“味道园”来说，客人可以叫我们去给买香烟，买饮料(我们店没有的)，可以叫我们替他烤肉，或替他们装成盒儿带回家，可以打电话叫我们把饭菜直接为他们送到家。对菜的味道，他们也可以任意提出要求：咸一点儿啦，淡一点儿啦，生一点儿啦，烂一点儿啦，块儿要切得大一点，或小一点啦，多搁点儿蒜啦，少来点儿胡椒面啦……
　　另外，餐巾也好，擦手巾也好，杯碟碗筷也好，乃至各种各样的调味品都绝不限量，要多少一定给多少－－对客人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反之，要是我们的工作出了差错，则不单要赔礼道歉，甚至要赔偿损失。
　　在没打工以前，曾听我的一个同班男生说，他由于跟店长吵了一架，所以被辞掉了。说起吵架的原因，只因为一位客人把自己的酒杯碰翻了，酒洒了一桌子。那位男生给客人擦桌子时没有吭声，于是店长叫他重新向客人道对不起。那个男生很不服气：
　　“酒又不是我弄洒的，凭什么要我向客人道对不起呢？”为此他跟店长大吵了一架。
　　在班上他振振有词地对我们说：
　　“真不讲理，明明不是我的错，非要我承认错误，岂不荒谬！当时，连那个客人自己都证明酒不是我弄洒的。可店长就是死揪着我不放。”
　　听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我还挺同情这们男生，本来嘛，什么事不都该凭事实讲道理吗？可到了味道园，我明白了：问题出在我们的观念完全是中国式的，而不是日本式的。
　　所谓“日本式“就是无论如何要让客人感到心满意足，而不能叫他们带走一丝一毫的遗憾。就拿那杯酒来说，虽然是客人自己洒的，可服务者就应该想到这“洒“是由于我的服务不够周到。比方说：是否酒杯摆的不是地方？是否桌子上的盘子太拥挤，酒杯没处放？等等。
　　看使你不承认如此，也必须对客人表示歉意，让这种意思通过道歉传达出来。在味道园，我觉得每天工作中用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开口闭口，即便与我八杆也打不着的，也要说声“对不起”。至于说到向客人赔偿损失，那也是常有的事。比方说，一个菜，如果客人提出不好吃，那么不仅立刻要给他重新做一份，同时还得赔上一连串的“对不起”。
　　有一次，一个客人从他的菜里挑出了一个小虫子，我们顿时如临大敌，不仅重新做了一份菜，而且他这顿饭的全部费用－－一共八千日元－－一个子了不要，算白送他。临了还得一句又一句地道歉。还有一次，我给客人上汤时，把汤洒在了客人的毛衣上。于是店长立刻把客人的毛衣送到洗衣店去洗，洗好后又亲自送到他家里。
　　这一类事在日本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你不这么作，就赢不来顾客，就要彻底失败。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老板，店长对客人确实是相当大方。成摞成摞的烤肉铁板(大的约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小的约八寸长，五寸宽)，一块块全用最高极的芝麻油来回涂好几遍。刚去时见到这情形，我简直是目瞪口呆！
　　另外，由于白天顾客少，为了招徕顾客，店里不仅把白天的菜价降低，而且还白搭上一小瓶牛奶做的饮料。店堂里永远备有当天的报纸和最新的杂志，供客人阅读，店堂入口处也总摆着糖果，供客人随便享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客人也是和气而懂礼貌的(至少表面如此)。尽管他们凭着“主人”的身份，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但从不吹胡子瞪眼，总是用请求的口气跟你说话：
　　“啊，对不起，”客人们开口闲口也总是如此，“劳驾您能给我们换换铁板好吗？”
　　“对不起，想再要一杯茶行吗？”
　　看到我们忙得四脚朝天时，他们会十分耐心地等待，既不发牢骚，也不催促。有的人还会向你深表同情地说：
　　“今天你们真够忙的，给你们添麻烦了。”
　　给他们上菜，倒茶，撤换餐具什么的。他们总是微笑着点头向你致谢。吃完了，也一定是说着“谢谢“离开。主宾之间任何时候都是和和气气，恭恭敬敬的。
　　由于地理的原因，出入于味道园的客人各式各样，形形色色。公司职员，附近的居民，中小企业主，大学生(味道园所处的茗荷谷一带有好几所大学)……他们当中有的显然是“财主“，而有的显然是“穷人“。有钱的来了，一张嘴全都要“上等X肉”，而且一要就是五六份，甚至更多。花多少钱，仿佛与他们根本没关系，就跟“白吃“似的。一旦吃不了，不管是多好的东西，剩下就走，丝毫下带心疼的。
　　有一回来了三四位客人，其中的一位请客。他朝我伸出两根手指头说：
　　“交卡路比二十份，交洛司二十份，……”另外还有这个七份，那个八份。我几乎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交卡路比－－上等小牛肉，交洛司－－上等牛里肌，这都是一份一千五百块钱的呀，他竟要了两个二十份！他们这一顿饭的钱快要赶上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再说，这么多，他们有这么大的肚子吗？果不其然，结果他们只吃掉了四分之一，其中有的干脆原封没动地就那么扔着，扬长而去。好家伙，这人不是神经出了毛病吧！我想。
　　而“穷”的又真是“穷”，甚至叫人觉得可怜。这些人多半都是学生。他们既无优厚的俸禄，又无大笔的存款。靠做打工一小时一小时挣来的那点血汗钱只够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支，不能：挥霍。
　　所以他们虽然进了我们的烤肉店，裤腰带却是紧勒着的，手心里的那点钱也是紧攥着的。他们往往是成帮结伙的来。别看进来是一大群座下是一大片，点起菜来，拿起菜单左研究右研究，结果顶多也不过就是二百八十元一盘的凉拌黄豆芽，或一百元一小碗的煮毛豆之类。量也绝不多于三份。主要就是喝酒(一种度数很低的日本酒，对上苏打水，冰块和柠檬)。
　　来吃饭的客人，不论贫富，绝大多数我都是喜欢的。为他们服务，与他们交往，常常是愉快的。可也有我不喜欢的，尽管只是个别。就拿那么几个“讨厌家伙”来说吧－－
　　……他们上楼来了。擦得铮光瓦亮的高统皮靴踩着楼板“吱嘎吱嘎”作响。我猛一抬头四五个汉子，一式的光头，一式的仁丹胡子，一式的黑漆漆硬挺挺的呢制服，一式的白得晃眼的衬衫领。一张张脸不仅没有丝毫笑容，而且象一堵冰冷的墙一样完全没有表情。
　　我请他们点菜。肃静了足有一分钟之后，一个人开口了－－全然不使用也没有任何客气话。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目光象两道锋利的冷箭。
　　菜单开完，我刚要起身，那个人又发话了：
　　“小碟子，每个人来五个。”
　　“是？！”
　　“餐巾，来一打。”
　　“是？！”
　　“所有的佐料，我们每个人都要三份。”
　　“是？！”
　　“茶水要凉的。我们不用茶杯，用大啤酒杯。给我们酒升里全装满冰块。”
　　“是”。我退出来，不由得用中文连骂了两声讨厌。这叫什么客人，杀气腾腾的。餐巾要一打干什么？就算一个人围两条也用不了一打呀。佐料每人三份，他们使得了吗！……这哪是吃饭？一股情绪涌上来了，我已无法运用理智调动脸上的笑容。我跑下楼去找店长，非要求换人。店长莫明其妙地把铃木调到楼上以后问我：
　　“到底怎么了？”
　　“我讨厌他们。”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看着他们不象好人。”
　　店长哈哈笑起来了：“他们都不坏。以前是拓殖大学的学生，常来的。”
　　怎么说也没用，我看着他们就是不对头：
　　“他们凭什么要餐巾一打，要小碟子要一摞，要佐料要一堆？使得了那么多吗？”
　　“他们当然可以要，随便要多少。他们是客人嘛！”
　　“客人就这么不客气？”
　　“怎么叫不客气？他们是花了钱到这儿来吃饭的呀。”
　　“我不懂！要是我的话，就不给他那么多。吃饭嘛，又不是吃餐巾，吃碟子。”
　　“你呀你呀，这里客人就是主人。你要根据他的意志办，不能叫他根据你的意志办。你的想法怎么老是……跟我们拧着呢！”
　　那几个客人吃完走了以后，我上楼去收拾。果不其然，小碟子也好，佐料也好，很多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而餐巾除了在半打根本没动以外，还有好几张，你说是用了，却干干净净：你说是没用，却又揉成一团……
　　作为饭店的服务员，与各种各样的来客交谈是常有的事。尤其我胸前那块姓名牌明明白白标志着我是个“老外“，于是更引得客人们喜欢我拉话。
　　“你不是日本人？”
　　“是的。我是中国人。”
　　“哦，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香港来的？”
　　“都不是，是从北京来的。”
　　“北－－京－－？！”毫无例外地，他们都会顿时睁园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就仿佛我是个“天外来客”。我不由地笑了。对方的惊讶使我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神往与敬仰。我觉得光彩！
　　从“北京”这两个字开头，一连串的提问便会接踵而来：
　　“万里长城究竟是什么样的？”
　　“北京冬天很冷吗？”
　　“中国人是不是男女都穿人民服？”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武术？”
　　由此，他们叽哩咕噜地说起：
　　他的某个朋友曾去过北京，爬上过万里长城啦……
　　她的哥哥的所在公司是专门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啦……
　　他们家存放着一个从中国买来的工艺品啦……
　　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到中国去看看啦……
　　不论在哪儿，只要听到别人谈我的祖国，我就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中国的一切都形容得十分美好。我巴不得让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发生兴趣，产生感情，让每一个人都爱上中国。
　　“你们确实应该到中国去看一看，真的！那里有古老的文化，还有秀丽的山水。就说那万里长城吧，那可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奇迹呀。你只要一登上长城，哎呀呀呀，啧啧啧，那种感觉，十分壮阔的感觉，真是没法形容。不去实在太遗憾了……”这种宣传，常常能使我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满足。
　　有一天，一了两位台湾的客人。开始我并不知道，开菜时其中那个男的突然对我讲起了中国话：
　　“你是中国人吧？”
　　“是的，你也是？”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到这儿好多年了。你呢？我看你有点儿象大陆的。”
　　“对，我是北京来的。”我打量了那个男的一下，约摸四十岁上下，干瘦。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女的还年轻，浓妆艳抹，戴着假睫毛。
　　“你怎么居然能出来？大陆那边不是卡得很死，不让出来吗？”
　　什么“大陆”，“大陆”的，听着就别扭。
　　“不，现在国家鼓励留学。”我冷冷地回答了一句。等我再去给他们上菜时，那男的又开口了：
　　“还是出来了好，那边呆不得。你们那个文化大革命闹得叫什么！老百姓又受苦又受难……”仿佛谁在用钢针扎我的耳朵，我不能再往下听，一扭头走开了，心里一阵热辣辣地难受。
　　那两个人吃完临走，男的特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来，咱们交个朋友。我也姓陈，在台湾航空公司驻东京办事处工作。你什么时候想来台湾投奔光明，给我打个电话，坐飞机免费。”他龇着牙一笑。
　　甭跟我来这一套！“嚓嚓嚓”几下，我将那张名片扯成几块扔进垃圾箱。说实在的，自打来到日本，结识的“台湾同胞”不下几十，而象他这么可恶的还真是绝无仅有。
　　跟客人打交道，真是什么样的事儿都可能遇到。后来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客人爱着一个从中国来的女留学生，可那位姑娘一直对他很冷淡，他为此非常苦恼。他和好朋友到味道园来吃饭，当知道了我也是中国留学生，就象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地到味道园来－－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向我倾吐他一肚子的苦闷，希葵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灵方”。
　　“你们中国的女孩子是不是越喜欢，就越对谁表示出冷淡呢？”
　　“那可不一定，中国的女孩子也是各式各样的。”
　　“她说她毕了业以后一定要回中国，难道你们都必须回去吗？”
　　“不能说必须，可是想回去的恐怕不是少数吧。”
　　“为什么要回去呢？日本难道不好吗？生活水平这么高，又自由。”
　　“日本好是好，可是到底不是自己的'家'呀。”
　　“她到这里已经六年了，来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岁，总该已经习惯了吧？”
　　“习惯当然是习惯了，然而感情却是另一回事。这，你难道不懂吗？”
　　“昨天我去她那里，她在门上贴了一个条，写着：我很忙，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你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她确实这么想呢，还是嘴上故意要这么说呢？”
　　“对不起，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感情的问题，有时候就连自己也弄不清，更何况是另一个人呢”
　　“是－－吗？”他的声音拖得很长，眼光是一片惆怅。我的回答显然令他失望。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看了怪让人可怜的。可是，我却莫名其妙地更喜欢那位不曾结识的中国女孩子。　



第十章　“味道园人们”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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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晚上咱们店要开个会，你来参加吗？”
　　开会？没想到在日本，在味道园又听到了这个词。可为什么要开会，怎么个开法呢？正因为一无所知，反倒引起了我的好奇。
　　“行呀，我参加。”
　　“地点就在车站左边那个叫‘白十字’的咖啡馆。6点半，准时！”
　　“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店里开呢？”我不解地想。
　　转眼就到了星期三。一出车站，就看见金村－－我们店的第三把手，正在朝我挥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店长派我来接你，怕你找不到。”
　　“谢谢，让你久等了！”我们的店长向来这么仔细周到。
　　金村是去年从大阪来的刚满十七岁的小伙子，有着一副日本人少风的的修长身材，理得利利索索的寸头配上一身黑色的衣服，更使他显得格外精神。在店里他的“官职“是主任。
　　工作时我们不仅得一本正经地称他“主任”，而且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可是在我看来，他总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比方说，别人要是聊天议论个什么事，他听见了肯定要过来插一句：“那我呢？”有一次我听说店长拉肚子，就对店长说，中国的黄连素治拉肚子很管事，明天我拿一些来请他服服看。我刚说完，店长还没表态，就见金村老远就把脖子伸过来：“那我呢？”
　　白十字咖啡馆里，伙伴们差不多都来齐了，大家围坐在茶几周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们来了。垦掉了工作服的他们一个个竟都打扮的这么漂亮。那难道是店长？烫得弯弯曲曲的黑发，配上一件浅兰色的毛衣，黄色夹克式外套，那难道是副店长吗？穿着红黑两色的蝙蝠衫。瞧瞧我们的高木君今天够多么帅，一身浅灰西装，条纹领带，方框眼镜……确实，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工作时严肃紧张，生活时轻松潇洒。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二者适得其所。
　　“小陈，你要喝点什么？”我们的老板笑眯眯地问我。他今天也打扮得很精神，一件最新款式的劳动布牛仔衫使他“五短“的身材也显得不那么短了。
　　喝什么呢？我这个从不逛咖啡馆的人对饮料之类一窍不通。看着周围的伙伴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在喝可可，也有的在喝冰激凌苏打水。想了想，我选择了红茶。
　　“那么，我们开始吧。”老板既象是对大家又象是对店长说道，接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店长放下正端着的一杯果汁，把胸挺了起来：
　　“今天把大家招集起来，是希葵听听大家对店里工作的意见。‘味道园’搞得好搞不好，靠着在座各位的协助。大家认为我们店还有哪些方面存在问题要改善－－服务方面也好，菜肴方面也好，欢迎直接了当，不留情面的提出来。”他用期待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谈谈吧，请都谈一谈！”
　　片刻的宁静显视着二十来个大脑正进行着紧张的思索。
　　“开水，是不是不要光靠我们这边烧，”第一个发言的是副店长加岛君，他出十七岁，一位业余棒球运动员。他专门负责酒店那边的工作：“两边都烧，用进来方便，也可以有备无患。”他指的是烫酒和掺酒用的开水。
　　“对，”店长点点头：“照这样的话，应该再多预备几个开水瓶。”
　　“二楼的烟灰缸不够用，成尤其遇上有宴会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女学生金子发言了。她在店里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库尖的小脸，黄黄的头发。
　　“唔，烟灰缸的问题。”老板一笔一划往本子上记着。
　　“我看，咱们可以买些香烟放在店里代售。省得还要跑到外头买，又慢又耽误工作。”发言的是早稻田大学四年级学生松下君。他是一个吉它迷。一天到晚背着他的宝贝吉它出出进进的，我看他对吉他要比对哲学兴趣浓得多。
　　“这个想法不错！”老板显得十分高兴：“从明天开始，咱们这么试试看。”
　　“别的人呢，有什么意见？痛痛快快地。”店长说。
　　“星期天二楼客人特别多，我们只有两三个人，忙不过来，很混乱。再增加一个人行不行呢？”这次发言的是十六岁的女高中生铃木，她的父亲是个公司职员，母亲是个画家。在我眼中，铃木是个最具有日本人气质的女孩子。任何时候，总是那么斯斯文文，恭恭敬敬，彬彬在礼，注意各种礼节。我跟她最要好，因为她不但喜欢文学，还在学钢琴。
　　“你弹过巴赫的曲子吗？”有一次她问我。
　　“当然，学钢琴的人怎么能不弹巴赫呢。”
　　“喜欢吗？”
　　“开始不喜欢，可是越弹越喜欢。”
　　“我不喜欢，难死了，怎么也练不好。”
　　“没关系，你一只手一只手一个一个声声地练，会练好的。”
　　“我的老师也是这么说，还要我在下次演奏会弹巴赫……你能来听吗？”
　　“尽可能吧。”
　　就是这个铃木，既在高中读着书，又学着钢琴，还在外面打着工。这个斯文的女孩子干活时也约不吝惜自己的力气。我脑子里地直深深刻着铃木干活时的形象：她趴在地上擦楼梯板，两手握着一块大抹布吭哧吭哧地使着劲儿。跨耸着，背躬着，全身随着两手一推一拉的节拍而前后剧烈运动着。就凭这姿式，你便想象得出她在使着多大的力气。而这双正与地板猛烈磨擦的双手，却同样又能在洁白光滑的琴键上奏出巴赫，舒伯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不朽乐章。
　　“是啊，二楼确实是个问题。”店长沉吟着。
　　“这样试试看好不好。”穿着笔挺西装，戴眼镜的高木君忽然开口了：“星期天，厨房里的各种准备工作－－该洗的，该切的，都提前多准备出来一些。这样，在二楼最紧张的时候，就可以临时抽出一个人手去帮忙。等高峰过去了，再回到厨房来。”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他长得象个电影演员－－大家全这么认为－－有神的大眼，清秀的眉毛，轮廓分明的鼻子和嘴，方正的前额，以及高大厚实的身板，使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俊气。
　　他是个独生子，今年二十二岁，是上智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家经营着一个豪华的“生鱼片“餐馆。父亲已经答应明年送他去美国留学，并为他支付一年二百多万日元的学费。这么一位“公子哥儿”怎么也来打工呢？他告诉我：
　　“我想多了解一些社会，也想有意识地锻炼锻炼自己。”
　　“你到美国以后，还打算做打工吗？”
　　“当然。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挣生活费，就跟你现在一样。”
　　这位家里的“娇少爷”，在味道园从来也是“指到哪儿打到哪儿”，脏活儿累活全不含糊的。
　　“对，这倒也是个办法。”店长点头道。
　　“另外，工作方法还可以再研究研究。”早稻田大学法律系的二年级学生大上君发言说，“我看二楼应当有个人专门负责从升降机里取菜和跟桌子对号的工作。其他人光管给客人送就可翌这样做，恐怕可以减少混乱拥挤，也能节约时间。”
　　大上君虽然才刚二十一岁，却常常能提出些高明的见解。他穿着一件织着花纹的铁灰色毛衣，那毛衣的颜色和他那双精明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深沉而又正直的气质。它甚至会使你联想到“法律”二字的严峻与公正。
　　“你很想当律师，是吗？”我曾问过他。
　　“是的，那是一种神圣的工作，需要正义感和勇气。不过要当上一个律师极难极难，得通过日本国内难度最大的考试。而且，所有学法律的人之中，仅仅只有2％的人能够取得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
　　“如果将来当不上律师，学法律不是白搭了吗？”
　　“不能这么说。日本是个法制国家，干什么都不能不懂法律。比方要开办一个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于是他这个“法”那个“法”地说了一大堆，弄得我晕头转向。末了他来了一句：
　　“你们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啊－－哦，对对对。”我也不知地点头好还是摇头好了。
　　“我说，关于二楼客人的鞋的问题。”坐在角落里的三城君发言了：“客人多的时候，台沿下摆不了，我们最好能给放进鞋箱里。不然，连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常常象踢球似的踢过来踢过去，又碍事又不礼貌。”三城君地东京电机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他有着一双深深凹进去的大眼和一副宽宽厚厚的肩膀。如果说，铃木具有典型的日本女子的气质，那么三城君就是具有日本男子气质的另一个典型－－象一部机器似地百分之百地绝对服从命令。特别是接到店长“令箭”时，那一声饱满的“是！”必定伴着“刷”地一个立正，“刷”地六十度鞠躬。简直就是武士道的活标本。
　　“还有，咱们的擦手巾有个别洗的不那么干净。”拓殖大学经营系的三年级的山本君说：“这件事是否需要跟洗衣店交涉交涉。”我们店的擦手巾是每天送到某家洗衣店洗的。
　　“有这样的事？”老板注意地问了一句。
　　“是的。有一次一位客人要求换擦手巾，说有怪味儿。我闻了闻，确实有。”山本的口齿不太利落，两颗门牙在最近一次的柔道练习时摔掉了。他酷爱柔道。跟松下一样，对业余爱好的兴趣大大超过所学的专业。一次他的腰扭伤了，伤得挺厉害，可还来打工。瞧着他那副咬牙忍痛的样儿，好几次“你歇会儿吧，悠着点儿干”的话已经到了我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因为“不来则已，来则拼命”是这里的规矩。
　　“今天就算了吧，腰好了再来干。”我改口这样说。
　　“没事儿，活动活动有好处。”他强笑了笑。可我清楚，他是需要钱。他那在乡下的家生活本不算富裕，而母亲又病重住在医院……
　　会议继续着。凡被认为是问题的，不管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全都一一摆到桌面上来。就好象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味道园的经营者似的。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接下去是老板请我们吃饭。到了另一家日本饭馆。当人们脱掉了鞋上了“榻榻米”，跪坐在四方坐垫上时，一个个脸上都流露着毫不掩饰的欢喜。只有我不。我最怵的就是吃日本料理。没味道不说，吃不饱也不说光是那个“跪坐”就足足够你受的－－膝盖又疼脚背又抽筋。所以每到这种场合，我无论如何要求取得“老外”的“特殊姿态”权，允许我伸平了两腿坐。
　　彼此让座。互相斟酒，一阵叮叮当当的忙乱之后，老板带头高举起酒杯：
　　“味道园，全靠你们，请诸位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高声的应和与酒杯的撞击组成一片交响声。
　　这是一家典型的日本式小饭馆。不但有纯粹的日本式菜肴，同时还为想唱歌的客人提供卡拉ＯＫ。或许是个习惯吧，日本人一喝酒就要唱歌，似乎只有唱起来才能够尽兴。于是，许多为人们所熟悉，喜爱的民歌，流行歌曲之类就被制成了伴奏音乐形式的磁带，甚至带有歌词，映像的伴奏音乐录像带，这转而又成为一些饭馆的服务项目之一。
　　你瞧，几杯酒下肚，唱歌的欲望就来了。
　　“怎么样，唱一段儿吧！”不知是谁打了头。
　　“唱一个，唱一个！”呼声一片。
　　“第一个，谁？”
　　“松下，松下来一个！”
　　“不应该我先来，应该叫咱们老板先来，对不对？”松下说。
　　“对！老板来一个！”
　　“来就来。我来完，可就是店长。你们一个个谁也别想跑。”老板倒是蛮大方，拍了拍自己那凸出来的肚子，咳了两声，接住传过来的手持式小麦克风。刹那间，厅堂里响起了立体声音乐。房间一端的彩色电视机亮了，音乐声中画面出现了歌曲标题。接着，画面不断变幻，歌词一行行显现出来：
　　“那田野的小路，
　　那绿色的小路……”
　　老板的歌唱得可实在不高明。音不准拍子更不准，纯属瞎胡唱。可他还抒情抒得猛来劲儿，脖子用力歪着，脸憋得通红。一曲唱完，他掏出手帕揩着满头的汗，用麦克风朝着店长点着：
　　“这回该你的了，哪首最拿手来着”
　　“！”其他人齐声替店长回答。
　　“不行不行，干嘛总叫我唱那个。”店长推脱着。
　　“还不是你唱的最棒。”松下挤眉弄眼地对店长说。
　　店长无可奈何地接过麦克风。音乐又响了。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我对你撒了一个谎……”
　　这竟是店长的声音吗？那么厚实，圆润，音准和节奏也不差。没想到店长还有这么一手。可他为什么非唱这首歌呢？我不喜欢这两个字，再说他的为人也实在与这两个字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要想选拔出一个从没撒过一句谎的人来，我一定投店长的票。他说话，从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实在在。有一次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上大学？”
　　“曾经想上，可分数差，没考上。”
　　“是不是你考的那个大学和那个专业太难了？”我想帮他开脱开脱。可他却很认真地一摇头：
　　“不难。我挑的就是最容易考的大学和专业。我这个人在学习上太懒。”
　　店长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心地之善，待人之好，加上对自己工作的满腔热情都使他有着别人没有魅力。山本曾对我说过，他以前在很多店打过工，但没见过象店长这么心好的头头。这话我完全相信。
　　记得刚来店不久的一天。我往冰水箱里放啤酒，不小心把水箱底上的塞子弄开了。刹时“大坝决堤”，我怎么堵也堵不住，等店长跑来帮我堵上后，店堂满地客人脚下也是“洪水泛滥”。闯下如此“大祸”，等待着我的惩罚该是什么呢？辞退？扣工资？严厉的训斥？……可店长连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拿个盆，几块抹布，跪在地上一股劲儿地收拾。看着他一边连连地向客人道歉，一边在客人脚下爬来爬去地擦，抹，我心里的那番滋味……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正好是我过生日那天，我去上班。一走进更衣室我就愣住了：更衣室黑板上竟然写满了祝贺我生日的话。正当中一行红笔写的大字：“祝小陈生日快乐”，四周是每个人用不同笔体写的祝辞：
　　那棱角分明，笔体刚劲的一行字是“热情开朗的小陈，祝你在日本永不感到寂寞！”落款：店长。
　　那用流利的英文写的一行是：“青春永远属于你！”落款：高木。
　　那用中文写的一行是：“你好，小陈！”落款：山本……
　　这是怎么回事？哦，有一次聊天店长使业纳帐羌冈录负E。我忽然明白了，这是店长的精心安排！对他这一片好心，我说不出是多么感激。这一天，店里每个伙伴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祝你生日快乐。”临末了店长还笑吟吟地捧着一个包装精致的大蛋糕和一大束璀璨的鲜花给我：
　　“这是咱们老板和老板娘送你的生日蛋糕。鲜花嘛，就算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吧。”
　　“谢谢！”我深深地鞠躬，只觉得沉浸在一片温暖的海洋中……
　　店长的歌唱完了，响起一阵喝彩。接下去就是副店长，主任，山本，铃木……一个接一。个不管唱得好赖，拿起麦克风张嘴就唱，谁也不推脱。看来即使是在这种场合也没有人愿意由于自己一个人的扭扭捏捏而影响了在座全体的情绪。
　　这时我注意到老板和店长并没有听别人唱而是从这里到那里地分别跟每个人进行个别交谈。“他们可真会抓紧思想工作呀。”我喑暗地想。不一会儿，老板转过来坐到了我的旁边。我准备听他来一番训话，结果呢，他却极随便地跟我聊起天来了，他说，他最感兴趣的事是读书，读书是一种享受。历史啦，经济啦，小说啦，什么书都读，也读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他说，他十分赞赏孔子的思想，认为中华民族是个有着伟大思想的民族……我一边无拘无束地跟他漫谈着，一边还竖着一只耳朵听那边的演唱。
　　现在轮到山川君唱了。山川君今年二十二岁，在一个面包公司工作，我们当中唯有他不是学生。他为了多赚一点外快，每天晚上来打工。这个人极老实。老实到了接近“笨”，接近“可怜巴巴”的程度。他眼睛小，鼻子小，脑袋也很小，别人戴着都挺合适的工作帽到了他头脑上－－仿佛成心欺负他似的，总是连眉毛带眼睛都罩住。他干起活来特别慢，板是板，眼是眼。人家三下五除二就干了的事，到了他手里非费上好一番功夫不可。为此整天挨主任的训，挨同伴的埋怨，往往满头大汗地完成了一件工作后接着就吃一顿批评。可他从不会生气，也从不跟人记仇，任凭怎么挨呲儿，干起活来照就还是他那个板他那个眼。
　　一次在更衣室，我看见山川工作服兜里露出来个油腻腻的卷成个卷的笔记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他那笨拙的笔迹记的每一道菜的做法，程序。例如：卡路比库巴：香油一勺半，包括店长在内，没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笔记。诚然对于聪明人来说，一道菜的做法学上一两次，实践上四五回就不成问题了。然而一个“笨人”却不甘落后，以自信的认真和努力去完成工作，不是尤其值得尊敬吗？打从那天起，我对山川就产主了几分敬意。
　　山川正在唱歌，唱得很不错，很有感情。他对我说过，他非常喜爱音乐，只可惜没有条件学习。他的家在日本的边远山区。
　　松下君登台表演了。今天他没背吉他来，可谓一件憾事。不过音乐一响他还是拉开了弹吉他的驾式，并且两个胯骨随着音乐的节拍左右的扭摆起来：
　　“你就是我的心，
　　你就是我的魂，……”
　　他闭着眼，紧锁着眉，咧着嘴。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喊”歌。为什么要故意把声音扯得这么难听呢？又为什么要摆出这么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来呢？唱这种歌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真不明白，也毫不欣赏。无病呻吟就免不了装腔作势，装腔作势就免不了让人讨厌。不过松下挺能代表这么一部分日本表年，他们有着他们的所谓“追求“。有一次松下面问我：
　　“你们中国的女人是不是不准穿袒露的衣服？”
　　“谁说的？”我没弄明的他的意思，“无领衫，短裙都穿呀。”
　　“那么，能露出这个地方来吗？”他拍拍自己的胸，又拍拍自己的屁股。
　　“干吗要把那些地方露出来哟？”我反问。
　　“美呀！那是女人最美的部分。”
　　对于这种无聊的问题，我决定不予回答。风我不吭气，他又开口了：
　　“我们日本人认为，能把这部分露出来的女人，最伟大！”
　　“胡说！我就不相信每个日本人都象你一样。”我立刻反驳。
　　“对，”店长在一旁搭了腔：“松下君只代表他自己，我就不赞成他的看法。”
　　“瞧！”我白了松下面一眼。
　　松下面还在唱着，不喊着。我觉得很烦，真想找个什么地方清静清静，正巧店长过来了：
　　“在你旁边坐一坐，可以吗？”
　　“欢迎欢迎！”我连忙旁边挪挪，给他腾也个地方来。老板这时已经转移到别处跟人交谈去了。我早就想跟店长聊聊，可平时总碍着上下级的身份，以及紧张的工作。今天他摘掉了“店长”的牌牌，穿上了漂亮的蓝毛衣，成了一个“普通人”，我和他“平等”了。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
　　“店长，你每天这么干，不累吗？”店长每天都是不间歇地干十三四个小时(从下面午四点到凌晨五六点)，一个月只有三天休息。我觉得他太辛苦了。
　　“累是累点儿，但没关系，我年轻。”
　　“你不烦吗？”
　　“烦什么？”
　　“没功夫玩，看电影什么的。整天憋在这个小店堂里。”还有一句我没好意思说出来：“没有功夫谈恋爱。”
　　“啊，”他笑笑，“那有什么办法，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嘛。”
　　“你就没想过将来换个工作干干？”
　　“换什么工作呢？”
　　“比方说，跟正常人一样，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有礼拜天，有节假日。”
　　“这此我根本没想过。”
　　“你这么喜欢这个工作？”
　　“我喜欢。”
　　“在你当上店长以前，你也没想过要换工作吗？”
　　“一点儿都没想过。”
　　“真的？“我简直不相信：“那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成为店长？”
　　“我？作梦都没想过。老板找我谈，问我愿不愿当店长，我吓了一大跳。我觉得我不是这块材料。况且当时那个店长比我大八岁，整三十，比我有经验多了，又是老板的亲戚。”
　　“那为什么要把他撤换下来而让你干部呢？”
　　“这，我哪里晓得。非让我干，我就干呗！”
　　“店长这副担子很重很重，是吧？”
　　“是啊－－”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想象出他每天操心的程度。
　　“听说松下君下个月就辞工不干了，是吗？”我问。“他马上就要大学毕业，该正式工作了。还有山本君也要走。他母亲病重，他得回乡下去。”
　　松下，山本都是烹饪的主力。他们一走，店里的工作，尤其是店长更要忙得四脚朝天了。我甚至可怜起店长来。
　　“那店里的工作怎么办呢？”
　　“没关系！”他反倒满不在乎：“只要咱们每个人再加一把劲儿！”
　　“如果再有人要走呢？要是店里的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呢？”我故意反情况说得=严重。
　　“那就再招人来呗！”
　　“招不来的话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他十分自信地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就算一个人都没有，光我自己。也要干下去！”声音不大，但一股坚韧的力量从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射出来。
　　“你们俩在谈什么呀？这么亲密！”铃木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我们在谈什么时候去听你的巴赫演奏会。”店长打趣道。“咱们还是先听听小陈唱歌吧，轮到小陈了。”铃木带头鼓起掌来。
　　唱歌？我还真还做这个思想准备。这里要是有一架钢琴多好，我对弹琴要比对唱歌自信多了。款……
　　“欢迎，欢迎！”老板把两只肥胖胳膊举得老高，拍着巴掌。这可把我难坏了。日本歌，不会唱。中国歌，全忘了。然而不唱又显然是不行的。
　　“我，我唱什么呢？”我多么希望他们饶了我。
　　“唱什么都行啊！”大家一致说。
　　“日本歌，我还不会呢。”
　　“就要听你唱中国歌嘛！”
　　“中国歌……唱什么好呢？”我拼命搜肠刮肚。
　　“唱什么都好！”
　　“唱国歌唱也行！”大上君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在这种场合唱国歌是不合适的。但他的提醒却使我脑海中飞速闪过了那激昂的歌词：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迈着巨人的步伐前进，前进行，前进进！”
　　我突然想放开喉咙对着祖国的方向高喊：
　　“起来吧，祖国！
　　前进吧，祖国！”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儿潮湿，喉咙也象塞进了一团什么东西。然而，缓缓地，轻轻地，我唱起来了：
　　“……
　　人人都说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　



第十一章　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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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居海外的人常爱用“寄人篱下”这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日本以后，我多少也算是领略了一些“篱下”的滋味。这种滋味说透了，其实就是感觉受到某种无形桎梏的不自由的困苦。所谓“桎梏”，有时可能来自人为，但也常常来自另一个国家，民族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或社会习俗。
　　别看中国和日本仅仅一水之隔，坐上飞机用不了两三个小时，可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上却天差地别般地不同。
　　比方说“吃”，中国人是讲究实惠，首先从好吃，从增进食欲出发。而日本人则是营养价值第一，好吃不好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顿饭(早、中晚饭还各不相同)要向身体里输送多少维生素，蛋白质，热量……。为此，他们不但鸡蛋，牛奶，鱼，蔬菜全都生着吃，而且把水果看得比饭更重要。
　　我们中国人买菜，做饭，即使再没钱也往往不失“气魄”。买菜一买一大堆，买肉一买一大块；买水果一买一大筐；盛饭一盛一尖碗；盛菜一盛一满盘；盛汤一盛一海碗。日本人却完全相反－－不管多麽有钱的家庭，他们买也好，做也好，吃也好，都是一小点儿一小点儿的。表面看去饭卓上盘盘盏盏挺有气派，可仔细一看，个个都不过是一个碗底儿(更夸张些说是一口)的量。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接近小气、抠门儿了，可他们恰恰认为这样才显得有修养，有礼貌，又雅观。
　　那时候，我经友人介绍住在一个名叫川崎的三十多岁独身女子家里。她是个幼儿工作教育者，为人十分忠厚老实。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我的接待也是尽心竭力。可是我，却自始至终被那种桎梏着的感觉苦恼着。
　　当客人，如果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可能不失为一种享受；但如果长期地当下去，“客人”由一种临时称呼变成了固定身分，那就很可能变得不能忍受。一天两天地日本式黄酱汤，生菜，小碗饭(顶多一两)，可能还觉得没什麽，甚至蛮新鲜。但要是一天接一天的黄酱汤、生菜、小碗饭……问题就来了。
　　那时候，与日俱增的饥饿感和对日本式饭菜的厌恶感恶性循环着向我进攻。又饿，却又讨厌吃；越讨厌吃就越饿。获得做饭的权利竟成我了的一种奢望。其实要在中国，客人做做饭并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可在日本(至少在川崎家)，客人就是“吃饭”的，做饭只能是主人的职责。无可奈何，我不得不一天天强作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吞下没有一点儿滋味的煮南瓜，炸白薯，炒老玉米豆(这些在中国被当作主食的东西，到了日本全成了下饭的菜，而且其营养价值被吹得神乎其神)；不得不把明明需要装三两米饭或四两面条的胃缩小二分之一；并且不得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把裤腰带勒了又勒，三四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是耐着性子干等川崎回家起火做饭。
　　到味道园做打工以前的日子是我觉得最难熬的一段。日语学校的课每天都是下午4点结束。我却害怕下课，害怕回家。我怕在那四处散发着寒气的幽暗屋子里几个小时眼巴巴地等待川崎回家，我怕在那寂静得如同坟墓般的空屋子里听窗外呜呜嘶叫的风声。
　　那时，时间过得是多麽慢，慢得叫人简直受不了。红光闪闪的煤气取暖器几乎不能给这座日本旧式木板屋带来多少暖意。呆呆地蜷缩在沙发上的我，只有一遍又一遍无可奈何地咀嚼着寒冷，饥饿，寂寞的苦味。活象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闭上眼，眼前一会儿是北京那烧着暖气的温暖如春的家，一会儿是朗声大笑的父亲，日夜操劳的母亲，一会儿又是大盘大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炖鸡，涮羊肉……
　　那个时期，“饥饿”就象一个可憎的魔鬼一天到晚纠缠着我。早晨在川崎家吃的一片果酱面包不过挤一下电车的功夫就消化的无踪无影。上午的三堂课几乎都是在肚子发出的“饥饿怒吼”中度过的。但尽管如此，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也绝不比其他同学对吃饭更积极。我知道川崎给我装在小饭盒里的饭是什麽：米饭上薄薄地撒上一层“蛆”似的小白鱼干，一段生黄瓜，三片生西红柿。要不然就是两个捏成棱角形的包着干紫菜米饭团。
　　我是多麽羡慕那些举家从中国迁来的同学，他们可以吃上自己做的饺子，包子，馅饼，炸酱面；我是多麽羡慕那些在中国餐馆打工的同学，他们每天都可以在店里大口大口地用鸡腿，鱿鱼，榨菜肉丝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我是多麽羡慕那些有钱的“阔”同学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下馆子……
　　亏得当时在班上，我经常能得到来自同胞的温暖：
　　“给你尝尝我们家蒸的包子，别客气，我特意多带来的。要是锅大的话，还可以多蒸点。可是日本买不到中国那麽大的蒸锅，早知道，来日本的时候带个大号的蒸锅就好了。”“小陈，给你这个鸡腿，鸡翅膀。我在店里天天吃，都吃腻了。我们那个店特自由，客人剩下的东西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爱拿多少就拿多少，全不管。明天我再带个大点儿的饭盒去装，你等着！……挺好吃的，是不是？其实一点儿也不脏，根本连动都没动过。要是啃过的，我就不拿了。”
　　“小陈，来尝尝我炒的鱿鱼，味道怎麽样？台湾风味。不错吧，呶，这一半儿全是你的，吃光它……每天放了学到家没事儿干，闷得慌，就做饭玩，尝试各种风味。你喜欢吃米粉吗？”
　　“不大喜欢，”我照实回答。
　　“哦，你是北方人。那炒面呢？”
　　“喜欢。”
　　“明天我做炒面来，怎麽样？”
　　“好极了！”
　　“你能吃多少？”
　　“一大铁锅！”　



第十二章　日本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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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日语基础差的自费留学生初到日本都得先专门进修一段时间的日语。在日本各地，为外国人提供这种学习条件的日语学校数量相当不少。我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是在东京拓殖大学附设的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的。这所学校在同类学校中虽不能说首屈一指，却也堪称名列前茅。它有五十多名教师和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开设了各种教学课程。以程度划分，有初，中，高级班；以学习期间划分，有三个月一期的，也有六个月一期的；设有日间班，夜间班等等。
　　进入这个学校感觉最新奇的是，学生的所在学习班级并不固定，而是根据每次考试的成绩不断加以调整。成绩好的不断提上去，成绩坏的不断刷不来，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刚进日语学校的头一天就是一场考试，根据程度编班。我最初是被编在B班(A班为程度最低)，后来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渐渐由B班升到C班，D班……。
　　这种日本语学校的教学方法也与中国的外语院校不同。它不是把外语作为一门专业来教授，而只不过是帮助你由此得到在日本生活的最基本能力，也就是教会你起码的说和听的本领。所以，上课时既没人给你一字一句地分析语法，也没人教你用日文写东西。学生们只是鹦鹉学舌地跟着老师十几遍，几十遍地练习一个个句型。
　　在课堂上，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大人都象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似的大张着嘴“牙牙学语”。而我们的老师也确实就象幼儿园里的阿姨－－绝大部分是女的，而且很年轻。她们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登上讲台，总是用带笑的眼睛看着你，用柔和而亲切的声音向你发问，讲述，并且特别喜欢在讲课时使用大大小小儿童玩具似的“教具”……
　　日本语学校的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说紧张，不光因为每天都要满满当当地上六节课，还因为考试很频繁，隔不久就要来一场，万一考得不好就有被“刷下去”的危险。说愉快，不光因为老师个个都可亲可敬，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天天都能“立竿见影”，还因为不论在哪个班级里，你都能感受到同学之间的温厚友情。
　　日本语学校是个国际大家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这里不是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各自本来的面目存在。精神是无比解放的，思想，性格也是无比解放的，任何一点儿人为的自我控制，自我遮掩都成为多余。
　　课间十五分钟，我们一起作操，打球，跳舞。午饭时，我们把几张卓子拼起来团团围坐在一起，一边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地进行“会餐”，一边随随便便地交谈：目前生活的状况，做打工的甘苦，从日本语学校毕业后的打算，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看法，有时也会说到各个国家的不同风光，风土人情，各国食物的风味……而政治话题一向是比较敏感的，特别是在我们和台湾同学之间。
　　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已经三十余年。在两种截然不同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和他们，如今在日本邂逅相遇，最初的一段时间从感情上讲是有一种特别的隔膜感的。我们可以转眼之间跟日本人交上朋友，跟美国人，法国人，阿拉伯人交上朋友，而对我们同种同族，说着同样汉语的来自台湾的人却做不到。这确乎有点不可思议。在一个班上，关系最先世处，并不是跟台湾来的同学，而是釜生那些来自伊朗，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的同学。
　　到日本语学校的第一堂课，同学们一个一个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来处台湾的同学在介绍自己国籍时，都无一例外地自称“中华民国”。我乍一听到这个词，一种反感夹杂鄙视的感情立刻控制不住地冒上来。明明是中国的一个岛，却偏偏要称什麽“国”！
　　这节课刚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
　　“什麽‘中华民国’，真荒唐！可笑！”
　　“咱们跟他们接触可要小心，听说那里边有人是特务。”
　　“真的？”
　　“那还有错！”
　　“这麽说来，对他们还真得留点儿心呢……”　



第十三章　我们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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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直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清拓大日本语学校里究竟潜伏了多少台湾来的特务，但在学生中台湾人占着极大的比例却是一个事实。其实不仅拓大，在整个日本，台湾人所占的比例都相当可观。每个班占半数以上，甚至压倒多数的全是台湾人。从数量上说，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连他们的十分之一也没有。
　　或许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来，我们也好，从台湾来的他们也好，都是说着同样汉语，写着同样汉字，有着同样血统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完全相同的中国人。但是，处于现实当中的同是中国人的我们自己，却能时刻清楚地感觉到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种种不同。且抛开明显的政治分歧不说，仅在汉语的文字，语言的使用上，就存在着我们与他们之分。
　　我们写“龙飞凤舞”；
　　他们写，“龙(繁)飞(繁)凤(繁)舞”。
　　我们说“衣服漂亮”，把“服”和“亮”都读成轻声；
　　他们说，把“衣服漂亮”的“服”和“亮”明显地读成二声和四声。
　　我们说“有一点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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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有一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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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你看过那本书吗？”或“你吃了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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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却说成“你有看那本书吗？”或“你有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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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称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为“爱人”，他们听了嗤之以鼻，说“爱人”的意思是情人。他们认为称丈夫为“先生”，妻子为“太太”则是天经地义。
　　我们对人打招呼，一开口就是“同志”；他们则是“先生”，“小姐”，“太太”。
　　“陈小姐，你是从北平来的吗？”他们那样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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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是从北京来的。”我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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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双方的地图，不仅一些地名的称呼不同，省区的划分也不一样，甚至连版图的大小都不同。
　　我们和他们都常在业余时间看报。自然，我们看我们的54321，而他们看他们的54321。后来，关系渐渐熟些了，作为一种了解也不免互相交换着看一看。但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都觉得读对方的报纸是一件头疼的事。读满篇简化字的54321，对他们来说，几乎不比读日文的54321省力多少，不认识的字一个又一个。他们说：“这样下去，我们快要变成文盲了。”而我们对54321也很不习惯：麻麻扎扎，笔划繁琐的汉字；在我们生活中已不常用，看去十分陈旧的大量词汇；以及由于读不惯竖排版报纸，常常得象捉迷藏似地，在整个版面上来回苦苦地搜寻文章的上文或下文……
　　至于说到日常的学习生活，我们与他们就更不同了。
　　出国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一堂课一堂课，我们都是认真地上，努力地学。而他们中的不少人，与其说上学是为了学习，不不如说是为了得到个出国游玩的机会。迟到，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从学费到房租，饭钱……全要靠自己打工，一分钟，一分钟，一滴汗，一滴汗地去挣，去攒。
　　他们，却无需为钱而操心，父母会按月给他们寄来。即使他们中也有人去做工，但那也不过是为了打发掉无聊的业余时间，或多来点儿零花钱。
　　我们初到日本，两手空空，全都不得不到别人家里寄宿；而他们一来，就都能自己住上条件不错的公寓。
　　我们在生活上极其精打细算。吃也好，穿也好，用也好，都保持在最低的水平，只要凑合过去就行了，绝不敢多花一分钱。在学校，我们总是吃自己从家里或从打工的店里带来的冷饭，即使迫不得已需要买饭吃，也一定是挑食堂里最便宜的买，或干脆就买一包方便面。但他们却用不着为精打细算而多费脑筋，好吃的才吃，时髦的才穿，好使的才买，一下子花个几千块全然不当一回事。
　　留学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坚苦的奋斗。我们没有功夫玩乐；而他们却有的是时间旅行，游览，登山，滑雪，洗温泉……以及看电影，跳舞，打麻将……
　　离开了故土的人谁不思念家乡和亲人？可回国探亲需要花费相当的开支，这对我们说来谈何容易！而他们却轻而易举地时时往返于台湾和日本之间，逢年过节跟亲人们合家团聚……
　　由于彼此存在着种种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出于深刻的政治原因，双方在最开始接触的一段时间都不能说不存在某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既有自傲，也有自渐；既有轻蔑，也有羡慕；既有相吸，也有相斥；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强烈的自尊。尤其在某些问题上，双方彼此谁都不希望对方来揭“疮口”，更绝不愿意自己去扬“家丑”。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
　　一次课间聊天，一个台湾的同学抱怨说：日本家庭里洗澡的浴缸太小，进去转不开身子，每天洗澡别别扭扭很不痛快。说台湾家庭里的浴缸都很宽大，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云云。
　　听了他的话，在一旁的一个中国同学S就说：那你还不如到公共澡堂去洗。又宽敞，又暖和。不光有淋浴，不有大浴池。热水是这头放进来，那头流出去，很干净……S说着说着，不知怎麽就说到了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人的家庭一般都没有洗澡条件。住在大城市里的人还比较好，公共浴池很多，不少单位也有澡堂。而边远的小城镇或农村就够呛了。S说，他曾去过北方农村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方圆几百里只有一个澡堂。由于那个地区水很宝贵，澡堂的各种设施又很差，那个澡堂总共只有一个大水池。每周一，三，五是女的洗，二，四，六是男的洗，水池里的水两三天才换一次……
　　那天，最后一节课刚结束，同班一位姓郑的中国同学走到S身边，对他说：
　　“如果你不着急走的话，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说。”
　　郑那略显异样的神情和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坐在座位上没动，看着他们。
　　S看着手表：“时间来得及，你想说什麽？”
　　郑脸上的肌肉上下动了两下，眼睛突然睁的很大：“我请求你，以后不要再对他们说……那些什麽……一个县只有一个澡堂，两三天才换一次水什麽的。”
　　“可我说地也不是谎话呀，你也是从中国来的，难道还不了解？”S显得不大服气。
　　“大实话我也求求你不要再说！听了这些我心里难受！……再说，这类事情张扬它干什麽？对咱们……有什麽好处？”郑激动地停了一下，喘口气，又接下去：“我们也才认识不久，你可能还不了解我，大概以为我这个人很左。其实不是那麽回事。在国内时，从学校到工作单位，我一直是个落后分子，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到现在连个团员也不是。可是到了日本，连我自己也不知是为什麽，心里总是憋着一股气。我们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凭什麽要被这些台湾来的人看不起？在日本，人家只要一向我问起中国的事，我就说中国好。什麽好说什麽……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听人家说我们中国不好。今天你说的这些话，要是换了台湾人或日本人说出来，我要不揍他一顿算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爹妈！”
　　S的脸色随着郑的话音渐渐地涨红了。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拉住了郑的一只手：“谢谢你的提醒！……这类话，以后我绝不再对他们讲了。”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0:51
第十四章　本是同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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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你们和台湾同学之间存在不存在共同语言？”
　　如果在我没来日本之前，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怎麽没有呢？都是中国人。”如果，这个问题提在我刚到日本不久，我可能会考虑半天，然后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似乎，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码事儿。”可如果今天，再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那我会肯定地回答：“有共同语言。我们是兄弟。尽管我们之间有着种种不同，甚至刚接触时都产生过某种复杂微妙的心理。”
　　确实。和他们认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所谓“台湾人”也是形形色色，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华大地非但不存在敌意，甚至相当地热爱，向往。别看他们都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青年，但显然中华民族的血液也同样在他们的血管中流动。只要拨动了“中华民族”这根琴弦，我们和他们之间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
　　我曾遇到过这麽两件事情。
　　在我们拓殖大学食堂的二楼，有个大礼堂。一次，我意外地发现在礼堂台上，层层的幕布后边竟放着一架三角钢琴。打那以后，每天一吃过中午饭，我就一个人或邀上三两个中国同学到那里去弹琴，唱歌。
　　说来也怪，在国内的时候，弹琴或者唱歌都专喜欢外国曲子。到了日本，整个相反。弹也好，唱也好，从脑子里冒出来的尽是中国的曲调。那些曾被认为简单，普通又不时髦的东西，在这里显得那麽亲切，彷佛唯有它们才足以寄托我们思恋祖国的满腹情怀。
　　那天，我和两个中国同伴又到那里去了。在几重幕布遮挡的幽暗角落里，我们无所顾忌地弹呀，唱呀：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一条大河波浪宽……”
　　“洪湖水浪打浪……”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送君送到大路旁……”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清凌凌的河水，蓝格莹莹的天……”
　　优美的旋律时时夹杂着我们的欢笑，时时又蕴含着我们的泪水，时时高扬而上，时时又低回而下。我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整颗心连同整个躯体都彷佛随着那一串串音符升腾起来，远远地飞回到我所熟悉的天地去了……两个夥伴是何时停止了她们的歌声的，我根本没有注意。只知道，当我猛地间断了弹奏时，什麽地方忽然响起了劈劈啪啪的掌声。是谁在拍巴掌？抬起头，我的夥伴也正疑惑地望着我。我站起来，拨开几重幕布朝外伸出头。原来，台下前排正坐着几个台湾同学，其中一位姓高的女生是我们班的。一见是我，她马上惊讶地问：
　　“刚才在里面弹琴的，是你？”
　　“见笑见笑！”
　　“呀，弹得真好，我们还以为是在放录音。”
　　“你弹的那些曲子好动人，一听就是中国味道的。我们本来只想在这里坐坐就走的，结果你看，听着听着就不想走了，一直坐到现在。”和高一起的一位台湾女生说。
　　“真的？”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连忙回过头去招呼我的夥伴：
　　“喂－－你们听见了没有？他们居然也喜欢听咱们的曲子！”
　　这时，几个台湾同学都到台上来了，其中一个女生拉着我的手：“好好听哟！这些曲子好美，好有感情，听得我都流了眼泪了，你看。”她晃着捏在手心里的一条手绢。
　　“再给我们弹一首好不好？”他们几个要求着。
　　“可是，”我有些为难了，“就要上课了。”
　　“没关系，就给他们弹一个，既然他们想听。”我的夥伴对我说着，并且挤了挤眼。
　　“好的。你们想听哪个呢？”
　　彷佛被问住了似的，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结果，还是姓高的女生开口说：
　　“就弹最后那一支曲子，那就蛮好！”
　　“最后那支？”我连忙问我的夥伴：“最后我弹的是什麽来着？”
　　“是54321呀！”一个夥伴小声告诉我。
　　“这……这……”我心里不禁嘀咕了一下，但还是在钢琴前坐下来。一个小小的引子带出了如泣如诉的旋律……曲子结束了，可大家还都一声不吭地呆着不动。
　　“快走吧，上课时间到了。”我站起来，关上琴盖。
　　“请问，这是一支什麽曲子？”一位台湾男生问。
　　“江西民歌，表现送别内容的。”
　　“那麽，有歌词的喽！”高说。
　　“当然有。”
　　“好不好教教我们？这歌好美，”那个捏着手绢的女生说：“我们那边听不到这麽美的民歌呢。”
　　棘手！我回头望着我的夥伴，三双眼睛迅速地进行了一下交流。
　　“真抱歉！”我说：“我这个人向来是只记旋律不记歌词。你们俩呢？”
　　“哎呀，这是一首老歌。歌词，我都忘掉了。”一个夥伴说。
　　“这首歌，我也背不下来。”另一个夥伴也说，但又连忙补充了一句：“不过其它很多歌词我差不多都会。”
　　“别个也好！只要美。”他们说。
　　“当然美。我们中国的民歌是最美的！”我不无骄傲地说。
　　一回到教室，高就对班上其他台湾同学说起来：“晓得吗，刚才我们听陈小姐弹钢琴了。都是中国的民歌。好好听哟！明天你们不去听听看？”
　　“真的吗？要去要去！”
　　“我也去听一听！”
　　他们居然也是我的知音－－我觉得是那麽不可思议，却又那麽高兴。
　　还有一件事，想起来更有意思。
　　上课时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从台湾来的男生，名叫张志良。个子不高，长长的头发，金边眼镜，一副文邹邹的样子。起初，我对他并没什麽好印象：上课总迟到不说，还尽跟别人聊什麽打麻将。特别是有一次，偶尔听到他跟人谈起当兵时候的什麽事，我立刻就联想起“国民党兵”，“反攻大陆”……不禁十分反感。课间看到我学英文，也总是过来热心地给我讲解语法什麽的。后来有那麽一次，他忽然问我：
　　“你去过山东吗？”
　　猛一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山东？怎麽了？”
　　“没什麽，”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山东是我的家乡，我的籍贯就是山东蓬莱。”
　　“真的？蓬莱，那可是个好地方！”
　　“是呀，这我也知道。可就是不知道那儿究竟是个什麽样子。好想去看一看呀！你如果去过的话，很想听你介绍介绍。”
　　原来是这麽回事。然而遗憾得很，我压根儿没去过蓬莱。可我又怎麽能拒绝他－－一个来自海峡彼岸的同胞的如此无可非议的请求呢？我的脑子立刻转动起来，搜索着我所知道的有关蓬莱的一切。突然，我想起不久前从54321上读到过一则“海市蜃楼”的消息……好，就说它！
　　“张志良，你虽然没有去过蓬莱，但一定听说过蓬莱仙岛的故事吧？”
　　“对呀，那好象也叫作‘海市‘的。”
　　“对对对，就是‘海市‘，可那‘海市‘，以前人们只是听说过，看到古书上记载过，却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可是就在最近，你知道吗？那个地方真的出现了一次大的‘海市‘，据说相当地壮观。”
　　“确实？”
　　“当然了！报纸上登的。有很多人亲眼目睹。”
　　“快讲讲！到底怎麽回事？”张志良激动起来，喊得班上其他几个台湾同学也闻声围了过来：
　　“什麽事？讲什麽？”
　　“别吵嘛，听陈小姐讲蓬莱仙岛出现的事。”
　　我想了想：“那是几月几号发的事，看报时我也没去记，反正就是一个多月之前。那天好象是正午过后，具体几点钟也忘了。我的记性真差劲！”
　　“没关系没关系，就讲吧，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正要张口，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上课铃响了。他们只好不无沮丧地散到座位上。张志良坐在我的后边，轻轻用手指头捅了捅我：
　　“明天吃完中午饭！听见没有？”
　　我使劲点了点头。
　　第二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吃完饭就赶回教室。一拉开门，我吓了一跳：平常顶多只坐十一二个同学的教室里，今天竟挤了那麽多人，而且有不少人我都不大认识。坐在最前面的张志良朝我招招手：
　　“快来嘛，一直在等你！别班的一些台湾同学也想来听听。”
　　老天爷！他们大概以为我要说评书。我一时无所措手足：“我的妈呀，这麽多人……叫我怎麽……本来不过只是聊聊天嘛……”
　　“随便讲讲也好嘛，不要不好意思！”这个说。
　　“我们在台湾什麽都不知道，什麽都想听，只管放心地讲就是了。”那个说。
　　那位姓高的女生远远地指着前头的讲台：“站到讲台上去讲吗，大家都能听得清楚。”
　　怎麽能推辞呢？几十双殷切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彷佛产生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于是，再没有片刻的犹豫，我大步跨上了讲台。
　　“同志们！”我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哄地爆发出一片大笑。糟了，怎麽跟他们称起“同志”了？真是“猴吃麻花”！我急忙纠正：
　　“对不起，一时疏忽。失礼失礼！先生们，小姐们！”
　　“不要改口嘛！喊我们‘同志‘，很亲切呀！”
　　“我感到无上荣幸！”……下面乱糟糟地喊起来。
　　是诚心诚意？还是开玩笑，讽刺，喝倒彩？……，管它三七二十一！我丝毫没有动摇，转身在墨绿色的黑板上大笔挥出了一条弯弯的弧线：“请看，这儿就是咱们富饶的胶东半岛。”乱哄哄的声音顿时平息了，我的讲演开始了。
　　“那是一天午后，天气好极了。风又平浪又静，海滩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在劳动，这时候，一个小夥子突然发现在不太远的海面上隐隐约约地，缓缓地升起了一座山包包……”我屏声静气地讲着，自己的眼前彷佛出现了一片微波荡漾的大海，从海水下面神话般地拱出来一座云烟缭绕的碧绿仙山。“小夥子觉得很奇怪，平常那个地方从来都是一片空旷的海面，怎麽突然间冒出一座山来了？他用力揉揉眼，再细看。没错，那的确是座山，而且正越来越大。他急忙跑向不远处的一位老大爷：‘大爷大爷！快看，那边海里怎麽出来了一座山！‘老大爷直起腰，用手遮住阳光朝海面眺望了一会儿：‘呀呀，‘老大爷的一双眼睛猛地睁圆了，‘那可不是老人们常说的海市吗？百年不遇的海市呀！‘小夥子一听，立刻忘乎所以地大喊起来：‘出海市喽！出－－海－－市－－喽！‘人们闻声从四面八方赶来，抬头观看。这时就见那山已十分清楚，云遮雾罩之中都能隐约地看到熙熙攘攘的车马，行人了……”
　　教室里静极了，静极了。我一边讲着，一边在黑板上画着。时不时地从台下一双双紧钉着我的凝神，专注的目光中感受到一股股向往中华大地的感情和爱国之心的搏动。它们感动着我，也刺激着我，使我不能不想尽可能多地给予他们，满足他们。原来只打算讲讲“海市”的，可不知怎麽随蓬莱这个引子，有关祖国的山河风光的话题便象决了口的江流一般涛涛不绝地奔涌而出。
　　我历来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可当时却象是鬼使神差般地口若悬河：从黄山风光到桂林山水，从泰山日出到贵州岩洞，瀑布，从长江三峡的激流险滩到青海高原的大盐湖，从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到四季如春的西双版纳，从绿草茵茵的大草原到黄沙漫漫的大沙漠，从充满异国情调的伊犁到弥漫着宗教气息的布达拉宫……万里长城，故宫，十三陵地下宫殿，颐和园，云岗龙门的石窟，西安出土的兵马俑……我把自己活了这麽大所亲眼见过的，学校学过的，书上看过的，听人说过的，加上自己一系列的想象和饱满的激情，滔滔不绝地讲呀，讲呀……一个中午不够用，第二天中午接着讲。一天接一天，又一天。中华大地绮丽的山水，灿烂的文化使他们着了魔，也使我着了魔。
　　“多想到大陆上去看一看呀！要到什麽时候，我们才能去呢？”他们感慨着，一次又一次。
　　“可不是麽！你们真该到这边来看看，领略领略祖国的风光。我担保，一旦你们亲眼看到了它的雄姿，一定会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豪的。来吧！快些来吧！”我反反复复地这麽对他们说。热爱，向往祖国的感情象一条无形而牢固的纽带将我们与他们的心联结到一起。中国－－什麽时候才能统一？我们和他们都在急切地盼望着。
　　“小陈，”与我同班的一位大陆来的男生一天对我说：“最近，你经常使我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语录。”
　　“哪段语录？”
　　“这一段：‘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对不起，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很明白嘛。我发现你是个出色的政治宣传家。”
　　“纯属瞎掰！宣传－－我压根连想都没想过！”
　　当一年的学习结束，我们将纷纷离开日语学校的时候，已经亲密无间的他们和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本子上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地址。
　　“什麽时候到祖国大陆来的话，事先来封信，我可以给你当向导，带你到各处去玩。”
　　“欢迎你将来到台北来观光，到时候，就住在我家好了，不必客气。”
　　大概，就在不久的将来，有这麽一天，我们和他们又会相遇。但不是在日本或美国，而是在我们的北京或者台北－－这难道还有什麽疑问吗？　



第十五章　东京交通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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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一到日本，最先感觉到的就是交通事业的高度发达。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处处林立着的各种结构的立交桥，来往穿梭的各类车辆，一切交通工具的高速度运，转无以数计的交通线路……而更重要的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完全无需为寻找某种交通工具而犯愁，或为长时间的等待而心焦。
　　历史，如今已进入到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时间的价值被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分钟，哪怕一秒钟都意昧着“无价”的财富。平白无故地让时间白白流失已成了最不可容忍的事。都说：“要与时间赛跑。”怎么赛？拿什么跑？腿儿？马？牛？车三轮车？自行车？“嘣嘣车”？还是那不紧不慢，停停走走，迈四方步的公共汽？车都不行。唯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交通服务。
　　东京的交通堪称现代化。想要搞清在这片面积不过2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密布着多少条交通运输线路，颇需花费一番功夫。仅仅拿东京的电车线路来说（其中包括十条地铁线路），据我个人粗略的统计，大约至少有四十八条（国营电车线路约十二条，都营电车线路约四条，私营即大财团经营线路约三十二条）。
　　说起电车，或许有人脑海里会出现无轨电车或50年代“挡挡”响着敲钟声的小型电车的形象来。而实际上，现在日本的电车98％都如同电气火车一样，从头到尾长长地拖着十至十二节车厢，每节车厢都是长二十米宽二米八。正常情况下，每节车厢的乘车人数为一百六十人，也就是说一列电车一次至少能拉一千六百至二千名乘客。而在最拥挤的情况下，据说一节车厢往往要装进三百九十人左右（地铁比一般电车略小一些）。
　　另外，东京还有无以计数的公共汽车，“挡挡”响着的小电车，旅游观光车，大中小型运输车（帮助搬家或运送大件物品），出租汽车……总而言之，出门就有车坐。甭管深夜还是黎明，想到哪里就能到了哪里。不用说旅游，搬家随时可以叫到车，哪怕是一时得了急病，只需一个电话，救护车几分钟之内就会风风火火地开到你家门口，而且不收你一分钱（日本的救护车不属于任何医院，而是单独的车队）。
　　据说日本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拥有小汽车。尽管如此，除了出去玩以外，人们每天早晨上班所利用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电车。这是因为什么车都比不上电车之快速和准时。公共汽车和小汽车都躲不开狭窄马路上的一个个十字路口，频繁的红绿，灯绵延不断的车队……而电车的两条铁轨则被那变幻多端，纷繁复杂的各种立体交叉结构巧妙地一会儿牵入地下，一会儿引向半空，将一切“拦路虎”化为乌有。电车如同飞龙一般钻天入地，在畅通无阻的铁道上风驰电掣。那种乘坐在电车上的痛快感是不言而喻的。
　　更可贵的是电车那高度准确的行车时刻。隔几分钟一趟车，每班车是几点几分发出，从这一站到那一站所用的时间是多少（一站也好，五站八站也好）……全都象钉死在铁板上的钉子，钉是钉，铆是铆，纹丝不变，一分不差。10分钟就是10分，钟而绝不是9分钟或11分钟。一分一秒不容含糊。极端严肃，精确的时间观念在这里得到了最高限度的体现。
　　在集中着全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东京都，人们每天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与四通八达的电车运行和电车运行的精密时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每人兜里都揣着袖珍东京电车路线图和各路电车精密行车时刻表。时间－－这抽象而又客观的东西，由此变得能动起来。它仿佛就揣在人们的兜里，捏在人们的手里，听从着人们意志的调遣与支配。
　　东京的公共汽车站是在大马路边上。而电车站则如同火车站一样，或是在某幢庞大的建筑物中，或是在地下。它宏大宽敞，多层。特别是一些主要大站（如银座，新宿，上野，池袋），纵横交织的各路电车线路与连接着几十个出口的人行通路主体交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曲折迂回，一走进去既象是进了前门闹市（里面挤满商店），又象是闯入了一座迷宫。
　　电车票全是在自动售票机购买。车站入口处有着大排自动售票机，并悬挂着详细的电车路线图，行车时刻表和车票价格表，令人一目了然。穿过检票口进入候车月台，触目可见的各种指示牌上详细地向上车的乘客指示着这班车是快车还是慢，车发车时间，运行方向，前方车站……，并向下车来的乘客指示着换什么车该朝什么方向走，去什么单位该由几号出口出去等等。而长龙般的电车上，除了车头一位司机和车尾一位负责开关车门并报站的乘务员外，再没有其他服务人员。车厢里只是沿着两侧的车窗有一溜儿座席，空间很大，车厢上方有类似火车的行李架供客人放东西。
　　东京的交通服务如同它的商业服务一样，细致，周到而又热情。车站里四处悬挂着鲜明的路标，方向指示牌，地图，各个车站入口处都放着一打打印成小卡片的袖珍电车路线图，时刻表等供乘客随意取用。每节车厢里也都张贴着详细的行车路线和换车路线图。如果你不是个文盲（实际上日本早已扫除了文盲），单凭这一切，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到达任何陌生的地方。即使你是个文盲也不要紧，候车月台上以及车厢里那清晰悦耳的广播会一遍又一遍，明明白白地向你说明一。我初到日本，由于日语不行，地图看不懂，广播又听不懂，常常免不了向检票口的工作人员进行各种询问。不论这种解释对他们来说多么吃力，一遍两遍甚至三遍，但你绝不会从他们脸上看到一丁点儿不耐烦的情绪。
　　电车就要发车了。一声长达四五秒钟的鸣笛响起，告诉人们马上要关门了，小心。鸣笛停止，车尾乘务员一声嘹亮的哨声，于是车门关闭，电车启动。车开后，传到乘客们耳中的第一句广播便是：“谢谢您们乘坐我们的电车，让您们久等了！”接下去，便是一连串具体，详细，清楚而缓慢的报道。而乘客们下车前听到的最后一句广播一定是：“您辛苦了，欢迎您再来乘我们的电车，谢谢！”
　　记得我住在世田谷区的时候，每天晚上打完工回家都是乘坐井头线的末班电。车每当下车走出明大前车站检票口时，总能听到收票的工作人员依次向每位出站乘客连声道别：“祝您晚安！祝您晚安……”
　　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川崎去伊豆半岛她父母家度假，乘的是长途电车“小田急线”。由于是长途，车内供应各式各样的食品饮料，杂志和地方土产。车内的女服务员一个个穿着剪裁精致的漂亮制服，微笑着细声细气地为乘客进行各种服务。
　　两个小时的行程之后到了终点。大约是下午4点多钟，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从车门往外走时惊奇地看见，那些漂亮的女服务员在一个个车门之外排成一长列整齐的队伍，冒着雨向一位位下车的乘客频频弯腰鞠躬，并一声接一声地：“您辛苦了！谢谢您！……”我不知道这列车总共乘坐了多少客人（总有上千吧），所以也就不知道她们一共要鞠多少次躬，道多少个谢。只知道，她们的头发全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了。
　　来到日本后，经常听人家对我说：“我们日本是个法治国家，什么事情都有一套法。干什么事情都得遵法，而不能违法。”这一点，通过东京交通，我是看到了。
　　日本的交通秩序非常好，因为它的交通规则既具体又严格，比如说：在车辆众多的大马路上（小胡同，小街巷除外），行人过马路要从有红灯的人行横道穿过，不能想打哪儿过就打哪儿过。而且过马路也要等到允许行人穿行的绿灯亮了才可以通过。日本人过马路是很守规矩的，再着急也要等绿灯亮。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了方便盲人过马路，东京很多十字路口还设有一种音乐设备。当允许行人穿行的绿灯亮起的同时，那种特定的音乐便也响了起来，于是盲人便知道可以通过马路了。
　　东京马路上车流滚滚，但所有车辆都严格按所照规定的车道，速度行驶，一旦违反了规则就免不了遭到严厉罚款。
　　初到东京时，我看到街上全是电气自动化的交通指挥，而见不到一个交通警，还以为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没人管。结果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是我从川崎家搬出来的时候。搬家那天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开着他自己的小汽车来帮我运送行李。东西多，路程又较远，运了一趟没运完又跑第二趟。那时天色已晚，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了，再加上这位朋友从城里返回乡下他家还要走相当远的路，心里恐怕着起急来，车速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车正飞跑着，突见前方路当中窜出来一个穿制服带袖标的人，朝我们吹着哨子摇手。汽车嘎然而住。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只见开车的日本朋友说了声：“坏了！”便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前面那个带袖标的人走过来跟他说了句什么，我的朋友又开门上了车，不往前开而是往后倒。
　　“干嘛不走了？”我奇怪地问。
　　“唉，我违反了交通规则了。真麻烦！”
　　违反了交通规则又要怎么样呢？我不明白，却也不好再问。车往后倒了几米停到路边，他又下去了。这时，前边不知何时又多出来四五个带袖标的，一律大沿帽，大皮靴，宽皮带，脖子上挂着报话器，腰里别着红头警棍，手枪，手上翻着厚厚的大本子。我坐在车里听不见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只见我那位朋友被全副武装的他们包围着，显得好不狼狈！纠缠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算被他们放了。他跳上车，发动了马达。在汽车缓缓的起动之中，那几位警察居然整齐的排成一行，向我们举手行，礼干脆而又利落地一声：“对不起，失礼了！”我以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紧接着便听到这位朋友重重地一声长叹叹，“罚了我五千块！五千块呀！”
　　“真的？”我震惊了，“为什么？”
　　“超速行驶。”他哭丧着脸，懒懒地说。
　　嗬，好厉害！后来，我又从其他一些朋友那里听到不少有关罚款的事。什么超过行车线停车啦，在不该拐弯的地方拐弯啦，骑摩托车没带球形帽啦……这下，我算领教“法治”的无情了。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朋友曾对我讲过：东京的电车每天早晨上班时间非常拥，挤甚至于挤得关不上车门。为此竟然产生了这么一种工作－－把在车门口，专管把那些想上车而挤不进去的人推进去。当时听来，这话象是个笑话。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中国更拥挤的电车，汽车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来到东京，虽说没瞧见过干那种往车里推人工作的学生，却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挤车的滋味。甚至觉得，说东京的电车比北京的更挤并不算过分。
　　东京的交通尽管十分发达，可架不住在二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挤着一千一百六十多万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五千三百多人），而人们上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又主要是电车，你想想，能不挤吗！
　　每天大清早，上班的，上学的，老老少少倾巢出动，滚滚人流涌向车站。于是乎，那宽畅的车站大厅和长长的候车月台立刻便被汹涌澎湃的人流和踏地有声的脚步轰鸣所吞没。人，除了人还是人。摩肩擦肘，竞走般地穿过车站大厅，前胸紧贴着后背簇拥着通过检票口，大糖葫芦串儿般地在一个个月台上排成三四十列严整有序的三路纵队，等候上车（一辆电车有三四十个车门，一个车门前是三路纵队）。
　　那时候，我正住在川崎家。从她家到我所就读的日本语学校不很近，坐电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中途转换三次车。我不知道是不是东京每条电车线路都很挤，但至少我乘的这一路电车都非常挤。尤其是井头线，说挤得“要死”，一点儿都不夸张。
　　记得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上班挤公共汽车。车下的人不顾一切地猛往上挤，这时车里一个小伙子怪声怪气地大叫起来：“别挤啦！再挤我就要弯成相片啦！”惹得一片哗然。可到了日本一对比，却觉得北京的公共汽车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挤，而是带有某种人为因素的“挤”。车上的人不愿意车下的人多上；站在门口的不愿意往中间移动；占据了某种优势地位（如可以倚个什么靠个什么的位置）的人又拒不愿意将这种优势让给他人……诸如此类的顶牛不免形成了“拥挤”。其实，那些所谓挤得开不开车门的车，中间难道不常常是挺空的吗？
　　而日本的情况则不然，那挤是不折不扣的。按说，谁不知道站在车门口下车方便呢？谁又不知道有个靠着的地儿比干挺着舒服呢？可是，因此而挡着，堵着，横，着死定在一个地方不动弹的人，这里没有。车门一旦打开，不管车里还有多少剩余空间，门外那长列的纵队便只是向着车厢里长驱直入，往里，往里，再往里。而里面的人也就所向披靡一般贴紧，贴紧，再贴紧。仿佛车厢里装的并不是一个个有骨头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棉花，布，泡沫塑料，任凭你怎么撑怎么塞都没事儿。你绝听不到半句牢骚甚至哼哼。
　　要知道，这种挤实在是很可怕的。强大而持久的压力常使呼吸几乎窒息，支撑着胸腔的肋骨架常常象顷刻就要被压扁。万一要是遇上面前是一根铁柱玻璃窗或门什么的，你还不得不忍受那被挤压着脑袋，硌着骨头的疼痛。夏天，还要加上个。热尽管冷气吹着，可架不住人墙密不透风。一个个大汗淋漓的躯体愣被贴饼子似地贴在一起，死活动弹不得。特别可怜的是那些一本正经地穿着西装的男人（在日本，除干体力劳动的人之外，男人上班一年四季都必须穿西装），在这种高温和挤压之，下一个个紧箍着领带的硬挺挺的白衬衣领几乎没有不被汗水浸得透湿透湿的。
　　如果说东京的电车之挤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更使我惊异的还是日本人面对这种拥挤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力。不管车里挤到何种程度，也不管自己被挤得多么难以忍受，大家全都一声不吭。被上千人塞到了爆满程度的电车里，除了偶尔传出粗重的喘息之外，完全鸦雀无声。没人说风凉话，没人发牢骚，甚至连最一般的交谈都没有，当然也就更谈不到吵嘴打架了。
　　不知多少次，我被挤得受不了，嗓子眼儿痒痒着直想叫唤：“别往里挤啦，这儿都快断气儿啦！”“哎哟妈呀，肋骨要折了！”……可面对着同样被挤得龇牙咧嘴却不出一声的诸位先生女士们，我便喊不出口了。
　　是啊，谁不觉得挤呢？谁又觉得挨挤好受呢？可问题是，大家不都急着上班？吗时间对每个人来说不都同样宝贵吗？既然如此，除了互相理解点儿，彼此容忍些，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尽管东京早晨的电车拥挤不堪，但可以说，由于等车，挤车，抢坐……而发生冲突惹一肚子气的事完全没有。车来了，你不用担心上不去。到站了，你也不用担心下不来。不论车里多挤，绝没有下不去一说。既不会有谁成心挡着你有意刁难，也不会有谁冲你恶声恶气：“早干什么来着？到这会儿才想起动弹！”日复一日乘坐拥挤的电车，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要下车的人一边挤着一边对旁边的人连声道着：“对不起，我要下车。对不起！”而人们也就立刻尽量闪开身。门外正要上车的人一看有人还没不来，也马上会自觉地让开，等人家下来了自己再上。
　　或许有人会问：在日本，人们坐车有抢座和让座的现象吗？
　　据我观察，抡座的现象几乎没有。其实，谁不愿意坐着呢？尤其在劳累困倦的情况下。可这里的人一般不把这种想法赤裸裸的表现出来。遇上有了空座，很少有人会饿狼扑食似地去抢。相反，人人都表现得比较矜持。
　　至于说到让座，虽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宣传，但出于纯粹的自觉自愿，给别人让座的现象还是常能见到的。特别是对那些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人，你不必担心他们上了车会从头一直站着。不是有人主动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就是人们在原有的座位上互相挪一挪，靠一靠，给他们腾出个座儿来。
　　总而言之，互谦互让，彬彬有礼，是大家在乘车时不约而同遵守着的一条公共道德。
　　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逼迫着人们高效率地利用时间。
　　一上电车你就看吧：除了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差不多的人手里不是捧着书就是拿着报纸或杂志。坐着的在埋头阅读，站着的也在埋头阅读，甚至就是在相当拥挤的情况下也照读不误。确实，社会的高速度发展带来了信息的瞬息万变，一步跟不上就可能落伍，甚至一败涂地。必须争分夺秒地去捕捉信息和知识，从当天的报纸，到最新杂志，书刊。
　　东京所有车站上都有报刊亭，那里出售当日乃至当时的最新报刊书籍。人们常常是在上车前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坐一路车读完，到下车出站时，顺手扔进车站废报箱。如果还要倒车，那就再买另一份报刊在下一段车上读。还有很多人利用乘车时间工作－－老师判作业，编辑看稿件，音乐家读谱子……除了上学，放学的中小学生外，在电车上聊天的人一般很少。甚至就连干站着的人也很少。要是不读什么，就索性打盹儿，睡它一觉。
　　在我的印象中，北京除了长途汽车的乘客，一般都不太在坐车的时候睡觉。即使有人打打盹儿，也只不过是在夏天。而东京则不然，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你总能在电车上看到不少睡得身子歪来倒去的人。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日本朋友：
　　“你每天平均能睡几个小时？”
　　“也就是5个小时。”
　　“白天不觉得困吗？”
　　“困。所以一上电车我就睡觉。”
　　“要是没有座儿呢？”
　　“站着也照样打盹儿。”
　　这倒是。我常见日本人在电车上站着打盹儿，尤其在深夜电车上（东京一般电车的末班车都是夜里12点，主要线路更晚）。他们把双手套在吊环式的圈圈里，脑袋垂在胳膊上，身体松垮着，随着电车的颠动晃过来晃过去。我时常担心他们会一屁股坐到地上摔一交。可他们却仿佛早已练就某种硬功夫似的，怎么歪来倒去都不会摔倒。
　　由于激烈残酷的自由竞争逼迫着每个人从早到晚地玩命干，日本人每天的睡眠时间确实是很少的。下了班后不加班加点的公司和企业几乎没有。而加班，往往一加就要到10点以后。有几个人能在夜里12点钟之前躺下呢？在东京，夜里1点钟能躺下的人就算是睡得早的。正因如此，人们在电车上呼呼大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京的交通确实很便利。可是，交通费也是高昂的。
　　在北京，一个月只要花五块钱买张通用月票，你每天就是围着北京绕十圈也没关系。交通费在人们生活费的比例当中可以说微乎其微。
　　在日本却没有这种美事儿。月票倒是有，但它跟普通车票一样是桉里程计价。的三公里和五公里的电车票价不一样，月票票价也就不一样。虽说买月票比买车票要便宜一点，但还是相当贵。所以在日本，人们买月票都是只买自己每天不得不往返的一段路程的月票。
　　那时，从我家到学校中途要转换三次车，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最要命的是买一次月票就要花三万多块钱。这笔钱几乎占去我一个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东京的交通费高昂，连日本人都吃不消，更甭说象我这样的穷学生。自费留学，处处要为钱而发愁。不光要考虑学费，房租，伙食费，书本费……还不能不考虑交通费用。
　　东京各路电车，汽车的票价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坐公共汽车要比坐电车贵，而坐国营电车要比坐私营电车贵。坐公共汽车，三公里之内票价是一百五十元，国营电车是一百四十元，私营地铁是一百二十元，而私营电车则是九十元或一百元。究竟为什么国营电车会比私营的贵，问了许多人，谁也说不清。只是告诉我，国营电车线路的赤字正逐年上升，私营的却很少有赤字。　



第十六章　求学篇－－物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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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求学。到国外的知名高等教育学府深造——这是抱着真诚学习的目的的自费留学生的最大愿望（这里且不说某些打着“留学”的幌子，留而不学的人）。出了国门，进了日本语学校，这还与名符其实的“留学”差着十万八千里。要学就要上大学，读研究生，考博士，对于官费留学生来说，这恐怕算不得什么问题。可换了我们，却就没那么容易了。
　　学校少吗？当然不是。日本的大学很多。据我初步统计，日本全国共有四百七十二所大学，其中国立九十五所，公立都立县立三十六所，私立三百四十一所，如果再加上短期大学，夜间大学，函授大学……那就上千了。可是，所有的大学都不会无条件向你敞开大门。你不光得交得起那笔洋洋可观的学费，关键还在于你首先得考得上。
　　说来也怪，未出国之前我一点儿都没有考虑过，到国外上大学也是要“考”的。仿佛“考”大学只是中国的事，而外国，只要你手里攥着那一沓学费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跨进大学了，哪怕是早稻田。可到了日本，我才惊讶地发现，这里也并非事事处处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上大学要考试，跟中国没有两样。上不上得了，完全取决于你的考试成绩。
　　高考这个字眼在中国意味着一场学习上的艰苦突击，知识，智能和意志的激烈竞赛。它给人总的感觉是“难”。那么日本呢？一无所知，困惑不安的我，不管到哪儿逢人就提出这个问题。
　　难——几乎每位日本朋友都这么回答我。——你难道不知道吗？美国的大学是好进不好读（入学极容易，但课程繁多难度又大，不花费相当的功夫毕不了业）；而日本的大学正相反，是好读不好进。其入学考试的难度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尤其国立大学和一流私立大学，更是非出类拔萃者不能进去。正因为这样，日本的青少年一到上中学就开始做考大学的准备。到了高中二三年级更不得了，不是请家庭教师个别辅导，就是课外再上专门的高考补习学校。绝无一人例外，除非你不想上大学。
　　这话不假。我刚进味道园不久，就遇上了几个高中生辞工。问原因，都说再过一两年就要考大学了，从现在开始得每天去补习学校再上四五个小时的课，包括星期天和星期六。这种补习学校收费颇高。据说最便宜的，一年也得要个四十几万，快要接近正式大学一年的学费了。
　　那么，我不禁又问，日本的大学有没有比较好考的和比较难考之分呢？
　　这种区别当然是有的。他们告诉我，一般说来，国立大学最难考，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不论你是考国立第一流的东京大学还是考国立最末流的琉球大学，所参加的考试都是一个。区别只在于录取分数线。这个考试不仅难，而且是两试制（初试与复试）。尽管如此，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因为国立大学不仅学费比私立大学便宜得多，而且毕业后能获得较理想的社会职业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至于私立大学则五花八门。每个学校从其考试内容，范围，难度到日期全是自行一套，互不沾边。象驰名世界的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这类一流私立大学，其难考程度自然超出一般。甚至几度考不上庆大，早大的人却能考进国立大学。与此相比，二三流的私立大学就好考一些。但若不咬牙拼命地学习，温书，想考进去也是够呛。日本当然也有些私立大学相当好考。但愿意去这种大学的人却不太多。这种学校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声誉，毕业文凭一钱不值，学费又往往贵得要命。有人称这种大学为傻子大学，认为只有脑子笨得象傻子似的人才去上这种大学。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为了一张分文不值的文凭而付出比别人更高昂的学费，这无疑是一个傻子的举动。
　　是不是越容易考的私立大学学费越贵呢？我又问。
　　那倒不见得。他们告诉我，很多难考的私立大学学费照样挺贵。这不光要看你考什么学校，还要看你选择的是哪门专业。同一所大学里学不同的专业所交的学费不一样。比如理工科学费就比文科贵。总的说来，在日本学医是最贵的，一年的学费可以高达几千万。理工科，艺术，法律也都要达到几百万。唯有文科最便宜，几十万就够了。
　　看来象我这样的穷光蛋是唯有读文科这一条路了。那么报考哪所大学呢？国立大学，一流私立大学，我当然连想都不敢去想了。本来就才疏学浅，再加上语言不能过关。太差的大学也绝对不去。我交不起，也不想交那么高的学费。再说，本人还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吧。
　　一场关键性的选择摆到我的面前。我要从几百所大学中挑出这样一个大学来：虽不是第一流，却还比较有名；虽比较有名，但学费又不太贵；并且经过努力，我尚能考得进去。
　　一本又一本介绍日本各所大学的招生情况的书刊被我翻了又翻，读了又读。比来比去，掂量来掂量去，不是学费太高，就是考试太难；不是太没名气，就是离东京太远（地理位置不能不考虑）。要选出一个合适的目标来，好难！
　　当时在班上跟我一样进行着这种选择的同学并非只我一个。大家碰到一起就进行各种磋商。台湾同学有钱。他们普遍采取的做法是一下子报考几所甚至十几所大学，一个一个去考过来，考上哪个上哪个。我们却不能这么做，没钱。报考一所大学，就要花至少二万五千块的报名费。报五所大学，就得花十二万五千块钱。靠端盘子生活的我们，哪儿出得起这么高的报名费呀，只能是一锤子买卖。
　　这一锤子要砸准了真不容易。我当时几乎决定干脆就报考我们日本语学校从属的拓殖大学了。这所大学三流以下，不能说完全没有名气。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学校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反感和轻蔑。也许是因为曾听说，这个大学与台湾的关系密切，并且是台湾一所有名大学的姐妹学校，或者是因为每天看见一队队膀大腰圆的壮汉喊着武士道般的口令在广场上操练，总使我联想起“日本宪兵队”来吧。可就是这个拓大，想报考的人还特多。
　　正在举棋不定之时，我接到了保证人安藤先生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学生，叫上田，在东洋大学工作。让我到他那里去了解了解东洋大学的情况。
　　在东洋大学文学系教育学科办公室，我见到了这位当事务员的三十岁出头的上田君。
　　“你想知道东洋大学的情况”，上田君那双小而无光的眼睛透过酒瓶般的近视镜片注视了我几分钟，然后拿出一份印有东洋大学校名的刊物，“可以看看这个，上边介绍得很清楚。简单说来，东洋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创建一百周年了。它的创建人，是被称为明治时代三大教育学祖之一的井上丹了博士（另两位是庆应大学的创建人福泽谕吉和早稻田大学创建人大隈重信）。它最初叫作哲学馆，是以研究哲学为中心起家的，尤其是研究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哲学。‘东洋’这个校名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东洋大学的哲学系在日本比较有名。当然，除哲学本科之外，与哲学有关的宗教学，伦理学，以及汉学，国语学，教育学等也都具有一定实力。另外，由于这所大学一直是以培养教育人材为主要方向的，所以对基础课的教育比起其它大学来，要更为重视一些……”
　　听着他的介绍，我忽然想起刚进大门时着到的景象：校门入口处一块花岗岩石壁上刻着四个人的浮雕头像，他们的名字是康德，苏格拉底，孔子和释迦牟尼。原来东洋大学是把哲学奉为教育思想的先导的，特别是这其中有我们的老祖宗孔老夫子。顿时，我对这所大学产生了一股无名的亲近感，尽管我并不打算研究哲学。
　　“这好*考吗？学费贵不贵？”两个至天重要的问题冲口而出。
　　“学费便宜，如果考文学系的话，一年的学费四十三万。其它私立大学哪个也得要上五六十万吧。”
　　太——棒——了！
　　“至于说好考不好考，”他用手搔着乱蓬蓬的头发，“这很难说，得看对什么人来说了。你的英文怎么样？”
　　“糟透了。跟完全不会没两样。”
　　“那可有点麻烦。你以前没学过吗？”
　　“学是学过，可全还给老师了。英文不好又有什么关系，这里又不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上的是日本的大学，学的是日本的东西。”我竟有些忿忿不平。
　　上田咧嘴笑起来：“遗憾的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极端重视英文。你考哪儿，考什么专业，都首先看英文。英文不灵，寸步难行呀！”
　　完蛋了！
　　“你也别发愁，从现在开始抓紧，学会多少算多少嘛。”上田显然是为了打破僵局：“你的日文怎么样？”
　　怎么样，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当然还不行，才来日本三个月。”
　　“才三个月？听你说话，我还以为你都来了一两年了呢。”
　　“别逗了。”
　　“真的真的，你的读和写怎么样？”
　　“不行。”
　　“那你可得抓一抓。不然笔试一关过不去。”
　　“笔试都有什么内容？”
　　“除英文之外，根据所选的专业考试各有不同。比如要考哲学系的话，世界史是个重点。”
　　“如果是国文呢？”
　　“重点是日文基础和日本历史。至于口试，那就海阔天空了。”
　　“怎么还有口试？”我大惑不解。
　　“当然有口试，而且占的分数比例很大。日本的大学考试全有口试，它主要是考查学生的思维是否灵活敏捷，以及学生的气质。”
　　真新鲜！可就算我思维不太迟钝，用日语能稀里哗拉地表达出来吗？
　　当这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把自己的一锤子砸在东洋大学上了。不光为了它的学费便宜。也不光为了它尚有名气，还因为它跟孔老夫子多少有点因缘。至于考试这关，无论如何也得咬牙拼命闯过去。
　　你能想象这场奋斗有多么紧张和艰苦吗？离考试的时间总共只剩三个多月，而我一天里除了去上学，打工，吃饭，睡觉还能余下多少时间呢？只能靠挤，靠提高效率。不论是课间十五分钟还是中午午饭时间，不论是在来往的电车上还是在等车的间隙，不论是在走路还是在上厕所，一分钟都不敢浪费。打开日文，合上英文；捧起英语，放下日语。日文，英文，文法，单词……一刻不停地在脑子里走马灯，搅得我日夜不宁。
　　有时候真累，真烦，真想大撒手一甩——不考了。可立刻又觉得这么做对不起爹妈，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中国人”这个不平凡的称号。于是，又把劲儿绷起来，把牙关咬起来，坚持着奋斗下去。　



第十七章　求学篇－－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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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的功夫，那决定命运的1984年10月便来到了。东洋大学的招生考试将在10月29日和30日两天举行。对于初到海外，初次经历外国大学考试的我来说，那实在是两天既神秘又恐怖的日子。强烈的上学愿望与对考试的不知所措扭结在一起，使我无法控制内心的战栗与不安。可别考不上，一定得考上！这声音终日在我耳边萦回。
　　对于日本大学之难考，我是作了不少思想准备的。而对于日本大学之难报名，我却连作梦也没有想到。报名，那有什么！到学校报名处报上自己的名字，再领一份准考证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谁料想，日本的皇历偏偏与中国的不一样。
　　从10月4日到10月8日五天时间，是东洋大学外国考生报名的日子。全然没把报名当作一回事的我，原本是打算最后一天(8日)去报名的。可4日那天，看到同校十几个想考东洋大学的同学一窝蜂似地都跑去报名了，我便也有点儿心动：早报也好，早点省心。于是就打算第二天(5日)去。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五，因为舍不得放弃森户老师的课，所以直到吃完中午饭才不慌不忙地去报名。
　　一进学校二号楼走廊，我便吃了一惊。那从报名处拐来拐去延伸出来的队伍竟有那么长。难道留学生全都涌到东洋大学来了？我无可奈何地站到队伍后头。
　　时间仿佛是有意地放慢了脚步，而那队伍前进的速度更是慢得熬人。不过是报个名，领张证，怎么至于这么慢呢？真纳闷儿。正站得腰酸腿疼，抬眼看见我认识的一对马来西亚姐妹从报名处出来，脸上布满愁云。我便招乎他们：“报完了？”
　　“嗯，没报上。不发给我们准考证。”
　　怎么不有这样的事？我惊讶了：“为什么？”
　　“说我们不够十二年学历。”
　　“什么十二年学历？”
　　“就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十二年正式毕业了才行。”
　　“那你们？”
　　“我们在马来西亚上的是华语学校，差一年不到十二年。”
　　“不能跟他们好好说说吗？”
　　“唉，嘴都快磨破了。他们只咬定这是日本文部省的规定。”姐妹俩的眼圈儿红起来：“好不容易出来，就是为了上大学读书。父母兄弟全对我们寄着希望呢……”
　　“如果到别的大学试试看呢？”我试图开导她们。
　　“全一样，只要是日本的大学。因为对他们日本人来说根本不存在问题，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全是义务教育，谁都必须读完十二年。可我们……”
　　谈话之中，又见不少碰了钉子的人忿忿不平地走出报名处。我突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书包去摸那叠厚厚的材料－－毕业证书，推荐信，成绩单，履历表……没问题，我对自己说，上过中专还上了职工大学，早不止十二年了。他甭想卡住我。然而，刚才还满不在乎的心却不由得提了起来。万一不是因为考不上，而是因为报名报不上进不了大学，那才叫冤枉呢。
　　那蜗牛般慢吞吞爬行的队伍直到下面午4点半才算把我带到了报名处的大桌子前。我打开书包，一件一件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递到坐在桌子对面的招生人员手里。这是一位相当年轻，漂亮的女事务员。她接过材料慢慢地，一丝不苟地翻阅着。我仿佛在面临着一场宣判，我的心跳加速了。她终于把头抬起来，用由于太疲劳而带着倦意的眼睛望着我，发问了：
　　“你没上过正式的初中，高中，只上过中专？”
　　“对。可中专就相当于正式的高中。”心跳。
　　“你中专并没有念完，对吧？”
　　“念完了。看，这是毕业证书。”我用手指着那个红皮小本本，指尖微微发凉。
　　“毕业证书我看见了。可是你的履历上写着，你看，毕业之前一两年你就离开学校到农场去了。没错吧？”
　　哦，下农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是有这么一回事。可是那是因为……”我如何才能用几句话将这曲折，黑暗的一段对她讲清楚呢？冒汗。”但是我有毕业证书呀！”
　　“我不明白，没有把全部课程学完，你怎么能得到毕业证书的呢？”
　　“那是学校后来补发给我们的，正式补发。”心头冒火。
　　“补发？”那双疲倦的眼睛突然睁圆了：“没有学习，怎么可以得到学历呢？对不起，我无法对这毕业证书予以信赖。”
　　我差一点跳起来！难道是我不愿意完成学业吗？难道是我情愿丢掉专业去插秧，拔草，喂猪，脱坯吗？难道我愿意让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旋涡中丧失殆尽吗？可是，这一切，我怎么才能对她说清讲明呢？我强压心头火，对她说：
　　“请问，您听说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吗？”这一问不知为什么竟然使她笑起来：
　　“每个从中国来的人都喜欢谈文化大革命。”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一段历史事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可是很遗憾，这里是日本。我们有我们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不能改变。”她的声音很温和，但那话分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无奈中我只好又拿出另一个挡箭牌：
　　“我在职工大学还学习过四年，全加起来够十二年学历。”
　　“职工大学，”她缓缓地翻动着我的职工大学成绩单，“这……是一种什么大学？不是夜校吗？”
　　“不，是为成人办的大学。”我一口咬定。她的的眼睛却充满着狐疑：
　　“从名称上来看，这可不象一所正规大学。这种学历恐怕……”
　　“我们国家是承认的。”我斩钉截铁。
　　“是的，你们国家。可到了我们这里，却……“她带着一种类似同情的微笑，动手将我所有的材料归整到一起，往我面前一放：“对不起，很抱歉，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无能为力。”
　　当头一棒！几个月来，不，几年以来的美好梦想如同一件撞击在石头上的精美器皿，顿时粉碎。这现实实在太难以让人接受了？难道千辛万苦的一场奋斗就这么一下子吹了？我不能甘心！
　　我象一条被大浪冲到沙滩上来的鱼，鼓着一双眼睛，竭力抽动着双腮，固执地要作垂死挣扎。
　　那女事务员早已示意下一个报名者上来了。那是个从台湾来的男青年，戴着宽边眼镜，半长不短的头脑发用头油梳得溜光水滑，散发着浓浓的香气。他把从小学到高中一张张如同大奖状似的毕业证书，用英文书写的推荐信，一一递了上去。那神情里分明流露出某种得意与骄傲。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同样是人，是青年，想求学，我的各方面能力并不见得就比他差。但仅仅在“学历”这么个客观因素上，我却要由于中国政治上的一段曲折而被剥夺求学的权利。本来，白白地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光阴就够惨的了，难道现在想弥补失去的一切都不可能吗？
　　那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猛然扭动着全身跳了起来。我一步上前把退回来的材料又固执地推到女事务员面前：“很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有毕业证书，按理说，学历能够得到承认。”
　　“但你中专的学习没有期满，”她把脸转向我不紧不慢地说：“职工大学也不能被认为是正规大学。到这里来报考的中国学生几乎都存在这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
　　“但考大学主要应该是凭能力呀，有学历并不等于就有能力……”我真想跟她进行一场大辩论，给他们日本人脑瓜子通通气。没想到那个台湾来的学生不耐烦了：
　　“各国总有各国的章程喽！你以为你们那边的一套在哪里都行得通？”
　　我被那尖酸刻薄的目光与声调大大激怒了。但，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我只向他投去刀刃般的一瞥，谁输谁赢咱们走着瞧！我用极严肃的口气问女事务员：
　　“如果中国大使馆给予证明，承认我的毕业证书有效，承认职工大学正规，那么我的十二年学历就不存在问题了吧？”
　　“那当然。只要你能拿来中国大使馆的证明。”
　　搁浅的鱼终于又冲进了大海。我飞身而出，恨不能坐上火箭到大使馆去。我坚信只要到了大使馆就会一切逢凶化吉。日本人不了解我们，大使馆还能不了解吗？跟日本人说不通，跟着大使馆还能说不通吗？大使馆不支持我们还有谁支持我们(拯救我们)呢？
　　遗憾的是，时针已经指向5点。花一个多钟头赶到大使馆，人家也下班了。只有等明天－－星期六。一大早起来我就去向他们求救，然后再返回来找招生的算帐！我想，明天准是个大晴天。
　　然而，第二天却是阴雨绵绵。我冒着霏霏细雨，怀着一腔希望赶往使馆。来日本半年了，我还没去过大使馆。并不是不想去，而是总舍不得失去一次次上课或打工的时间。中国大使馆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起在北京常见的外国驻华使馆：漂亮的洋楼，五花八门的国旗，站岗的卫兵。我想象不出，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大街上，在各式各样离奇古怪的建筑，店铺丛中，有一小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一座中国式的建筑，飘扬着我们庄严的五星红旗。这该是一种什样的气氛呢？我在小雨中匆匆行走着，寻找那亲切的五星红旗。大使馆终于被我找到了，奇怪的是却没有见到国旗。又厚又重的铁门紧紧关闭着。
　　怎么回事？我问在一旁站岗的卫兵。被告知，星期六和星期天使馆不办公，休息。星期六也休息？我着实大大地吃了一惊，这真叫入乡随俗呀！但日本的公司，企业也不都是星期六休息呀。这可好，大使馆连着两天不办公，到了星期一(10月
　　8号)－－东洋大学报名的最后一天，万一要是大使馆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我开证明，……不就全完了吗！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他们说一说。我请卫兵开门放我进去。他指指大门旁边一个小窗口，让我按那里一个电铃与里边联系。按了两下铃之后，“有什么事？”小麦克风里传出了问话。
　　“我是中国留学生，遇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今明两天不办公，你星期一来吧。”
　　“对不起，这事儿很急，务必让我进去一下，行吗？”我恳求。
　　里面的人犹豫了片刻：“那你进来吧，不过，现在谁也不在。”
　　我身边一扇小门突然神奇地自动缓缓打开了。一条又宽又平的甬道展现在我眼前。甬道两旁的浓荫中正烂漫地怒放着桂花。那浓郁醉人的香气使人想起彼岸的祖国，故乡，一股柔情漫上了我的心。
　　在前厅值班处，那位刚与我进行过无钱电通话的人简单地听了我的“遭遇”：
　　“象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是归教育口负责的。你得去找他们谈。不过教育口不在大使馆里，在别的地方。你拿着这张地图，按着图不算难找，就是这一段路没有电车，你得走。”
　　又得跑腿儿！
　　“我说，”他补充道：“今天放假，不办公，你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算了吧。”
　　可是难道能不去碰碰运气吗？我又开始了寻觅。穿过一条条街，走过一条条路，总算在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找到了地方。这儿的确是一派放假的景象：大门关闭着，不大的庭院里静无人声，那幢陈旧的三四层小楼的门却是虚掩着，我推门而入。
　　前厅很幽暗，没有一个人，死静。我顺着楼梯上到二楼，还是没有一个人，死静。直到三楼，才听到声音了。那是一个女的在大声讲中国话。象迷失在深山里的人突然发现了灯光，我立刻感到了希望。找到那个传出说话声的房门，一听，才知道她是在给谁打电话。我便没有敲门，等待着。谁知，那电话竟打得无比漫长。一个十分钟，又一个十分钟过去了，眼看时针已快指向11点半。我心急如焚，又累又烦。看来若没个什么人打断她，她准能把电话打到下个世纪去。
　　正巧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来。算是老天有眼，她终于不得不结束了电话漫谈，去接另一个电话。幸亏那个电话不长，听她刚“咔嗒”一声放下听筒，我立刻不失时机地敲响了房门。
　　“谁呀？”
　　“对不起，是我。”
　　“你是谁？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看见在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位颇有些年纪的梳着短发的女同志。我的唐突出现，显然使她有些不快。我连忙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不上班？”她一开口就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
　　“才刚知道。我是头回到这儿来。”
　　“到日本多久了？”
　　“快半年了。”
　　“没报过到？”
　　“还没有呢。实在没时间。”
　　“这不是理由。”一种不满流露在她脸上，“到了国外，首先应当想到与组织联系。青年学生嘛！”
　　“我看你今天就先回去吧，星期一来报到登记，再办你的那个什么证明。”
　　“呀，那可不行。”我急了：“东洋大学的报名星期一是最后一天。一天里跑两个地方办两套手续，我怕时间来不及。你不知道，报名是要排大队的，特花时间。一旦赶不上趟，我今年就完了。请您一定帮帮忙！”我只盼她脸上能多少露出一点点同情来，然而她却冷冷的。
　　“那你干嘛早不来？整整一个星期都不着急，偏偏等到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话勾起了我一肚子的委屈：“不是我成心不早来，人家报名日期总共就五天。星期四是报名的第一天，因为没料到事情会这么复杂，我没去。报名的第二天我就去了，也就是昨天。结果叫人家给顶回来了。当时我就想来找你们，可时间已经太晚，所以今天才来。”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着急也没用。没瞧见吗？一放假全出去了。”
　　“可星期一，万一要是来不及，太悬了！”
　　“那有什么关系，再报别的大学嘛，日本大学还不有的是。”
　　“但是东洋大学那头我已经交了两万五千块的报名费－－不交费不能办报名手续－－万一报不上的话，我的钱不就白扔了吗？那可是我一个星期辛辛苦苦的劳动血汗呀！再去报别的学校又是两万五千，我哪来这么多钱？您也知道，自费生在这里混得不容易。”
　　“那你找保证人去嘛，钱的问题，保证人应该负责呀。”
　　“我的保证人……经济情况不太好。再说，我也不愿意靠人家。”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有啥办法？总不能你想怎么就得怎么。你一开口要证明，别人当时就得给你开？哪有那么容易！就算我手头现在拿着公章，这种事，起码也得等领导上研究研究吧？”
　　我的妈呀，他们还要研－－究－－研－－究！她的官腔继续升级：
　　“再说，你都来日本半年了，都不说到使馆来报个到，组织观念是否也太差了？你说说，对你这样的人，我们连一点儿情况都不了解，能随随便便给你作证明吗？”
　　挨了没头没脑的一桶冰水，我傻了。眼前腾起一片黑暗。完蛋了，我那遥远的梦；完蛋了，我那一番艰难的努力。眼泪象开了闸的流水涌出来……到日本半年来，碰的钉子不算少了，我却从来没掉过泪。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支撑我－－祖国。而今天，我仿佛被人拔去了根。
　　“你哭什么？哭又解决不了问题。”
　　我当然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她知道我们自费生的求学生活有多难吗？！
　　“你看你看，我也不是不知道你的事急。可是这会儿我们的领导不在，在的话，你倒是可以直接跟他谈谈看。”
　　闹了半天，原来她不是个头儿。叫我一场虚惊。
　　“您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吗？”希望之火重又点燃。
　　“那可难说。现在已经12点多了，大概最早也得下午两三点以后吧。”
　　“我可以在这儿等他回来吗？”
　　“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哇，他回来的时间又不一定。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去。下午往这里打电话问问，要是他回来了，你再同他商量商量。”
　　真不乐意回家。那么远，往返一趟要花多少时间，路费，精力呀。但我还是出来了，整个后半天，我是在针毡上度过的。一次又一次打电话。但都打不到他。不是还没回来，就是刚回来又出去了。不在，不在，不在。打最后一个电话时已经是夜里12点半，可他仍旧没有回来。接电话的正是上午不十分友好地“接见”我的那个女同志。或许我这一整天的焦急万状多少有点让她感动，这回她说话的声音不那么冷冰冰的了：
　　“今天已经太晚，你就不必再打电话来了。我一定给他留一个条子，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明天早饭以前你再打电话来，那个时间他一定在。千万别晚了，吃完早饭他没准儿又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天。”
　　这一天就这么一无所获的过去了。留给我的只是过度的疲劳和紧张。明天将如何呢？整整一宿，我辗转不安。
　　第二天一早7点半，我终于在电话里找到了他。
　　“昨天回来我看到条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用恳求的语气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噢，就是要证明你的学历够了12年，是不是？这种证明我们开不了，你得去领事部，他们负责开这类证明。”
　　咦？怎么半道儿又杀出个领事部？我又转向了。从头到尾，我得白绕多少圈儿啊！
　　“领事部在哪儿呀？”我问。
　　“就在大使馆隔壁的一座楼。你明天一早到那里去，带上你的证件，马上就能开出来，很简单。不用担心，没问题。”
　　万一要是他们不痛痛快快给我开怎么办？”我仍顾虑重重。
　　“不会的，不会的。要是你实在不放心，也可以事先找一下李XX同志，她是专管这类证明的。”
　　看来，是凶是吉只有等到星期一见分晓了。
　　当地球又开始了它新的一圈自转时，披着一身金色阳光的我又一次匆匆奔往大使馆。我从来就喜欢太阳光，因为它总能使人感到自信和力量。这三四天为了报名，我碰了一回又一回钉子。可是你看，今天出太阳了。
　　大使馆与领事部的大门都还关着。我来的太早了。正发愁没个去处，刚巧一辆小汽车从使馆里开出来，我就势“蹭“地溜了进去。
　　“你，干什么的？”正在大厅值班的人，一见我这个不速之客，立刻提高了警惕。
　　“对不起，我要找这儿的李XX同志。”我满脸堆笑地回答。
　　“哦，她说话就过来。可你是打哪儿来的？外边的大门不是关着的吗？”
　　“没－－错儿！可你不知道，”我故作神秘地“我会穿－－墙－－术。”
　　他扑哧一声笑了：“是留学生。”
　　“可不。就是还得加上‘自费’两字。”
　　“是吗，来多久了？”
　　“刚半年。”
　　“怎么样？”
　　“唉，一言以蔽之：难！”
　　“哪方面？”
　　“哪方面都算上。”
　　“这倒也是。不过瞧你这个样子，倒看不大出来。”
　　嗬，他还没瞧见那天我那顿哭鼻子呢！
　　正这时，从院子里进行几个人。值班的就喊：“小李，这儿有个学生正找你。”
　　“是谁找我？”一个皮肤黝黑，稍胖的年轻女同志走过来。
　　“是我，”我迎上去：“是教育口那边的负责同志叫我来找您的。”
　　“有什么事情吗？”她的口气亲切，和蔼。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这没问题，等会儿一上班，我就给你开证明。你一会儿就能拿走。”
　　“太好了，谢谢您。”
　　“这是我们的责任，没什么可说的。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遇到。不少自费留学生好不容易来到日本，就因为学历不够考不了大学，多可惜。这事儿，要是我们不给你们作主，谁还能给你们作主呢？放心好了，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决不会眼睁睁地撒手不管。”
　　下午，当我再一次走进东洋大学报名处，再一次向女办事员递交我的各种材料时，我的心跳动得那么平稳，有力。因为在那叠各种材料之中，有一份不同寻常的证明。它上面庄严地盖着一枚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叫人感到踏实的吗？
　　我终于得到了东洋大学准考证。　



第十八章　求学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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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10月30日，口试的日子。
　　候考场上，留学生们一个个显得惴惴不安，从那坐立不安的神态中，从人们互相交谈的话语中，从女孩子们精心打扮过的装束中……
　　只要有一个考生从考场上出来，大家便不约而同的围上去刨根问低。十个问百个问，不过就是一句话：“老师向你提什麽问题了？”而回答则各式各样。记得有一个同学回答大家：“老师问我「你觉得日本的自动售货机怎麽样？」”于是引起一片大哗。有的说，这种问题提得太古怪；有的则说，这种问题带着某种含义……
　　而我，那时的心情反倒是平静的，既无所谓的紧张，又无所谓的害怕。我彷佛觉得自己即将面临的并不是一场考试，而是一次会面，一次关键性的会面。我要抓住这次不可多得的机会，把自己长久以来一直考虑着的东西，追求着的东西，痛痛快快地向对方倾吐出来。这一切，不对他们说又对谁去说呢？此时此刻不说又待何时呢？
　　是的，我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为什麽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奋斗而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我靠辛辛苦苦的体力劳动勉强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生活，究竟是为了求索些什麽？我必须要告诉他们：历史的责任，民族的责任和国家的责任是如何在压迫着我的心，而中华民族的新的飞跃又是如何在激励着我。我必须要告诉他们：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曾夺去了我们十几年大好的青春岁月，如今的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而光阴于我们又是何等地宝贵。此外，我还想告诉他们：研究中国几千年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以及两国文化的相互关系对于我来说是多麽有趣的事情。我还要告诉他们：中日文化的互相交流是历史的潮流（当然不只是文化），由于战争等原因而中断了几十年关系的两国人民极需互相了解。不仅日本人民需要通过中国的文学作品了解中国，中国人民也同样需要通过日本的文学作品了解日本。而我，则愿意成为这种相互交流中的一座小小桥梁……
　　这些话并不是靠几个小时或几天几夜的冥思苦想得出来的，它们早就在我的胸中形成，伴随了我一年又一年。说出这一切来，绝不是一件费力的事。需要仔细考虑的只是如何用正确漂亮的日语形式表达出来。
　　叫到我的名子了。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走进考场。
　　主考官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授。他那慢节奏的讲话，微带笑意的眼光，都叫我觉得他不象一位考官而更象一位慈祥的老大爷。
　　“昨天的笔试，你的英文考得不好，知道吗？”这便是老教授向我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
　　怎麽会不知道呢？昨天英文考“糊”了。满满四大页的考题，要求只在短短的50分钟内答完。题目又绕脖子。它针对一篇正文，提出一系列答案，要你来判断孰是孰非。俗话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可面对这样的试题，我那临阵磨出来的枪却实在有点儿玩不转了。不过，这本来倒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所以倒并不气馁。我相信，只要自己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充分发挥本人的优势，就足以弥补英文的失分。
　　随着英文考试的话题，口试渐渐展开了。一个个提问接踵而来。有些是一般性的－－
　　“日本社会，日本人给你的印象是什麽？”
　　“你最感兴趣的事是什麽？”……
　　有些则是专业性的－－
　　“你说说「在公园里开的花」与「在公园里种花」的「在」字有什麽区别？为什麽使用的助词不同？”
　　“你知道哪些明治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和作家？”……
　　而我，不管老教授问什麽问题，都尽可能地把我所想表述的东西加进去。尤其当问到我“为什麽要出国留学？”“为什麽要放弃了从事了多年的音乐专业而改学文学？”“为什麽想研究日本的文学？”时，我就象获得了天赐良机一般，尽情抒发开来。从空海和尚的赴唐到鉴真和尚的东渡，从日本的汉字，汉文，汉诗到日本人的佛教，道教思想，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学先驱的赴日求学到中国3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日本文学痕迹，从历史上的多次日本侵华战争到两国人民共同的永久友好愿望……最后则是我个人的理想，希望，心情。
　　老教授一下十分专注地听我把话说完。
　　“你的想法很好。”他说：“但是，似乎你还不很了解学习文学的艰苦性。特别对于你这样的外国人来说，需要跨越的障碍和鸿沟很多很多……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不过，中国人向来是了不起的，而且你的决心看起来也很大。那麽我希望你上了学以后，要切实努力加油！”
　　听了这话，我知道我已经手持胜券了。
　　走出考场，同学们照例也将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你怎麽在里面呆了这麽久，整整40分呢！都向你出什麽难题了？”
　　怎麽回答他们呢？我只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经过左一番右一番的艰辛奋斗，那胜利的曙光总算出现了。
　　两个星期以后，我接到了寄自东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信封里，同时还附着另一张通知：“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立即交纳入学金十七万元。两周之内不交纳入学金者，入学资格予以取消。”
　　日本的大学都有所谓“入学金”一说。一旦考上大学，马上先得交上一笔钱，不交的话考上了也照样不能上。而这笔钱与学费完全是两码事。我算了算，这笔入学金再加上第一年的学费，我马上就得拿出七十多万日元来。
　　于是，一条新的，更为艰苦的道路展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0:54
第十九章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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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录取通知书，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扑通落了地，紧接着非办不可的事情便是搬家。这大概也算是自费留学生活的三部曲吧。找工作－－打工，找学校－－考学，找房子－－搬家。
　　说到搬家，自费生刚到国外时，都是先在亲戚朋友或保证人的家里寄宿。但不出多久，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年左右，大家便纷纷从寄宿者的家里独立出来自立门户，一直住到底的人并不多见。
　　刚住进川崎家时，我并没想过以后还要搬家。两个单身女子同住，川崎为人忠厚，住宿条件又舒适，应当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可是没住多久我便产生了搬家的想法。不同的生活习惯，思想方法，加上我的客人身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许多无形的戒律，时时刻刻束缚着我的身心。我觉得自己整天都是戴着一副“川崎生活模式”的枷锁在生活，就连睡觉时也不曾被解除。我是多么想从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按照我的性格，我的思想，我的习惯，我的追求去生活啊。
　　后来有那么一天，我偶尔看见了川崎摊在桌子上的一个帐本，上边细致入微地记载着这个月的开支，从水电，煤气，电话，交通到菜，粮，油，包括牙膏肥皂……连一分一厘都记录在册。而其中某些开销显然是为我而用的。虽然我早就听说过日本人过日子细，抠，算计，可这个帐本还是叫我接连好几天睡不着觉。看起来，我们俩一同住，戴着枷锁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她也并不轻松。确实，一个月十八万块钱的收入，她一个人过是挺不错了。可再加上我（尽管我每月交她三万块）生活的份量就重得多。而我在给她增加了负担的同时，自己却也并不觉得舒服。既然如此，我何必不搬出去另起炉灶呢？再说，跟她同住每月交三万却从来吃不饱肚子；她的家又远，每月光交通费的开支就压得我喘不过气。如果我住到离学校近的地方，不仅省了交通费。又可以延长打工时间，收入也能增加。找个房租最便宜的房子，一个月光是吃住恐怕还用不了三万块就能既吃得可口又住得舒心。这么一想，从川崎家搬出来的决心便下定了。东洋大学的事一解决，我立即着手找房子。
　　日本国土的面积虽然很小，但住房遍地都是。这里根本不存在“没房子”一说。大小城市刨去马路和公共设施，全被形形色色的房屋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充塞了。气派宏伟的高楼大厦，小巧玲珑的洋式小楼，高级的公寓，简易的楼房……任凭你随意挑选。只是，你得有钱。
　　这里所说的“有钱”，并不是指你能交得起房租，而是说在找到房子之后你需要花费相当一笔钱。一笔什么钱呢？按照日本的社会习惯，找房子一般都要通过房屋介绍所。一旦谈成，你得向介绍所交纳手续费，其金额相当于你所租房屋的一个月房租，然后，你还得向房东交纳一笔礼金。礼金也是以所租房屋的一个月房租为单位的。有的房东索取一个月（房租）的礼金，有的房东则要索取两个月（房租）的礼金。这笔钱纯粹等于送人情。除此之外，为了防止你住了房子而不交房租，房东还得要你交上一个月或两个月（房租）的押金。最后，你还必须把住进去头一个月的房租交上。于是乎：手续费（一个月）加礼金（一至两个月）加押金（一至两个月）加房租，等于说住进新房子以前你必须先掏出相当于五六个月房租的钱来才行。如果你租的房子是每月十万元房租的话，一开头你就得先拿出五六十万元来。
　　我哪有这么多钱？可是，不搬家又不行。想来想去，除了找最便宜的房子以外，最好是不要通过房屋介绍所，这样可以省去一笔手续费，并且最好是找礼金收得少的房东，可以省去一部分礼金。而这样的房子哪有那么容易找！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会儿，只能求朋友们帮忙了。特别是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穷哥们”，他们永远是热心的，果然，听说我要找房，他们有的答应帮我去四处打听，有的则不辞辛苦带我跑了一家又一家房屋介绍所。
　　东京的房租价格是很贵的，特别是在市内，行政文教机关集中，商业交通发达，离车站近的地方，同时建筑结构高级，各种设备齐全，房间面积大，日照条件好的房子房租很贵，反之则便宜一些。我并不求房子的条件多好，只希望离学校近，上学打工方便，可这么一来却与房租便宜发生了矛盾（学校地处繁华地区）。结果左找右找找不到合适的。
　　正着急，与我同班的一位从大连来的男生小王告诉我，他住的简易公寓里前两天搬走了一个人，空出来一间三叠的房子（三叠的房间是现在日本面积最小的住房，相当于4。9平方米），问我愿不愿意随他去看一看。那还能不愿意！直接找到房子，可以省一笔房屋介绍所的手续费呢。再说，那个地方离学校只有5分钟的路，房租不过一万二千元。我觉得简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理想的房子了。
　　“可是你要知道，”小王带着我边走边说：“三叠的房间可是什么都没有。洗澡间不必说了，厨房厕所全没有。你得上公用厕所。”
　　“没事儿，我什么也不要，只要能睡觉。”
　　“可住长了呢？你不是想自己做饭的吗？”
　　“我买个电炉好了。无非就是烧烧开水煮煮面。”
　　“小心别着火，这种房子全是纸糊的。我看你不妨买个煤气炉。”
　　其实那时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三叠小屋”的形象概念，想到的只是我在北京时那间独自居住的八平米小屋。八平米，在北京住房中算是小房间了，我不是也住得挺滋润吗！可当我亲眼看见那真正的三叠小屋时，着实有点儿傻眼了－－这完全是间四四方方的小鸽子笼。从这头到那头迈不了三步半，天花板不用踮脚一伸手就够得着。自然是什么也没有，除了光光的草席（榻榻米）和一个壁橱。
　　来的路上有说有笑的我这下不说不笑了。小王看出了我的心思：
　　“一万二千元的房子，你还要怎么样！多少人不都是在这种房子里住得挺好？不然，到我的房间去参观参观。”
　　他的房间就在楼上，也是三叠。一看，弄得还挺好。门边是个小电冰箱，冰箱上放着电视。窗户这边是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推着书，本。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煤气炉，还有水壶，碗筷之类。
　　“瞧你还挺阔气，冰箱，电视，桌椅板凳应有尽有。”我打量着这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小屋。
　　“唉！那还不容易！有的是过去房客扔下的，有的是捡来的。”
　　“你的铺盖放在哪儿呢？”
　　“壁橱里呢。晚上拿出来铺上，这屋子就成了一张床。白天收起来，床又变成了屋子。”
　　是啊，我们的生活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搬来吧！无论如何总比住川崎家强。再说还有个同学可以互相照应。
　　听说我打算来住，小王就去给房东打电话，告诉他我要租这间房子。电话打完，我们一同返回学校上课。路上小王又对我说：
　　“你得马上预备出五万块钱来。这个房东要两个月的礼金，还得交一个月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你看，一共才五万块钱就解决问题了，便宜吧？”
　　便宜？这得看怎么说了。
　　既然已经跟房东说过我租房子的事了，我想，这房子哪怕放上一万年也该是我的手中之物吧。谁料到刚过三天，小王就大惊失色地报告我，那房子昨天有人搬进去了。
　　怎么搞的！我又气又恼。让小王打电话去质问房东。一问才知道，原来光打电话说一声“要住”是不行的，那叫“空口无凭”，必须得先向房东交一笔“定金”（几千块钱），这事才算是真正确定了。我的妈呀，除了要钱还是要钱！钱！钱！钱！他就不知道钱跟我是冤家吗！
　　“那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我冲小王发火了。
　　“我也不知道呀，我是通过房屋介绍所搬来的。什么‘定金’，我头回听说。可你也是的，为什么不赶紧搬过来呢，都过去三四天了。”
　　“我怎么不想赶紧搬，可是帮我开车运行李的朋友只有礼拜天有空。租车搬家，我花得起那份钱吗！”
　　得了得了，再说又有什么用，既然房子已经叫人“抢”跑了。这么着“找房子”的事只好又从头开始了。
　　自从看了小王的家，那只需花个五万左右便能住上的三叠小屋成了我的理想目标。房屋介绍我索性不去了，只是一个挨一个地求人。同学，朋友，中国人，日本人，熟人，不太熟的，“见佛便烧香”。可那理想的小天地总是迟迟没有出现。
　　一天，在学校食堂的饭桌上，我偶然结识了一位正在拓殖大学读研究生的台湾男生，姓徐。很巧，他刚好是前一年从东洋大学毕业的。于是我们俩便聊起了东洋大学。谈着谈着，我不由自主地又扯起了那倒霉的房子问题，并且顿时愁眉苦脸起来。
　　“你别着急，”他忽然说：“让我想一想，可能我帮得了你。”
　　我将信将疑。只见他从兜里掏出小通讯本，翻来翻去地找什么。
　　“你找什么呢？”我问。
　　“一个房东的电话号码。几年以前，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那时我的经济状况跟你现在差不多－－在一个简易公寓里住过一年。那个房东人很不错，尤其是对中国人。房租也便宜。”
　　“多少钱？”
　　“我那时也是住的三叠的房间，一万块。”
　　“真的！”
　　“但这是好几年前的情况了，估计现在已经涨价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房东不收一分钱的礼金，只收一个月押金。这份押金将来你搬家时他还退给你。”
　　居然还有不收礼金的房东，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我兴奋了：
　　“你快帮我去打听打听，他那里有没有空房间。”
　　“是啊，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了。”
　　“要不，你回家去翻一翻看，没准儿在哪个本子上。”
　　“已经好几年了，以前的本子丢的丢，扔的扔……要不然，哪天咱们干脆去找他一趟。”
　　“那敢情太好了！”
　　几天之后，老徐带着我去找那个姓神宫的房东。
　　出了校门乘上地铁，只两站就到了东京商业交通中心之一的池袋。我们从车站东口走出来，顺着繁华的明治大道一路朝北而去，约走了二十分钟便进入了称为“上池袋”的一片居民区。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我一边穿来穿去，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里，拥有漂亮小花园，小洋楼的住家不仅少见，而且住房大多是陈旧不堪的木板房，灰暗而毫无生气。抬头望去，大敞着的一个个窗口琳琅满目地晾晒着衣服，被褥，鞋……街道显得拥挤而繁乱。比起川崎家那一带来，这儿确实堪称“贫民窟”了。
　　在一间又脏又小，简直不成样子的小杂货铺前，一个头发斑白，胡子拉碴，穿着一件脏得几乎辨认不出颜色的衣服的老头，正坐在门前无聊地逗弄着两只奇丑无比的短腿狗。
　　“神宫大爷，”老徐突然招呼着向他走过去。我简直愣了。真无法把一个拥有三座简易公寓，小汽车，面包车，卡车，杂货铺……的房东与眼前这个脏稀稀，干巴巴的老头联系起来。
　　“你是从中国来的？”听完老徐的介绍，神宫抬起头，用粘着很多眼屎的眼睛望着我：“中国什么地方？哦，北京。好地方！从前我去过的。颐和园，美极了。真想再去看一看。”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笑纹。
　　“您是哪一年去的？”我好奇地问。
　　“早喽！那会儿我刚二十一岁，快四十年了。”
　　“你想到这儿来住，我很欢迎。可惜现在没有空房间。如果你愿意等一等，有了空房间我会通知你。想要三叠的房间是不是？”神宫说。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抑制不住遗憾的情绪。
　　“两三个月吧，到了三四月份有几个人大学毕业，打算搬走。”
　　“还得等两三个月！我真恨不能今天就搬出来呢！”这话，我虽然没说出口，却分明地写在自己脸上了。
　　沉默了片刻，神宫老头站起身：“你要是实在着急，我自己倒是有一间房子空着，但是全推着东西。你去看一看，如果愿意暂时住一住，我不收你的房钱，借你。怎么样？”
　　老徐一拍我的肩头：“小陈，你还真有运气！”我也乐了。
　　“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神宫提着一大串钥匙带着我们，两只狗窜前窜后地跟着。
　　“远不远？”我问。
　　“就在前面一拐弯，‘正明庄’。”
　　日本所有的简易公寓都叫作XX庄。神宫老头拥有的三座简易公寓分别是“正明庄”“正阳庄”“向阳庄”。
　　“那个房间以前是我和老伴住的。三年前老伴去世了，我为了照顾杂货铺的生意就住到铺子里来了。那间房子慢慢就成了堆东西的地方。很乱，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好好收拾一下。六叠的屋子呢。”
　　“这两只狗是您养的吗？”我问。
　　“捡来的。不是什么好种。我看着它们怪可怜。再说我一个人，也挺寂寞。”
　　“您没有孩子吗？”
　　“两个儿子都大了，工作挺忙，都不在东京。”
　　难怪他显得这么寒酸破落。老伴死了，儿子不管他，年纪又大，孤苦零丁没一个帮手。
　　说话到了“正明庄”。这是一座矮矮的二层建筑，完全是木板的。称之为“简易”实在名符其实。里面光线差极了，走廊里黑咕隆咚。穿着袜子的双脚走在木板地上（当时正是12月）只觉得寒气钻心。黑暗中我摸索着数了数走廊两边的房门，各有四个。一个房门就是一个房间，也就是说，一层有八个房间。二层估计也差不多。
　　“‘正明庄’比另外两个庄大。房间最多。”黑暗中传来神宫的声音。
　　“房间一般多大？”
　　“最小的三叠，最大的六叠。厕所一律公用。”一阵哗啦哗啦的钥匙开锁声之后，一扇房门被拉开了。
　　“进来看看吧。”神宫说着打开了屋里的电灯。
　　老天爷！展现在我眼前的与其说是一间住房，真不如说是一个库房。各式各样大大小小，乱七八糟，蒙着厚厚灰尘的杂物把屋子里挤得难找投足之地。从破旧的家具到坛坛罐罐，从成堆成包的衣服被褥到养狗的木箱，从做饭的家什到破鞋烂袜子，你压着我，我盖着你，你推着我，我挤着你……乱得不可开交。
　　与其说这是一间库房，我又觉得它更象是个山洞。虽然开着灯，却仍是那么阴暗，感受不到一点光明。寒气中夹着浓浓的潮气，潮味。黑糊糊的四壁与顶棚似乎并非木头而是湿漉漉的石壁，它们随时都会滴下冰凉的水珠来。站在旧地毯上的双脚冻得发僵，活象是踩在凉冰冰，滑腻腻的青苔上。潮气中还散布着一股强烈的腥臊气。我知道，这是那个养狗箱发出的气味。这气味更增加了这间屋子神秘的“原始山洞”的气氛。“在这儿住上一年，我大概也得变成白毛女吧。”我不由自嘲的想。
　　与其说这是一个山洞，它却又使我联想到一座阴森的坟墓。阴暗得怕人，寂静得怕人。斜挂着的一张又一张蜘蛛网，随便碰到一件什么东西便腾起的一片烟尘，都叫人觉得这里仿佛不是一个“生”的世界。尤其是沿着墙壁的两三个旧橱柜里，那一套套整齐安放着的精致玻璃，瓷器的茶具，碗具，那一件件精细的手工花束，工艺品，以及原封不动地挂在衣柜里的高级女服……都叫你不能不想起某个亡灵的存在。
　　谁能想象呢？来到日本这样一个生活水平居世界一流的国家，却要住“贫民窟”，而且是如此这般的一个“窟”！我觉得从许多意义上说，它甚至比不上中国贫困地区的“破草棚”，“旧窑洞”，甚至“牛棚”，“猪圈”（不是指“黑邦”住的那种）。那些总算是个“人间”，而这里呢，简直就是“阴间”。可是，不住它又怎么办呢？川崎那里多一天都不想呆了。再说，白毛女在山洞里生活了几年，不是也没死吗？这里比真正的山洞多少总要强些吧。
　　我打定主意进驻“山洞”了。而老徐却不安起来：
　　“我看，小陈，你还是耐心等一等，何必那么性子急呢！”
　　“没关系，这个地方收拾出来蛮好。况且又不是长住。”
　　我告诉神宫打算搬进来。来之前要先请几个同学来帮我打扫屋子。
　　“行，”神宫说：“你来住，房间里的东西你尽可以随便用，我也不收你钱。只不过你收拾房间的时候，别把这里的东西给我扔掉，我都还要的。”
　　嗬，这些破烂玩意儿不让扔，我腾得出个睡觉的地方吗？一想到打扫这间屋子的工程之艰巨，我的脑瓜子都不由得疼痛！
　　一回学校，我便开始“征募”能帮我打扫房子的劳动力。可是跟我有交情的同学白天都要上课，晚上又都要打工。有两个同学倒是热心地答应替我卖苦力了，可他们俩的时间又总是凑不到一起。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急起来。别瞧那么个破地方，我还总担心给“丢”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一位正跟我学习中文的家庭主妇听说我找不到帮手，就毛遂自荐：
　　“我帮你好了，我打扫房间最拿手。”
　　“可是那间屋子没有体力打扫不了。”我说。
　　“不要紧。咱们先一同去看看再说。”她是个少见的热心的日本人。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俩赶到神宫老头的杂货铺前时，完全出乎意料，神宫老头告诉我：昨天刚有一位房客搬走，腾出来一间三叠的房间。一听这，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这屋子在“正阳庄”里。“正阳庄”非常非常小。一层楼三间房，二层楼三间房。空出来的这间在一层的一进门。比起上回小王介绍的那间来，这间质量显然差了一截儿。整个房间破旧不堪。榻榻米席已经坑坑洼洼了，残缺不全的糊墙纸也是东一块西一块地搭拉着。满地都散乱着搬走的人丢下不要的东西。
　　“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早就该修了！”那位主妇不禁连连摇起头来。
　　可我觉得它比起那个“山洞”简直称得上是“天堂”。看，阳光正大束大束地从窗外倾泻进来。尤其令我满意的是，房间墙壁一处凹进去的地方设着极小极小的一个水池（放不进一个脸盆）和一个煤气炉台。也就是说，我还能在这个房间里做些简单的吃食呢，多好！
　　收拾这间房子当然简单得多了。本来屋子就小，该扔的一扔，该扫的一扫，该擦的一擦，没用一上午，就弄得利利索索。而且我还从“前人”那里继承不小的一笔“遗产”－－一个可以折叠的书桌兼书箱，一把有着靠背却不能靠的破椅子，两三个能装东西的木匣子，一个看不清影子的小破黑白电视，一本《唐诗三百首》，还有一大堆锅碗飘勺和衣服架子。
　　三天以后，一位日本朋友用他的小汽车帮我把全部行李从川崎家运了过来。同时，我把一个月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一共是三万日元交给了神宫老头。于是，我的独立生活便由此真正开始了。　



第二十章　小屋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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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统天下”。虽说它破旧，但我却由此告别了那沉重，窒息而寄人篱下的生活。
　　我解放了！再不用硬着头皮去吞咽那些让我头痛的饭菜了；再不用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抵抗着饥饿的折磨等待主人来招待了；再不用按照主人的习惯，即使三九严寒也非得每天临睡前到没有一丝热气的洗澡间，光脚踩在水泥地上，上牙打着下牙，浑身起着鸡皮疙瘩，用细细的水龙头冲澡了；再也不用非套着主人送给我的大睡袍，嘀里嘟噜地钻进被窝睡觉了；再不用每个星期天花整整半天的功夫，跟着主人从楼上到楼下，从屋里到院子，从擦到扫，从洗到晒地做纯属洁癖性质的大扫除了；再不用进门时鞠躬行礼，出门时行礼鞠躬，吃饭前致以谢意，吃饭后再表示感谢了；再不用为了寻找饭间茶余的共同话题而搜肠刮肚了；再不用由于住着人家的房子，受人家的照顾而背欠债的包袱了；再不用拿“礼貌”，“客气”，“规规矩矩”的套套捆绑自己了；同时也再不用为每天乘坐拥挤的电车，为花费在途中的时间，为每月的电车费开支而发愁了。
　　我解放了！可以把打工的时间由干到10点延长到12点了；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书，写东西，欣赏我所喜爱的民族音乐了；可以毫无顾忌的下饺子，煮面条，炖肉直到肉足饭饱为止了；可以邀请同学，好友“光临寒舍”了；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安排作息时间了；可以高兴了就唱上一段，不舒服了就躺它个一天半天了；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我刚搬进小屋时的心情。
　　然而，就如同一个饿了很久，好不容易才见到食物的人一样，先是不顾一切地大口小口连吞带塞，根本不知道咽到肚里的东西什么滋味。而当一碗半碗饭落下了肚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品出那东西的真正滋味来了。
　　其实，小屋生活的滋味是挺不好受的。它即非“天堂”，又毫无罗曼谛克可言。那四四方方，又小又破，如同鸟笼子般的小空间本身就是穷困的象征。而“穷”，又哪有不与简陋，肮脏连在一起的呢？
　　住进小屋的第一天，几件事情就把我镇住了。
　　搬完行李，收拾好屋子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由于兴致高，再加上觉得厕所，走廊实在脏得不象话，就又去打扫。厕所在走廊的对面，是一间男女不分的小房间，门正与走廊面对面。所谓走廊，其实不过是个小过道，从这头走到那头也踏不出五六步。厕所脏，走廊更脏。灰尘，污垢，乱纸，破鞋……活象几十年没人打扫过。我知道别的简易公寓都是专请一个人来打扫卫生的，只不过住户每人都得掏出一份卫生费来。小王他们的公寓就是这样。这里呢？我曾问过神宫老头，他说：“我扫。”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句空话。
　　正在扫着走廊，只见进来一个块头挺大的青年，一看就知道他也是住在这里的。走廊太窄，容不下两个人对面通过。我轻轻对他点了点头说了声：“你好！对不起！”算是初次见面的招呼，便闪身进到自己房里。他呢，却全然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只管径直走过去掏钥匙开门。他就住在我隔壁。我一边诧异着他的不懂礼貌，一边又返回来接着扫走廊。刚扫了几下，就听“哐啷”一拉门，他出了屋子进了厕所。接着他打开厕所灯，门也不关，就那么“哗哗哗”地尿了起来。
　　我简直呆了。他明明知道我--一个女子正在走廊上，离他不过三步远……。我把扫帚一扔，“砰”地一声把自己关进房里，心里老大的气。男女同使一个厕所本来就够别扭的了，还不注意回避着点儿！可慢慢再一想，又觉得也没啥奇怪，他们日本人向来就不在乎这些。
　　记得有一回在车站等车，想上厕所了，便去问服务员，他给我指了个所在。我急急忙忙进厕所，哪知刚刚迈进了半步就跳了出来。里面三四个男的正对着小便池站成一排在撒尿。我以为是自己闯进了男厕所，臊得要命。可出来找了好半天，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厕所。只好又去问那个服务员，所得的答复是：厕所就是那个，男的在外边，女的在里边的小格子间。也就是说，女人要上厕所非得穿过那些撒着尿的男人站的地方不行。“这不是等于叫我们女的别上嘛！”我正这么想着，就见两个女的进到那个厕所里去了。后来，我在另一些不太高极的公共场所以及饭馆的厕所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此，我虽说不再那么少见多怪了，却还是极反感。在日本男人的观念里似乎女的就该这么下贱。
　　正坐在小屋里呆想，突然被隔壁天崩地裂般猛响起来的刺耳鼓乐声吓了一大跳。再一听，是那位老兄正放某种时髦音乐的录音。震耳欲聋的打击乐夹杂着声嘶力竭，野兽般的叫喊，象有一百个无形的拳头在砸我的脑袋，又仿佛一个家伙把地狱的门大敞开了让我看：被烈火焚烧着尖叫暴跳的躯体，在油锅里翻滚的狰狞的面孔……
　　我“嘭”地一声推开门站到走廊上，那刺耳的声音继续敲过来砸过来。我跑出去，一直跑到神宫老头的铺子前。
　　“神宫大爷，”我气喘吁吁。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一片安详的笑，他眼睛上还是眼屎巴巴的。
　　“我把厕所，走廊打扫干净了。太脏！”答所非问。
　　“那好哇，谢谢你。”瞧瞧他那肮脏油腻的衣服，头发，指甲，就知道打扫卫生对他说来根本多余。
　　“我隔壁那个人……”话刚出口却又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
　　“啊薄，他也是大学生，叫青木。现在做送报纸的工作，挺辛苦。”
　　送报纸？就是每天夜里两三点起床，风里雨里，爬几千级楼梯……我沈默了，默默地又往回走。是啊，一帮穷光蛋，都怪可怜的。互相体谅点儿吧，别刚一来就闹磨擦。
　　离着大门还挺远，就又听见了青木屋里的音乐声(如果那也能叫“音乐”的话)。实在不愿意迈进那个狂人世界去！可我还是说服了自己：别那么窄，世界大着呢！只能接受贝多芬，巴赫和陕北民歌，那还行！
　　进了屋，一边忍受着来自隔壁的刺激，一边打开煤气烧水，准备下面条。水很快就开了，可小屋里也顿时云山雾罩的一层。再一看玻璃窗，水珠干脆淌成了一条条小河，直流到草席子地上。顿时明白了，这是我的屋里温度太低的缘故。起紧打开窗子，却立刻又关上了。窗外就是大街，我这在一层楼的房间一旦开窗，屋里的一切全能被街上的来往行人看个一清二楚。这可是晚上啊！只好极不情愿地又去开门。隔壁，对面都住的是男人，过道这么窄，别人走来走去等于就在我的鼻子底下晃，黑更半夜别扭不别扭？但是不开门简直不行，地面湿了我怎么睡觉，那就是我的“床”呀。再说既没院子又没凉台，被褥行李潮了我上哪儿晒去。这下我才省悟，在这间小屋里做饭原来并不是件简简单单的事。看来，为了保全我的房间和东西不受潮，冬天只有尽量少起火了。
　　闷闷的吃了一大碗面条，一天的疲劳感全涌上来了。隔壁那惊天动地的喧嚣也总算平息，我打算睡了。在那个凹去的小水槽里洗脸刷牙，那份别扭劲简直不能提。水槽太小塞不下一个脸盆，只好用水龙头淋湿了毛巾擦脸。水龙头又不敢拧大，生怕溅出水来弄湿了我的“宝贝”榻榻米。刷牙呢，把头塞进墙洞里去刷。手的动作不能大，大了要碰墙洞的沿。腰得弯得低低的，否则头顶也会撞着墙洞的上沿。那姿式活象一只把脑袋伸出木栅栏啄食的鸡，脖子的活动范围就只那么一条缝。
　　总算折腾完了。弄好铺盖，钻进凉嗖嗖的被窝，哈着气躺下了。伸手一拉灯，屋子里黑了，我却一屁股坐了起来。妈呀，隔壁青木屋子里的穿过一条又一条木板直亮亮地射到我这边来。闹了半天，这屋子连鸡笼都不如！鸡笼子还知道塞上稻草抹层泥呢，而这，干脆就这么通着。怪不得隔音这么差，实际跟没隔差不多嘛。我气呼呼是往被窝里一钻，明天说什么也得拿报纸把墙糊它个九九八十一层！
　　想睡，却睡不着。百感交集。而青木那边电视机的声音也是声声入耳，就象我耳边响着个收音机。好不容易，老兄关上电视睡觉了，却又响起了雷鸣般的鼾声。那鼾声可谓离奇古怪，打出了高超的水平。不是象飞机大马力地俯冲，就象叫什么人捏住了鼻子捂住了嘴；不是象饿狼在引喉嘶鸣，就象轻轻地吹口哨……我只有翻来覆去叹息连连。
　　最要命的是，只要睡不着就想上厕所。可上这个厕所心里实在腻味！男女公用，总欠一种安全感。万一我上着半截来个男的拉门怎么办？偏偏两边都是男的。可是憋着，就更睡不踏实。我只得一趟又一趟地咒骂着，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出门上厕所。
　　深夜两点多钟，总算来了睡意，却又被青木的闹钟声大惊而醒。他要去报馆领报了。虽被吵醒了，我却高兴了。等他走了，我总可以踏踏实实地睡觉了吧。听着他“哗啦哗啦”洗脸，“哗啦哗啦”撒尿，大声地打喷嚏，咳嗽，擤鼻涕，“咚咚咚”地走过来走过去。地板有力的震动着，似乎他就在我的脑袋边踏地。其实不过20分钟，我觉得就象过了两个钟头。他终于出去了。
　　这回该安静了--这个魔鬼走了。我却高兴得太早了。魔鬼走了，又出乎意料地冒出了小妖精--耗子。你就听吧：不知哪个角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嘎叽”……不知在顶棚什么地方，“嚓嚓嚓”这只跑过去，“嚓嚓嚓”那只跑过来。听上去绝对不是一两只，三五只。我估摸着神宫这座破公寓里至少潜伏着一支兵力雄厚的地下耗子游击队。它们不叫唤，却动作敏捷行动紧张，一分钟不停地跑来跑去，闹得你心神不宁。我开开灯。什么也没有，一片安静。刚关上灯，立刻四面八方卷土重来。唉唉唉！我把厚被子拼命拉上头，心里盘算着明天非买几包耗子药来治治这帮小妖精。
　　小屋生活就此揭开帷幕。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使我尝到了一番又一番的小屋滋味。
　　冬天奇冷，四面透风。不趁取暖器的我只有穿着棉袄，绒裤，大衣，再围着毯子坐在屋里看书。夏天奇热。因为窗子临街，隔壁都是男的，无法开门开窗睡觉，屋里闷得象个罐头盒。六月梅雨天，整整一个月阴雨霏霏不见太阳。我这位于底层的小屋由于地下不断反上来的潮气，席子一天要长一层霉。从壁橱里掏出我的宝贝行李，件件裹着一层厚白毛。好容易捱到了雨过出太阳，我却又发愁找不到个晒东西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住宿条件之差令人难以忍受的话，我觉得更让人无法忍受的还是肮脏。
　　这座公寓实在是太脏了，根本无人打扫，住户们又谁都无意追求什么清洁。上完厕所不冲，就让它那么臭气冲天；垃圾不扔到垃圾站(其实不过几米远)，只要推出自己的房间就算完，用过的脏手纸，空瓶子，盒子，懒得洗的臭袜子，穿腻了的臭鞋，走廊门口到处扔。我简直成了这座公寓的义务清扫夫。可是扫又有什么用，你扫你的，我扔我的，你前头拾掇，他们后头祸害。气得我没办法，大笔一挥刷了一条标语贴在墙上：“不许乱扔垃圾！”没过一个钟头就叫人撕没了。去找神宫告状，他也只是嘴上说说：“我叫他们注意。”事后还是什么也不管。
　　夏天几个月，活活把我害苦了。我的房间靠着大门，而大门口简直就是个比垃圾站还脏的垃圾堆。肥头大耳的绿头苍蝇整天“嗡嗡嗡”地飞过来飞过去。我只要一开门，不论闭合的速度有多快，总要“呼”地拥进来几十只大苍蝇，趴在窗户上黑压压一片。拿喷雾灭虫剂一举全歼，却又落得个“尸横遍野”，恶心的叫人吃不下饭。除了苍蝇，还有那排着队窜来窜去的油亮油亮的蟑螂，榻榻米上日夜神出鬼没杀也杀不尽的跳蚤……说实在的，要不是整天使用着日语，我简直是忘了自己是居住在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
　　不过，象我所住的这种简易公寓在日本也许只是个别的，它之差之脏恐怕都与我们的懒房东神宫老头的管理不善有关吧。至于神宫老头这个人，若是刨去了他的懒，实在也是个“大大的”好人。他不贪财，热心助人。我在小屋居住期间(整整一年)只要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找他，他准帮忙，而且从不讲任何价钱。开着车送我去飞机场啦(回国度假)，开卡车帮我搬家啦，我生病带我去医院啦……
　　小屋虽说是如此这般我却从没因此而后悔离开了川崎的家。我，是从这里开始独立自主的海外生活的。在这儿，我不但受到了生活的锻炼，而且大大开阔了生活的视野。那人声鼎沸的小菜市，那昼夜营业的超级商场，那和式风格的公共洗澡堂，那设备先进的公共洗衣间，那从邮政业务管到存钱，保险，收纳水电煤气费的邮局。那从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管到指路，带路，扶携老幼病人的派出所，那走街串巷吹着小喇叭卖烤白薯，玉米，爆米花的小推车，那放着广播四处回收废旧书报并换给卫生纸的废品车，那每周二四六倒可燃垃圾，一五倒不可燃垃圾的满是大小塑料口袋的垃圾站，那充满小街小巷黑暗角落，专门出售淫秽画刊的自动售货机，那不时敲门入户，弯腰陪笑兜售商品，报刊的推销员，那每天塞进门缝，信箱的各式广告，那小巷深处门脸虽不大但到了夜间却买卖兴隆的和式小酒家，那深夜路上随处可见的酩酊大醉，迤逦歪斜，随地小便，呕吐的男人……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到这里以后才见到的，知道的。所以，我虽然离开了日本人的家，但小屋却使我接近了日本人的生活，接近了日本社会的现实。对我这个永远对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的人说来，这难道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吗？　



第二十一章　澡堂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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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日本以前听说过一些关于日本公共澡堂的传闻。什么男女不分啦，什么专为男客提供“服务”的“土耳其澡堂”啦……虽然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在心里对日本的公共澡堂有了一种畏惧感，仿佛那里注定是不堪涉足的脏地方。
　　来到日本，先是在川崎家寄宿，她家有浴室，所以公共澡堂与我八杆子打不着。说得有一回电视节目播放日本的温泉，就见男的女的都泡在一个池子里有说有笑，虽说关键部位裹着大毛巾，可还是把我着了个目瞪口呆。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不得不去公共澡堂，心里竟发起毛来。到了班上我就问去过公共澡堂的女同学，一位女生告诉我：
　　日本的公共澡堂因为全是个人经营的，所以各式各样。但男女在一个池子里的澡堂没有(注意，不是泡温泉！)，男女总还是隔开换衣服，洗澡的。但是绝不象中国似的全然分成两个房间甚至两个地方，而只不过是把一间屋子从中间用不透明的障碍物隔成两部分而己，房间的上半截儿仍是通着的。你在这头洗澡，完全能跟那头的人说话，聊天。这倒也没什么，横竖两边谁也着不见谁。可讨厌的是，有些澡堂进去时交钱不是在大门外边，而是在更衣室里。收钱人坐在将更衣室一分为二的隔扇正中央一把如同裁判员坐的高椅子上，哪边进来了客人，他就把手伸向哪边收钱。不要说两边的人脱衣穿衣他着得一清二楚，就连与更衣室只隔一道玻璃墙的澡堂也一览无余。
　　那位同学告诉我，第一次进那种澡堂，瞧见那么个说老不老的老头公然居高临下地坐在屋里，她死也不敢脱衣服，干脆都想退出来不洗了。可是一想已经交了钱，再看别的女人一个个全当没他那么个人，咬了半天牙硬是闯过了这一关。几次后竟也习惯了。
　　老天爷！当着个男人脱光溜儿，这叫什么事儿！为什么非在更衣室里收钱呢？为什么非得在那儿坐着个老头而不是老太太呢？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呢！
　　自从搬进了神宫老头的鸡笼小屋，不去公共澡堂是不行了。足足下了有一百回的决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毅然决然地端着脸盒闯澡堂去了。
　　日本的公共澡堂特别多，龙其在居民集中的住宅区，几乎每条不大的街道上都有一个。所有澡堂收费一样，大人二百六十元，小孩减半。开放的时间也几乎都是从下午4点到深夜12点。
　　二百六十块洗一回澡，听上去似乎不太贵，但对于一天不洗澡就过不了日子的日本人来说，实在算不得便宜。我认识的一位日本朋友因为自己的住所里没有洗澡间，每天都去公共澡堂。你猜他一个月洗澡要花多少钱？七千八百块。这还不包括在公共洗衣房里洗衣服所花的钱。
　　又一次感到一个人在日本生活的不易。衣食住行哪样不要钱？哪样少要钱？在国内动不动可以靠国家，靠单位，靠组织，公费啦，报销啦，补助啦……在这里，你就是你，他就是他。谁也甭想靠，只能靠自己。
　　离神宫老头开的杂货铺不过三步远就是一个公共澡堂。澡堂左边是个不大的自选商店，右边是一间公用洗衣房。澡堂大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正楷写着“大黑汤”。乍一看吓了我一跳，难道这个澡堂的水是黑泥汤吗？再一想，明白了。“大黑”是这家澡堂经营者的姓，而“汤”字在日文中是热水的意思。
　　澡堂正门入口沿着三面墙全是分成一小格一小格的鞋柜子，猛一看上去颇象中药铺里的药柜。想象不出澡堂里边是什么样子的我，正站在门口犯怵，忽然从大门边一个小窗口探出一个头来：“欢迎光临！”原来交钱是在外边，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走到那个小窗口：
　　“我要洗澡。”
　　“二百六十元。”一张笑眯眯的女人脸。
　　“女的在哪边？”
　　“那个门儿。”她指指左边的一扇门。
　　“谢谢啦。”我不害怕了，大步走进那个门。
　　自动门缓缓打开，柔和的灯光夹带着一曲柔和的音乐扑面而来。那是弦乐器演奏根据西欧古典名曲改变的轻音乐，轻柔，典雅，纯洁，浪漫……哦，太美了。没想到在澡堂竟能得到这么美妙的享受。
　　更衣室挺宽敞，四下里张望了一下，除了房子上半截儿与男的那边通着以外，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与隔壁完全隔绝的。沿墙放着的是洗澡堂常见的挂着一把把小钥匙的衣箱。屋子当中的空间则井井有条地摆着供人休息的沙发，锻炼身体的模拟自行车之类运动器械，电动按摩躺椅，电动吹风机(有装着有机玻璃罩子的，也有手持的)，自动饮料售货机和体重秤。两个老太太正裹着大毛巾坐在沙发上起劲地聊天。一位中年妇女则正骑着那辆自行车挥汗如雨。空气里散发着淡淡的皂香。这里不仅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反倒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恬静气氛。脱掉衣服，朝里面走。
　　又一扇自动门缓缓打开，正对面墙壁上一大幅瓷砖画首先吸引了我：一片广阔无垠，风平浪静的大海，蓝色的水面，白色的浪花，金色的沙滩，花花绿绿的阳伞，挺拔葱郁的椰子树……我顿时仿佛来到了某个美丽的热带海滨。就在那面墙壁之下，一个挺大挺大的水池子正翻着水花。热水从池底喷上来，不断漫到池外去。几束五颜六色的灯光在水下大放着光明，把滚动着的水波照得红一条蓝一条黄一条，怪好玩的。左右一看，两边的墙壁上全嵌着大镜子，屋里的水汽居然也没给镜面蒙上一层雾。
　　屋子中间便是一排排的淋浴了。它们与中国的不同，不光没有用格子间隔开，而且喷头的位置全都只有半人高。日本女人习惯跪着干事，连洗澡都不例外。瞧瞧她们，一个个都跪倒在地上，屁股稳稳地坐在脚后跟上，那么安闲自在。这些人的膝盖怎么就不疼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要我跪着洗澡那可受不了，瓷砖地又不是泡沫塑料。一抬头，见门边墙角齐齐地撂着一大摞塑料圆板凳，坐下，拧开了淋浴龙头。
　　热水涌出来，温柔地冲刷着我的长发，抚摸着我的肌肤。音乐荡漾着，温柔地盘旋在我的耳际，慰籍着我的心灵。真是舒服极了，从里到外地……
　　洗着洗着，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中国人的习惯抬头了--搓澡，打肥皂，抬胳膊，翘腿，抻着毛巾在后背拉大锯，无拘又无束。正有些忘乎所以，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是韩国人？”
　　回头一看，一个浑身皮肉都松松垮垮耷拉着的老太太跪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朝我发问。我摇摇头。
　　“台湾人？”又问。
　　又摇摇头。
　　“马来西亚？”
　　“不，是中国。”
　　“我说的嘛，一定不是日本人。”
　　这话什么意思？我有点惊，愣愣地瞅着她。
　　“我们，都这样。”老太太拍拍自己跪着的腿。“你，那样。”高高地指指我。
　　我这才发现自确实有点象羊群里的骆驼，赶紧坐到小板凳上并朝老太太挨近些。她继续比比划划地对我说，大概是怕我听不懂日语，故意把话一字一顿地：
　　“你，走过来，走过去，肥皂泡，到处溅，她们，”朝其他女人第口努章第口努章嘴：“背后，说。”
　　哦，懂了。我这种洗澡方式她们看不惯，讨厌了。我使劲儿点点头，表示坚决改正。老太太露出残缺不齐的几颗黑牙无声地笑了笑，就拿起塑料海绵吃力地在胸口上擦着。
　　“我来给您搓吧！”把她手里那块海绵拿过来，我帮老太太细细地搓起后背来。
　　“真谢谢你啦，”老太太显然高兴了，“有的时候遇上我儿媳妇有空，她也来帮我搓。可是她老嫌来公共澡堂麻烦。”
　　“您家里有浴室？”
　　“有，当然有。”
　　“为什么还上这儿来洗澡呢？”
　　“当然还是这儿舒服呀，多宽敞。再说呢，在这儿回回总能碰上几个老姐妹，聊聊天什么的。”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家里有浴室的人也常来这儿洗澡喽。”
　　“可不是嘛。家家有浴室还不是最近些年的事，以前谁还不都是在公共澡堂洗澡的吗。”
　　“这么说，澡堂经常也挺挤的吧。”
　　“五六点，七八点，人多些。挤也挤不到哪里去，澡堂多呀！”
　　搓完了背，我又给老太太搓胳膊。我盘成一个发髻的湿头发一下子散开了，胡乱披了一身。老太太摸摸我的头发：
　　“多好的头发！当年，我的头发也是这么多这么长。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兴长发了，嫌不时髦，麻烦。你倒没把头发剪掉。中国人不兴短头发？”
　　“那倒不是，现在没几个人留长头发。”
　　“你就不想剪了烫一烫？”
　　“想呀！驾不住日本的理发馆太贵，去不起。上回打听了一下，烫一次头发最少五千块，光剪一下吹一下就得三千。听说还是便宜的。”
　　“可不是，我那小孙子去推一个头还要一千三百元呢。唉，东京这个地方就是要钱！”
　　等我给她搓好洗好，老太太连连道着谢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往水池子走去：
　　“我要去泡一泡，你呢？”
　　“也泡。”
　　老太太走到池子边，用手扶着沿儿慢慢迈进腿去，然后去到池子里靠墙的一角坐进水里，只留一个脑袋在水面上。
　　“过来呀！”她招呼了我一声，就打盹似地闭上了眼。
　　我的一只脚刚伸进去就缩了回来，水好烫！一看那老太太没事儿似地坐在里边。换另一只脚刚伸进去，又给烫出来了，龇牙咧嘴地反复了好几次，就是下不去。老太太怎么就不怕烫呢？难道人老了触觉就失灵了吗？正想着，只见挺年轻的一个女人一偏腿儿下了池子，安安静静走到池子深处坐下了。不一会儿又一个三十来岁的母亲人抱着一岁左右的孩子也下了池子，孩子既不哭也不叫。真是怪了，日本人怎么全都不怕烫呢。
　　“你，怎么不来呀。”老太太叫我了：“这水一点儿都不脏。我们从来都是大家伙泡一个池子，跟洋人不一样。”
　　“不是嫌脏，是怕烫。”我回答。
　　“哪儿烫，正合适嘛！温温的泡着有啥意思，来呀。”
　　又试了一回，实在是烫，跟下开水锅似的，索性打退堂鼓了。
　　“你就不泡啦？”老太太泡了20多分钟出来了。
　　“不泡了。反正早就洗干净了。”
　　“那本来是两码事嘛！洗澡是图干净，泡澡是图解乏。我们哪，一天要不泡上一回，怎么睡觉都觉得解不过乏来。”
　　“日本人天天都得泡一回澡？”
　　“那还用说。”
　　“怪不得你们不怕烫，敢情早就锻炼出来了。”
　　收拾好东西，我跟老太太一同进了更衣室。刚才来时坐在那儿聊天的两个老太太和骑车锻炼的女人都不在了。三个刚刚进来的客人正在脱衣服。一出浴室，突然觉得更衣室里特别冷，打了一个寒噤，我问老太太：
　　“这屋有暖气吗？怎么这么冷？您觉得不？”
　　“是冷点儿，我跟他说说。”
　　我不明白她说的“跟他说说”是什么意思，就见老太太走到墙边一个钉着小方匣子的地方先按了按匣子旁边一个红电钮。一秒钟的功夫匣子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有什么事情吗？”
　　“我说，”老太太冲着那小匣子大喊：“这更衣室里的暖气开得好象不足，冷呀。”
　　“知道了。”
　　老太太冲我一摆手：
　　“好了，马上就能解决。”
　　还没把身上的水擦干，只听自动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这边的暖气也打开，两分钟之内一定暖和起来。”一个陌生的人在说话，竟是男人的声音。我的眼晴一瞥，站在屋子当中的不折不扣就是个男人！我差点儿叫出声来，不知所措地一下子蹲到地上。男的怎么闯进来了，这儿难道不是女更衣室吗？
　　“劈里啪啦”几下开电钮的声音之后，“轰轰轰”地什么机器一下子发动起来，顿时一股热乎乎的气浪扑过来。
　　“怎么样？”男人的声音。
　　“好多了。”老太太的声音。
　　“行，再有什么事的话，叫我好了。”
　　“谢谢，麻烦您啦！”
　　“别客气！”
　　门声一响，那男人出去了。我这才敢站起身。再看老太太，肩膀上挂着条毛巾，还什么都没穿呢。其他三个女的刚刚端着盆进浴池去。敢情她们真是无所谓呀！
　　“大妈，您怎么让一个男人进来呢！全都没穿衣裳。”我丝毫不掩饰自己声调中的忿然情绪。
　　“他就是大黑呀，不叫他叫谁？”
　　“那也不能这么光着的时候。”
　　“没事儿没事儿！洗澡堂不就是光身子的地方嘛！谁个是穿着衣裳洗澡的？”
　　“当着男人的面儿，这么一丝不挂的，您就不害臊？”
　　“你干嘛想那么多呢？咱们是来洗澡的，他是管澡堂子的，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嘛。这澡堂里但凡有了什么事，就得叫他，他就得负责。大黑常常进来。这么多人谁都没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你一个人大惊小怪。”
　　我懒得跟她分辨了。拿出衣服，一件一件没头没脑狠命地往身上套。心里就跟刚刚吞了苍蝇似的那么别扭。想跺脚，想骂人，想吐唾沫……却又什么也做不出来。再看看那位老太太，人家只穿了条裤衩，躺在电动按摩椅上，正悠然自在的享受按摩呢。



第二二章　小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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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挺怪，向来不爱逛商店溜大街。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到了东京更是这样。本来兴趣就不大，更何况又忙又穷呢。所以到了东京很长时间，不要说新宿，银座，就连鼻子底下的世界著名商业大厦“太阳城”(就在池袋)都不曾涉足。要说孤陋寡闻，实在不为夸张。
　　可是我却对菜场有着特殊感情。没出国那会儿，只要职工大学下了课，回来的路上必定要逛一趟海淀县或黄庄的菜场，特别是农贸市场。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那摊贩高声的叫卖与鸡鸭的啼鸣，自行车铃声的混合交响，那散发着泥土气味，鸡鸭鱼腥，牛羊膻气的来自大自然的产物，那各有特点却又同样朴实，憨厚的农民，那堆得象小山般的蔬菜，水果，土产……都能使你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间情趣。我爱这一切。常常为了图这么一种微妙的享受去逛菜市。
　　自从搬出了川崎家，那久违了的逛菜市的机会又来了。
　　从我的住所沿着小巷曲里拐弯地走上不到十分钟，便有一条窄小细长却热闹非凡的小菜市街。每次离着它还有好几十米以外总是先被那一股直扑而来的热闹气氛所感染。牵着狗的，推着车的，挎着篮子的，凡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个个都是满载而归。放眼望去，小巷里人烟如云，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叫卖声有如对歌比赛似地此起彼伏，紧张而又热烈。小巷两旁廊檐之下是一条绵延不断的商品的河。堆到爆满程度却又井然有序的货物，摊摊相连，叫你目不暇接：蔬菜，水果，鲜鱼，肉类，素食，熟食，干鲜，海味，粮食，调料，鸡蛋，酱菜，面包，罐头，豆制品，猫狗食，方便食品……绵延下去，绵延下去。每个摊子上做买卖的人都拿出百分之二百的热情拼命招揽顾客。他们有的站大摊子边，有的从摊子里朝外努力探出上半身，一边手里摇晃着商品，一边不断气地高声吆喝。
　　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那位卖鱼的老大爷了。光秃秃的脑袋上“紧箍帽”般地捆着一条灰不拉唧的白毛巾，高高的肚子上拦腰扎着一条皱巴巴的蓝围裙。个头很矮，却偏要横在人流过往的道路中央，两手叉腰，歪扬起头，紫胀着脸，用比任何人都足足高出八度的调门吆喝。所吆喝的词儿里也全不带什么“新鲜”，“便宜”之类，只是一串又一串地连珠炮“嗨哟嗨哟嗨哟……”他这副样儿总叫人忍不住捧腹。为他那接近天真程度的热情所感动，我常常总要在他的鱼摊前站一站。
　　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城，除了带鱼，黄花鱼，平鱼和墨斗鱼以外什么海鱼都不知道的人来说，展现在眼前的鱼类实在是丰富到了极点。粗略算了算不下二十种，而且差不多全叫不出名字来。
　　记得那时在北京排大队买鱼，那些老远地从南方运来的黄花鱼，带鱼总是成百上千条地冻在一个个硬邦邦的大冰坨里，售货员得边砸冰边掰鱼边零卖。可在这儿，所有的鱼都是干干净净顺顺溜溜。除了一尺多长以下的鱼是整条整条卖以外，再大的鱼全都被细细地肢解了。鱼肉是鱼肉，鱼子是鱼子，鱼头是鱼头……鲜虾--从大对虾到小虾米，都是没头没壳的半透明净肉。墨斗鱼也都是去头去皮，洗得白晶晶的。那又宽又长平平展展的木台子上铺满了盛着鱼肉的大小盘子。有装着大块大块或几片几片鱼肉的，有装着几尾几尾对虾或一堆一堆虾仁的，有装着几条几条鱼子的，有装着几支几支鱼头的。还有那剥好的蛤蜊肉和红红绿绿的鲜海菜。一样一样都是湿淋淋地闪着光，散发出浓浓的大海气味。木台子周围是好几只大白塑料桶，水里浸着的是漂亮的大海螺，比小孩拳头还大的蛤蜊，呆头呆脑的龟，成团蠕动着的鳗……木台子另一边有个玻璃柜台(带冷气装置)，里面一盘一盘摆着的是供人生吃的鱼肉或贝肉。有的已经切成了细细薄薄的片片，有的则还是方方正正的大长条肉。那鱼肉也好，贝肉也好，都是是白的白天，红的红，黄的黄，由鲜绿的海草精心衬托着，看上去竟象装璜精美的工艺品。
　　这些新鲜到不能再新鲜的鱼，不时地勾动着我肚子里的馋虫。我这个人本来人是讨厌吃鱼的--肉少不过瘾，吐刺儿太麻烦。可这里的鱼分明是成块成块的大肉嘛！一点一点地看过去，脑子里竟不自觉地蹦出来一系列烹调词汇：清蒸，红烧，糖醋，干炸，爆炒，汆鱼丸，炖汤，当然还有日本式的生吃或烤。鱼的价钱又挺便宜。瞧，一盘不过三五百，最贵的也不过七八百。到底不愧是岛国。垂涎欲滴，但终究还是走开了。想到了自己囊空如洗，又想到那间无法做饭的鸡笼小屋。
　　在鱼摊对面的是菜摊。沿街十几米长的货架上满堆着各种蔬菜。有在国内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但不论是什么，一样样都是或成捆，或成包，或成篮，或装盒地摆着。绝没有零零散散随便摊一大堆的。更看不到粘泥带土黑不溜秋的。看那用皮筋勒成小把小把的韭菜，一束一束的大葱，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的一袋一袋土豆，全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这里卖菜不问斤两，青椒是五个一袋，西红柿是三个一盘，茄子(个儿很小)五个一小筐，芹菜两三棵一捆……价钱也不太贵。菠菜一把一百五十日元，黄瓜一袋(五根)二百日元，扁豆齐刷刷的一捆三百五十日元，大白菜半棵二百五十日元……整个菜摊了绿一片，红一片，紫一片，白一片。顾客们围着摊子随心所欲地挑选着。卖菜的忙得团团转，东一下西一下，递货收钱，收钱递货，嘴里还不声地招呼：“便宜喽，便宜喽，便宜喽……”“不买没有啦，不买没有啦……”
　　因为经常不断来逛这条街，卖菜的把我记住了。一见我总是：
　　“嗨！那位中国大姐！不在这儿买点菜吗？瞧，多便宜，五根黄瓜才一百块！”
　　五根一百块，比自选商场当然是便宜，可我知道还有比这儿更便宜的摊子。在日本，什么商品都是一个商店一个价，一个摊子一个价。
　　“不买。一百块钱才五根，太贵了。”我故意地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五根黄瓜多少钱吗？”
　　“哎呀呀，那可比不了，你们中国什么东西都便宜嘛！”
　　我大笑起来，虽然知道中国现在蔬菜也并不便宜。
　　“拜拜！”朝他一摆手，又朝前走去。
　　这条街上共有三个菜摊，最靠尽头的那个由一对老年夫妻经营。摊子极小，品种不多，可就是愣便宜。尤其是鲜蘑菇。别的地方一袋(五六个)一百五十块，这个摊子三四袋一百五十块。闹得我常常纳闷儿：莫非老头老太太的床底下天天往外钻蘑菇？！可不管怎么说，只要是买菜，除了老头老太太这个摊儿我哪儿也不去。
　　其实要说真格儿的，我每次来小菜市的真正目标是肉摊--那个沿街摆着一溜高高的玻璃柜台，里头一层一层装满了鲜红鲜红切好的肉的摊子。我爱吃肉。觉得世界上真能解得了馋的东西除肉以外没有其它。特别是在川崎家住了一年落下了“胃亏肉”的毛病，就更想跟肉见见面了。
　　日本人对肉的感情是不那么浓厚的(据说他们吃肉的历史才不过一个世纪。猪，牛，鸡都是很晚才传到日本的)。只是从营养价值的观念出发，他们才迷信牛肉。对猪肉，鸡肉不十分感兴趣，至于肉皮，头，足，肥肉，某些下水(肝除外)，他们干脆就不接受。到肉摊上一看，你就会发现，最贵的是牛肉。根据其等级的不同(肉的部位，切的厚薄，所带的肥肉的多少)一百克牛肉的价钱是六百到一千五百元。猪肉比牛肉便宜一些最便宜的是鸡，一百克才一百到三百元。
　　这里与中国不同，肉摊上你永远见不到猪头，蹄子，猪皮，排骨，肘棒，以及肠子，肚子，大油之类，也永远甭想见到羊肉，鸭子。至于说鸡，那完全不是我们中国人观念中的活鸡，整鸡，而只是一堆堆被解好了的鸡肉而已。这一大堆是鸡翅膀，那一大堆是鸡胸脯(连皮都不带)，鸡腿就是鸡腿，胗肝就是胗肝……鸡头，脖子，爪子，骨架什么的，大概全拿去做猫狗食了吧。
　　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日本朋友谈起，我们中国人吃鸡吃鸭往往是整只地炖，整只地烧，如何如何好吃。她听了却撇起嘴来：
　　“哎呀，那怎么能吃得下去，看着多恶心！”
　　“怎么会恶心呢？”我不理解了。
　　“当然啦，鸡屁股鸡爪子一块煮多脏嘛。再说，看着它可怜巴巴地闭着眼睛……怎么能吃得下去？”
　　瞧瞧，这就是日本式的观念。难怪柜台里见到的除了实实在在的肉还是实实在在的肉。一只只长方形盛肉容器里纹丝不乱地码着的全是长条长条的大肉片，小肉片，厚肉片，薄肉片，四四方方的大肉块，还有各种不带肥肉的肉馅。想找三五斤，八九斤那么整块的肉，根本没有。所以我常常想，不要说煺了毛的整鸡，你就是抱上一只活鸡来叫日本的小年轻辨认，他没准儿都不知道那就是“鸡”。
　　柜台里还放着各种香肠和熟肉。但都是几根几根或几片几片地密封在精制的塑料袋里，价钱既贵，又闻不到半点儿香味。远不如中国似的，大托盘里溜尖溜尖地堆着各种香肠，酱肉，烧鸡……油汪汪，香喷喷地诱人。
　　我每次去肉摊都是买鸡肉，因为它便宜，还因为我本来爱吃鸡。可日本的鸡肉着实不好吃。真的，嚼木头似的，一点儿都不香。别看瞧着那么鲜灵灵的。
　　过了肉摊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水果摊。从里到外，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严严实实一大片。各色品种的水果在闪闪灯光之下显出一派辉煌灿烂的气氛。青葡萄，紫葡萄，大的如同鸽子蛋，小的如同玉米粒；香蕉，有一根一尺多长的，也有一根象小拇指那么短的；桃子，有带毛毛的，有不带毛毛的；苹果，有的通红，有的翠绿。溜溜圆的大西瓜，黄橙橙的柑桔，麻扎扎的菠萝，油亮亮的梨，细嫩嫩的白兰瓜……还有许多见都没见过的水果，在一个一个小篮子里有模有样漂漂亮亮地码着，象在接受顾客的检阅。干净，光艳，帅气，简直象是一件件蜡做的艺术品。
　　本来，我对水果既不十分喜欢，更不那么迷信。尤其日本的水果其贵无比，跟牛肉的价格差不多，它与我就更没缘分了。但是每回走到水果摊前，我都禁不住要停下脚步欣赏半天。欣赏那把一年四季的艳丽色彩汇于一处的气氛，欣赏那从各种颜色到各种造型的精心布置与搭配。
　　日本民族是个极为讲究装饰的民族。任何一样东西只要到了他们手中，他们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摆出一个“型”或一个“样”来。他们不习惯让什么东西自自然然随随便便地“就那么着”。中国的水果摊一般是不考虑怎么摆的，“哗啦”一下倒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好看不好看。可在这里：一圈青白青白的葡萄托起中央一簇大紫葡萄，三五个毛绒绒的红桃子被大菊花瓣似的黄香蕉紧紧环抱……没有一样不是动过一番脑子的。这个卖水果的，大概受过很好的美术教育。每当站在这个摊子前，我总忍不住这么想。
　　再走下去便到了卖油盐酱醋，各种调料的摊子。在中国，这类东西一般都零买。一斤油，三两盐啦，五分钱黄酱，一毛钱咸菜啦。可这里什么都是整瓶，整袋，整盒，整罐。包装讲究，品种丰富。从世界各地的产品，到世界各国的风味，从不同原料的制品，到不同用途的佐料，应有尽有。
　　你说，我要买醋。
　　卖货的朝着货架子把手从这边往那边那么一划：请您随便挑选，这些全是醋。
　　一看：大瓶小瓶，高瓶矮瓶，写着洋文的，写着中文的，写着日文的一大排。再仔细一看：嗬，什么苹果醋，柠檬醋，葡萄醋……无奇不有！
　　你说，我要买糖。
　　他又拿手一划拉：请您尽情挑选，这些全是糖。
　　老天！大包的，小包的，盒装的，袋装的，雪白的，杏黄的，紫黑的，面面的，晶状的，方块的，炒菜的，做甜食的，当调料的，喝咖啡的……
　　你说，想要拌凉菜用的调料，有没有？
　　当然有。你是想要中国四川风味还是中国淮扬风味？你是想要朝鲜风味还是日本风味？法国风味还是意大利风味？辣点儿的呢，还是甜点儿的呢？油多点儿的呢，还是爽口点儿的？液体状的呢，还是奶油状的？……
　　一个一个货架看过来，你会头晕眼花。货物不仅多而且没有一样是单品种，也没有一样是单规格。许多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一排排地站在你面前盼望你的青眯，等待你向它伸出手去。人所创造的物资竟能如此丰富，实在叫我震惊。
　　沿着小街的这侧继续走过去，又沿着那侧走回来。那支着大棚子，当众为客人做腌鱼，腌鱼子酱的摊子吸引了我。那在露天里烧着油锅炸大虾，炸墨斗鱼的摊子吸引了我，那卖各种各样处理罐头的摊子也吸引了我……走走，转转，停停，看看，最后来到了面包摊前。
　　其实说“摊”似乎不确切，因为摊子后面隔着一道玻璃厅是一家面包商店。然而摊子也确实存在，那是一个不大的平台子，上面放着不少没有任何特色的普通面包或者处理面包--出炉十几个小时以后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至于说那些刚从烤炉里的热腾腾软松松，双鲜又香的高级面包，则一盘盘地摆在店里货架上。哪国的都有，哪种式儿的都有，哪种味儿的都有。造型都极考究，绝没有死死板板的长方形或扁圆形，而是变着法儿地造出各式花样来，存心不让它象面包而更象美丽的蛋糕或点心。
　　一进店门，顾客先自行取个大托盘和大夹子，然后绕着货架浏览商品并把中意的面包夹进自己的托盘里。我曾经在这里买过面包。一种白白的，顶端象花瓣似地裂开并点缀着几颗绿葡萄干的小面包，还有一种用黄油和面炸成牛角形的千层面包。松软极了，吃它就象吃海绵。但我更常买的却是门外摊子上的切成八片一包的普通面包。那种面包早上卖105元一包，晚上却降到100元。其实在我吃来，100元的味道丝毫不比105元的差。正因如此，这种面包一到晚上就一抢而光。好几次我去晚了没买上，遗憾得我直跺脚。
　　7点半一过，曾热闹非凡的小菜市突然冷清下来。买菜的人们走光散尽了，剩下的只是略显空旷的街道和略显狼藉的货架。卖东西的不再吆喝了，他们张罗着打扫，收拾，清点，结账。一到8点，熄灯，关板，下班。
　　但是买卖人有几个能睡上囫囵觉呢？为了明天的新鲜货，得打电话联系，订货，催货。卖鱼的必须在半夜两三点钟到海边渔港等待归航的渔船；卖菜的必须在黎明前开着卡车去乡下迎接最新采摘下来的蔬菜；卖肉的必须一大早就把鲜肉拉回来收拾好……然后是加工，定价，包装，陈列……
　　小菜市黑了，静了，困倦了。但东京的夜还远远地没有黑没有静没有困。那大街小巷星罗棋布般的商场，饭馆，咖啡厅，酒店，夜总会，电影院的灯火还在不知疲倦地大放光明，甚至要一直燃烧下去，直到东方破晓红日高升。　



第二三章　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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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85年4月6日上午10点整，东洋大学建校以来第100次开学典礼在著名的日本武道馆隆重举行。
　　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明媚，晴朗。武道馆前是花与人的海洋。花团锦簇的樱花与愉悦欢畅的面影交相辉映，和煦的春风托着阵阵欢声笑语在半空回荡。
　　“欢迎新同学！”
　　“欢迎你们上‘洋大’！”
　　紧紧簇拥在道路两旁的高年级同学们朝我们热情地挥手，欢呼，并时不时地走上来往我们手里塞些小纪念品。
　　“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俱乐部！”
　　“铜管乐队等待你的加入！”
　　“请为洋大棒球队奉献你的球艺！”
　　“登山队欢迎新生力量！”……
　　所有的业余学生组织也都打着名自的旗帜不失时机地大造声势。各种各样劝你加入他们业余团体的小传单一张紧接一张地朝你飞来，接都来不及接。
　　简直好象不是在走，而是被一团浓烈的气氛夹带着，裹挟着进入武道馆的。
　　与外面的情绪成鲜明对照，里面的气氛肃穆而又庄严。坐满了四千名新生和他们的家长的两层观众席里，没有一丝喧哗。响彻整个会场的是深沉雄浑的歌声--身穿洁白礼服，佩带玫瑰色小花的东洋大学无伴奏合唱团的队员们，正肃立在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东洋大学校歌。
　　会场正前方是一条雪白的横幅，漆黑大字醒目地写着：昭和60年度东洋大学入学式。主席台后方一幅深紫色丝绒帷幕上并排悬挂着日本国旗和东洋大学校旗。肃穆的歌声，肃穆的气氛，庄严的会场，庄严的心情。
　　间隙一排排座位的过道上，有人在颁发一打打白色的纸。传来手中一看，是一张歌谱。
　　“新生们，让我们一起学唱‘东洋大学校歌’吧！”合唱队的指挥转向观众并对所有的人说。于是，歌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凌乱到整齐，从会场的四面八方汇合起来。
　　心潮伴随着歌潮的起伏而剧烈起伏。我，终于作为四千名新生中的一员(包括二十四名留学生)跨进了东洋大学的校门。为了这个“今天”，我曾迈过多少坎坷，碰过多少壁，吃过多少苦啊。为了获准留学，为了取得出国护照，为了维持最低水平的留学生活，为了积攒学费，为了取得报考大学的资格，为了大学考试……总之，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一趟又一趟的奔波，那一身又一身的汗水，那一天又一天的刻苦，那一场又一场的努力……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哟！但我毕竟是成功了。不是靠聪明和运气，只是靠了意志。成功带给我的喜悦是那么深那么浓，简直令人陶醉！
　　望望那些与我同坐在这庄严会场中的其他新生，那一张张十八九岁的年轻丰润的脸庞上还不曾有一丝丝曲折奋斗留下的皱纹。他们可知道，只身漂流海外，靠着不到一年的外语水平考取大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吗？再望望那些与我同属留学生的新生们(台湾来的占80%，其余的是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单凭他们的装束就能明白，并没有沉重的经济重担压在他们肩头。他们可晓得，仅靠打工的收入既糊口又交学费的日子是啥滋味吗？我羡慕他们，却又不羡慕他们。艰苦的奋斗固然使我付出了想当的代价，但我却也由此得到了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体会不出，想象不到的宝贵生活感受。
　　差两分钟10点，主席台下的校铜管乐队突然全体起立，奏响了一支节奏徐缓稳键的乐曲。台上的灯光一下子亮得耀眼。东洋大学二十四位首脑人物在校长的带领下踏着乐声稳步走上主席台。一式的黑色西装，胸前佩带着金色小花。那乐曲，那黑色西装，那不紧不慢的平稳步伐，都给人以强烈的肃穆感。四五千人的大会会场鸦雀无声。
　　首脑们落座。音乐结束。一分不差的10点整，曲礼开始。随着司会的一声令下，全场“刷”地一下起立，又“刷”地一下鞠躬。铜管乐又起，全场同声高唱校歌：
　　“亚洲之魂就在这里，
　　觉醒的人们激情洋溢。
　　英勇的呐喊阵阵不断，
　　东洋大学奋起，奋起！
　　亚洲的天地燃起黎明之光，
　　我们从今天开始
　　要把仁义，慈悲与真诚撒向四方。
　　东洋大学
　　将历史重担在肩上。
　　东洋，东洋，
　　我们就是东洋！
　　东洋，东洋，
　　我们就是东洋！”
　　这首歌已经唱了一个世纪了，曲调和歌词都还浓厚地带着明治维新时代的印迹。但这四千多人真诚严肃的大合唱，这人海声浪卷起的阵阵波涛却震撼着我的心。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聚在我心头。我仿佛看到眼前是一条崭新的路：它蜿蜒曲折，它凹凸不平……可是我要走下去，一步又一步，决不回头。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努力！我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来自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一定要作无愧于它的好儿女。
　　“东洋，东洋，
　　我们就是东洋！”……歌声此起彼伏，而在我心里响着的，却是这样的声音：
　　“中国奋起，奋起！
　　……
　　中国
　　将历史的重任担在肩上。
　　中国，中国，
　　我们就是中国！”
　　唱完校歌，以校长的致词为开端，各负责人和代表依次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所有的发言都是一个中心：欢迎你们来东洋大学学习，盼望你们奋发努力，获得好成绩。致词之后，又向新生们介绍各系各科的负责人。
　　一秒不差的11点整，开学典礼闭幕。当乐队再次奏起鲜明热情的旋律时，曾经那么安静的会场顿时腾起一片杂沓的鼓掌，跺脚，欢呼，口哨……
　　一走出会场，立刻，满身都是璀璨的阳光，满眼都是璀璨的樱花。春光是多么美好哇！　



第二四章　一年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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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把它用在学习上或许并不合适。但在日本，每个学年的开端阶段（注意，是4月，不是9月）对于整个学年的学习来说，的确非常关键。大学生们必须在这个时候为自己制定全面的学习计划：学哪些课程，听哪些老师的课，课程表的安排，要拿下多少个学分，等等。
　　听说中国现在也有不少大学实行了学分制。而学分制在日本已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学分制的优越之处主要在于：为学生们创造一个自由广阔的学习天地，锻炼学生们在学习上的独立性。
　　在日本的大学里，你甭想等着谁来给你分班，告诉你今天一天要上些什么课，指定你的教室在哪儿哪儿哪儿，并发给你一张现成的上课时间表……你是自由的，学习的大权在你手里。你只需要开动脑筋，认真想一想，好好作出一番计划。学校向你提供的，只是两样东西--一本厚厚的类似大学生指南那样的，和一份庞大繁杂的每日学校课程进行表。
　　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内容。一部分是告诉你大学的课程该怎么上。比方说，每年必须拿到多少学分，四年后才能毕业；你所在的专业科系中，专业科目，基础课目，选择课目都有哪些等等；另一部分是具体向你介绍每位老师的授课内容及所使用的教材。
　　翻看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你会一下子发现摆在你面前的并不是死板板的几门功课，而是一个丰富多采的知识天地。就请看看我们文学系国文学科都有哪些可供学生学习的课程吧。
　　第一类，一般教育课程。这其实是一般性的基础知识课。按规定，大学生在一二年级时必须学习。共占二十四个学分。具体安排了以下课程供学生自选：
　　属于人方范畴的有--哲学，伦理学，日本思想史，宗教学，艺术（分别为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历史学，文学；
　　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有--法律（包括日本宪法），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历史地理）心理学，人类学；
　　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统计，天文；
　　属于综合性质的有（以专题划分）--
　　当代社会中的女性--日本与美国比较；
　　东南亚问题；
　　人的心理与宗教的关系；
　　体育的科学性问题；
　　谈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第二类，外语科目。这也是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习的，共占十四个学分。分为第一外国语和第二外国语两门。第一外语是英语。第二外语开设了德文，法文和中文，供学生自选。
　　第三类，体育科目。其中分为体育课和体育理论课两门，共占四个学分。体育理论课主要是讲运动科学和健康保健等。而体育课又有以下具体课程供学生选修：
　　网球，羽毛球，篮球，垒球，橄榄球，足球，体操，健美操等。
　　第四类，专业基础科目。这也是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习的，共占十二个学分。但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及讲授内容。具体课程有三门：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法，日本语古典方法和汉文。
　　第五类，专业必修科目。四年中共开设二十四门课，占六十二个学分。其中一二年级必须学习的课程有：
　　日本语语学概论，日本语发展史，日本文学史。
　　这类科目学生也可以自行选择老师及讲授内容。
　　第六类，自由学习科目。共占十四个学分。具体课程有：
　　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日本书志学，日本传统表演艺术发展史，比较文学，日本思想史，日本佛教史，中国文学史概说，日本汉文学，欧洲文学，日本民俗学，日本美术史，书法史，书法，日本历史概说，史籍题解，古文书学，教育史概说……
　　瞧，够丰富的吧!然而还不仅仅是课程安排得丰富，每门讲授的内容又由于主讲者的不同而显得多彩多姿。同样一门课，主讲老师往往好几个。你讲一套，我讲一套，从教授内容到讲课方法乃至所用教材全都不相同。
　　就拿“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法”这门课来说，有的老师专讲，有的老师专讲，还有的讲……又比如“艺术”这门课，有的老师讲法国19世纪绘画，有的老师则讲希腊雕塑，还有的讲巴赫的音乐……总之，谁擅长哪方面，谁对某个问题有特殊的研究就教学生什么。
　　开学最初两三周是全校学生最活跃也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一切都没有决定下来，一切都还在比较，选择和考虑之中。一会儿到这个课堂听一节，一会儿又到那个课堂听一节。跟这个商量商量，又同那个探讨探讨。参考，对照全校总课程表，再加以自己亲临课堂的感受（学校专门为学生们留出了两三周的时间，进行实际聆听-54321比较-54321选择-54321决定），最后形成自己一年的学习计划。然后，在某一个规定的日期，使用规定的表格，每个学生将自己本年度的学习课程表交给学校，由电脑进行统一处理和储存。由此，学校全盘掌握了各门课程的听讲人员和人数，再制成各课的出勤表交各位任课老师。
　　按理说，学分的取得应当是从考试成绩和出勤率两方面考虑的。但实际上，出勤率并不被看得那么重要。根据学校的要求，只要出勤率不少于课时的三分之二便不影响学分。而有的老师干脆从来不记考勤。
　　为了订出自己第一年度的学习课程表，刚入学那一段，我着实困惑了好大一阵子。一切都太新鲜也太陌生了。学习的天地竟是那么自由而宽广，循规蹈矩惯了的我居然不知道如何自由自在地去驰骋。虽然这也想学，那也要学，但规定的学分范围不仅有限，而且讲课时间也往往是重叠的。所以，既要考虑专业课程与一般基础课程的合理搭配，又要顾及上课时间彼此不发生冲突，同时还不能忽视了应取得的学分。那些日子，我天天抱着，趴在摊开的全校总课程表上，选来选去，对来对去，划来划去，活象个临战前紧张制定战略计划的将军。
　　“什么叫大学生？”生物学课上，大野先生对我们新生发表讲话：“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大学生了，应当首先弄弄清楚，大学生与中，小学生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这不同就在于，中小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他们得依赖家长，依赖学校和老师。而大学生呢？他们的学习是主动的，自觉的，独立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凭借学校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按照自己个人设想的方向去充实自己，造就自己。在大学的课堂上，你们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将不再是（中，小学那种）结论，结论，结论，而将是疑问多于结论的东西。反过来，大学老师从你们的考卷中看到的也不应全是死记硬背的教条，而希望更多地看到你们独立的思考，探索和新观点……”
　　哦，大学。这样的大学!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0:58
第二五章　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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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或许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学生课外活动团体的大学。然而象日本的大学生这么热衷于业余课外活动的，在世界上恐怕为数不多。就我的观察，“大学”在日本大学生的观念中绝不仅是听课的课堂，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个开展学生活动的天地。课外活动在校园内如火如荼，几乎不是中国学生所能想象的。
　　新学年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是全校各学生课外团体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大好时机。你就看吧，没有一条走廊的墙壁不被花花绿绿的招人海报层层叠叠地贴满，也没有一座教学大楼门前的通路不被招人活动的各式摊子所充塞。出自各种组织的形形色色海报，旗帜，宣传品，画册和刊物，连同宣讲和音乐，有如孔雀争艳，叫人头晕目眩。那阵势，那劲头，跟自由贸易集市不相上下。
　　这还不算，所有一年级新生都是这些团体力争“发展”的对象。
　　请参加我们的团体吧！－－所有海报都发出这样的召唤；
　　请参加我们的团体吧！－－他们在楼前站在代表自己组织的旗帜下不厌其烦地呼唤；
　　请参加我们的团体吧！－－刚一下课，立刻会有人蹦上讲台激情洋溢地发出一番鼓动；
　　请参加我们的团体吧！－－食堂的饭桌上，教室的课桌上四处散布的各种宣传品都是一个调子。
　　不光大造声势，还搞各个击破。只要看见一个面孔陌生的学生，立刻就会有人走上前去盘问：是新生吗？哪个系的？参加什么团体了吗？……然后便是一大套动人的劝诱：我们的小团体如何如何好，务必参加进来跟我们一起活动吧……
　　那一段时期，我几乎每天都要遇上好几次这类的盘问和劝诱，以至我开始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做法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厌恶。刚想独自静静地读会儿书，一个人过来了，脸上堆着让人起腻的笑：“请问你是新生吗？……”好不容易将这位打发走，没过5分钟又来了一位，依然是冲你腻腻地笑着：“请问……”从教室换到图书馆，一样；从图书馆挪到食堂，还一样。甚至就是在小卖部，书店(学校里的或是院子里)，只要你一站定，不一会儿准会过来这么一位。
　　记得小时候常玩“一网不捞鱼”的游戏。大家一边口里唱着“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就捞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一边在小伙伴高高撑起来的胳膊底下绕着圈儿钻来钻去，唯恐那胳膊突然一下猛扣下来把自己“捞住”。这会儿，我们这些新生似乎全成了被一张张鱼网所追踪的目标了。没出一个月，几千条小尾巴鱼就被打捞得所剩无几。直到现在，象我这样还是散兵游勇的人，简直打着灯笼都难找了。不过，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他们怎么会对发展自己的小团体有如此高涨的热情？
　　出于好奇，我曾试图调查调查东洋大学里究竟活跃着多少个学生团体。我沿着走廊的墙壁一张接一张地数海报。结果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桩相当困难的工作。海报太多，又重重叠叠。仅仅楼梯拐角一面不大的墙壁上就贴了七八十张。我请同学们协助我一层楼一层楼地计算，结果没有人不摇头：“那怎能数得过来？多得象雪片！何况天天都有变换呢。再说，有不少团体根本不出海报的，你怎么算？”我不甘心，又跑到学校的学生生活管理部去查问。学生生活部部长照样还是摇头：“学生们的业余团体都是完全自发组织起来的，我们对它们的具体情况并不摸底，同时也不负责进行任何指导。所以，到底有多少个，谁也说不清。不过，有些学生团体为了在活动上得到校方的具体帮助，诸如借用场地搞活动啦，搞比赛，展览，演出啦，到是与我们有些联系。这些团体，我这儿倒有一份名单，但只是全校学生团体中很小一部分。”接过那份名单来数了数，才一百一十九个。许多海报贴的热火朝天的组织名称根本不在这张名单之内。
　　没办法，调查只好这么息鼓收兵。我所知道的只是：东洋大学一共二万三千名学生(另外还有八百名老师和四百名职工)。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每人至少参加了一个学生团体，也有的同时参加两三个。这些学生团体大者一百来人，小者不过五六人。但不论大小，它们都是每周开展一次活动，有些甚至连寒暑假都不中断。
　　除了数量多，这些学生业余团体的活动内容也是丰富多样，无所不有。顺着走廊将海报一路看下来，你的眼前便会展开一块充满活力的无限斑斓的自由思想园地。认真的钻研也好，大胆的探索也好，浓厚的兴趣也好，广泛的爱好也好，不论它是什么，都肯定会在这个校园里找到一块得以自下而上，生长甚至受到滋润和培育的沃土。
　　瞧。教育研究会，低能儿教育研究会，青年心理学研究会，民俗研究会，文学遗产研究会，历史古迹研究会，美国时事研究会，德国哲学思想研究会，中国文学名著研究会，俳句研究会，佛教文学研究会，未来考古研究会，广告学研究会，杂志研究会，日本当前经济问题研究会……这些是与所学事业有关的。
　　瞧。混声合唱团，无伴奏重唱团，吹奏乐研究会，管弦乐团，吉他合奏团，现代爵士乐合奏团，舞蹈研究会，书法研究会，茶道研究会，筝曲研究会，连环画研究会，《白艺》剧团，魔术小组，围棋研究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流行歌曲研究会，欧洲古典音乐研究会，钓鱼爱好小组，探险者小组，电视剧摄制小组……这些是与兴趣爱好有关的。
　　再瞧。冰球队，棒球队，击剑队，射箭队，少林寺拳法队，柔道队，相扑队，汽车越野队，拳击队，手球队，摔跤队，水上滑艇队，游泳队，登山队……这些都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
　　还有很多团体既不叫XX研究会又不叫XX小组，只是用一个抽象的名字。如“求”，“焦点”，“旅”，“四季”，“真”，“白页”……更有的干脆用英文字母，什么“TACC”，“FSS”等。单从名称上看，别人很难具体知道他们究竟围绕什么内容开展活动。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属于政治暴力性的，宗教性的或封建迷信性的团体。但所占的比例显然极少。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既然这些都是业余性的活动，人们大概也就是高兴时随随便便地搞一搞，未必真刀真枪地练吧。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学生们对自己小团体活动的热情之高远远超出了对待上课。总听周围的同学喊忙，问问到底忙什么，结果不是忙于复习功课，也不是忙于打工，而是忙于自己那个小团体的活动。
　　“忙得不行啊！下星期我们的研究会活动该我作专题发言，可资料到现在还没预备齐”。一位参加了“中古文学研究会”的女同学对我说。
　　“作什么专题发言呢？”我问。
　　“关于《伊势物语》与《古今和歌集》的关系。”
　　“这个题目不是太大点儿吗？”
　　“对。不过我将来的毕业论文就打算搞这个，现在正好可以一点一点弄起来。好在研究会的同学们能给我不少帮助。”
　　“研究会里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题吗？”
　　“只要是与《伊势物语》有关的内容随便你搞什么。大家轮流作专题报告。”
　　“有没有老师指导你们呢？”
　　“倒是请了一位老师给我们当顾问。但他很忙，不可能常常来。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互相探讨互相研究。高年级的同学也起指导作用。”
　　“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吗？”
　　“对，至少是一次。需要的时候就搞两次。”
　　“每个人对待研究会的活动都很认真吗？比方说不迟到，不缺席。”
　　“那当然。如果不愿意出席又何必要参加进来呢？”
　　“那么，如果在研究会里搞出来了一篇论文，又能怎么样呢？”
　　“发表呀。在大学生节上，所有的研究会都要公布，发表本年度的研究成果的。”
　　日本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生。我们东洋大学的学生节是在每年11月21日到25日五天。这几天里，全校停课，所有学生团体在整个校园里轰轰烈烈大搞“汇报”：发表论文(以展出或刊物的形式)，搞各种展览，演出，还亲自动手制做各式菜肴，小吃在校园里出售，简直闹翻了天。
　　其实，展览会和演出活动并不只在学生节才搞，在校园里时时都能看到学生团体搞展览或演出的布告。
　　“‘书艺会‘书法作品展于X月X日在XX教室展出。欢迎各界踊跃光临！”
　　“《人》摄影作品展……”
　　“无伴奏重唱团。西欧古典名曲演唱会……”
　　“东洋大学管弦乐团贝多芬交响乐作品演奏会……”
　　“《大地》美术作品展览……”
　　“电视剧《红苹果》初次公演会……”
　　……
　　由于时间关系，各种演出会我尚未欣赏过，但展览会我总是尽可能地去看。它们给我的印象是：认真，而绝不是寻开心，瞎胡闹。
　　说到体育活动。日本各所大学都有自己一年一度的体育节。在为期一天的时间中，全校上下不分师生围绕一系列项目展开热烈而友好的比赛和体育表演。同时，日本全国每年还举行春，秋两次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对抗赛。重点项目是棒球，冰球，足球，橄榄球等，其中尤以棒球为最大热门。棒球实力强不强，对一个大学的名誉甚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就因为这个，每年的大学生棒球联赛都紧扣着所有大学生们(当然也包括老师们)的心。许多学生乃至老师都情愿放弃上课亲赴赛场当拉拉队员。而赛场上一分一秒的比赛实况也迅速无误地反映到校园广告牌上。学生们团团围着广告牌焦急地等待战报的心情，与中国观众观看中国女排迎战外强时的心情几乎没什么两样。
　　东洋大学的棒球是值得骄傲的。它在1986年的春季大赛中夺得了全日本冠军的锦旗。全校上下为此欢呼雀跃。“东洋大学全日本第一”的巨幅红色标语从高高的楼顶垂挂下来，闪耀夺目，坐在几公里外的电车上都能清楚地看见。那阵子，所有外校来东洋大学兼课的老师登上讲台的第一句话都是：“你们得了冠军，恭喜恭喜！”而学生们只要一走出校门，总爱不无自豪地对人拍拍自己高挺的胸脯，响亮地说一声：“我是东洋大学的！”
　　这确实是一个思想开阔的天地。你可以自由地去想，去学，去干，凭你有多大的劲儿，凭你有多高的热情。放心，没人给你泼凉水，更没人给你画地为牢。正确也好，不正确也好，一切都只由客观实践来下结论。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说来，难道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学习环境吗？
　　说实在的，千辛万苦来到了日本，又千辛万苦考进了大学，我何尝不愿意在专业学习之余，也走进这些青年团体当中去锻炼自己，发挥自己呢？
　　多么想参加“老舍作品讲读会”，与日本青年一起研究老舍啊！
　　又多么想参加“战后文学研究会”，钻研钻研日本战后的文学啊！
　　加入“混声合唱团”，同大家一起练声，演唱各国歌曲该是非常快乐的吧？
　　加入“电视剧摄制小组”，和同学们一起编剧，拍戏该是非常有趣的吧？
　　还有，那“英语会话小组”是怎么练习英文会话的？
　　那“探险小组”又是怎么搞探险的？
　　那自称“杂志出版集团”的又是如何搞杂志的？……
　　什么都想知道，对什么都有兴趣。却什么团体也参加不了－－我每天晚上都不得不去打工。没有钱，也就失去了时间和机会。你说有多惨！然而更惨的却还是专业学习跟不上。闹得本来就紧绷绷的我，更没心思去左顾右盼了。　们中国的外语教育水平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　



第二六章　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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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洋大学读书是什么感觉呢？拿吃饭来打比方，我现在就是在啃石头。拿走路来打比方，我现在就是在徒手攀登峭崖绝壁。吃力，费劲，痛苦。
　　走进大学课堂劈面而来的第一大关就是语言。这儿可不是日本语学校了，没人象幼儿园阿姨似的一个字一个字拉长了音翻来覆去地教给你；这儿可不是日本语学校了，课堂内容不再是简单的生活会话而是艰深的专业课题；这儿可不是日本语学校了，你一个人淹没在成百上千的日本学生当中而没人拿你当个“外国人”。谁晓得你只有一年左右的日语基础呀，谁又管你所掌握的单词量和语法还比不上日本的三年级小学生？既然是上大学，那就得全部上大课，就得一脑袋扎进专业课，基础课，外语课……十好几门哩。甭管三七二十一，你死活得跟着日本学生们同步前进。前进，容易吗？人家是从半山腰，你却是从山脚跟；人家是一溜小跑走平地，你还得一块一块地搬石头，一个一个地填大坑；人家是直攻专业，你却先得穿越老厚老厚的语言障碍层。
　　这里的大学老师上课从来很少写黑板，上了讲台就是讲，讲，讲。嘴皮子快得赛飞轮。别的同学都听得轻松有味，只有我被那成片成片连在一起分不清头尾的叽哩咕噜弄得火烧火燎，七窍生烟。当别人心平气静地记笔记时，我却手忙脚乱地忙于查字典－－《日汉辞典》，《外来语词典》，《汉字字典》，《古日语词典》，有时还得加上《英汉辞典》。每天书包里不知得比人家多装多少块大砖头！－－好不容易查出来了一个词，老师的话却早就又不知冲出几里地了。同样一节课，别人获益匪浅，我呢，顶多只是学来了几个日文单词。
　　想想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失去了听觉，干看着对方张嘴却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他该是多么痛苦！而初上东洋大学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我仿佛分明是尝到了那痛苦的滋味。满耳朵充塞的只是声音，声音，声音，而不是“话”，不是“语言”。“声音”到底传达不了准确的意思，而我想知道的却是明确得不能再明确，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东西。我是为了“学”才来的呀。如此状况，学什么习？考什么试？毕什么业？怎么办？
　　我所知道的一些自费留学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中途从大学退学的。太难了！跟外国人一同上课根本就听不懂，在整堂课中活象个大傻瓜。课程又多。精神上吃不消，面子上也吃不消。算了算了，遭这份洋罪何苦来！不就是一张不值几个钱的学士文凭吗？没有它也照样赚钱，照样发财。更何况脑袋上横竖已经有了“留洋”的金帽子呢。
　　不行，我不能退学。不上大学，我到日本图什么？咬牙坚持！反正事物不会永远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是前进便是后退。而我总不至于后退吧，只要决不松懈。就这样，一天一天又一天，讲台上老师的话在我耳边由混浊的一大片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由根本不知所云渐渐变得能够理解了。
　　越过语言障碍，对于一切未曾专业学过外语却要一下子同外国学生同堂上课的人说来，都曾是一段艰难的过程。但相对说来，学数理化，工业机械，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商业，经济，经营管理……比起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学来，课堂语言关要好渡过些。因为至少那些公式，数字，图表，术语，形象是不受任何语言限制的。我呢，实在是自不量力，凭着还不到日语中级班的程度却偏偏选择了一门连日本人都感到头疼的“国语”专业。结果，就象掉进了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怎么也得不到解脱了。
　　“你是否说得太玄了？”或许有人会对我的感受表示怀疑：“那么多人去日本留学学习语言专业，没听谁象你似的这么叫苦呀。”
　　没错儿，我在日本就遇到不少专门攻读日本语言或日本文学的中国留学生。但这些人多数都是在国内学过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日语专业。他们的日语程度(尤其是理论水平)甚至比起日本的高中生，乃至大学生都高。再者，由于他们早就受完了大学教育，到日本都是直接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既不需要象大学生似的为了十几门功课天天从早到晚地学，更不需要上什么大课。只研究一个专题，只接受指导教师的个别指点。我怎么能跟这些“日语专家”们比呢？
　　“要知道，攻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很难！”没上东洋大学以前，日本语学校的老师们这样对我说，有修养的日本朋友们这样对我说，口试时老教授也这样对我说。难当然是难喽！－－那时候我满不在乎地想：中国人，人人都会说中国话却不是人人都懂文法，音韵，人人都会写诗，作文章；人人都看得到了书和报，却不是人人都读得了《诗经》《离骚》，人人都通晓平仄，对仗。在日本也是同样。文学嘛，到底是更高级的东西。
　　然而，只有真正学起来了，我才彻底懂得了那“难”字的全部含义。日本语本来就是一种相当难的语言。光文字就有三四种(汉字，平假名，罗马字)，每一个汉字不仅读音多种多样而且语意含混，语法变化不仅繁琐复杂而且不规律的现象大量存在……对我说来就连现代日语都还远远没有过关呢，却莫名其妙一步闯进了古典日语的殿堂。倒也是！学语言文学嘛，当然是得从“源”到“流”地学，古典是基础，是大树的根。可是如今要我这个外国人也拿古典当基础却着实吃不消了。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法”课一上来就拿日本中古时代的《伊势物语》开刀。翻开老厚的一大本《伊势物语》一看，全是作者的手稿原迹。从头到尾没有句逗，满篇龙飞凤舞的毛笔草书体，活脱脱一本书法监摹贴子。死活半个字都看不懂！老实说，就算它不用作品的手稿原迹，而用现代体的铅字印刷，我也照样看不懂(连日本同学也看不懂)。因为它毕竟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东西。文字也好，语言也好，都跟今天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读这种东西真是费老劲了！先得把乱七八糟的草体变成规规矩矩的汉字(这汉字只是取了中国汉字的字形，发音与词意又另当别论)，然后查出这个汉字应有的读音，再由几个汉字的读音找出某一个词汇的意思(现代日语中，一个汉字的读音由几个音节构成，表示一个词意。而古代日语，一个汉字只代表一个日文的音节。所以一个日文词汇包含几个单词的意思，句子却还是看不懂－－古日语的文法与今天又差着老鼻子。我曾拿着这类教科书向日语古典基础不错的中国“日语专家”们请教，他们看了也连连摇头：“这种玩艺儿可受不了，没看过，快跟考古差不多了。”其实就是日本人不专门研究这个的也看不懂。
　　然而更叫我受不了的，还是老师对这门课的教授方法。字看不懂，词汇意思不懂，语法变化不懂，两眼一抹瞎。那么老师总该教教吧？哪怕很粗略的。结果呢？到底这里是大学了，老师什么都不讲，一上来就把全篇文章从头到尾按班里人数分成几十块，一人来一块，从今往后轮着班每个人上讲台作个人研究报告。这不活活是赶着鸭子上架吗！你就是把《伊势物语》的现代日语译本给我，我都尚且看不懂呢！日本同学虽说也看不懂原本，但他们至少有日语基础，在高中又都学过一些古文，对《伊势物语》的梗概也简单地了解。我呢！但是，任你有天大的困难，天大的理由，也甭想着老师会对你一个人开恩。你不是自己考进来的吗？那好，别人怎么学你也得怎么学。管你中国人，日本人！没辙没辙的，咬着牙关啃石头吧！什么硬不硬，消化不消化，只管撑大了嘴巴往里填(亏得还能得到同学们的帮助)。“研究”古典不钻故纸堆可不成，又是图书馆又是书店，一本又一本的参考书翻来翻去，比来比去，抄下一段又一段……
　　到底，我也走上讲台了。把自己苦苦拼凑起来的那个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古怪东西公布给众人时，我甚至都没觉得害臊。因为压根儿就什么都不懂，并且知道不会有任何一个同学向我提出问题(尽管其他同学可以随便向作研究报告的人提问题)。果不其然，结结巴巴地念完以后，台下一片肃静，所有的同学都不出声，一双双眼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我。最后还是老师说话了：“你确实很不容易，不是从小在日语环境中长大起来的。”听了老师这个评价，我竟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
　　然而“石头”却不仅仅只是“研究法”一门课。所有的专业课对我来说，都是又硬又大，嚼不烂，吞不下的大石头。因为只要与专业课沾边，就得跟古典作品打交道。“文学史”学的是上代，中古时期的《古事记》，《怀风藻》，《万叶集》……等等；“国文法”学的是古典日语语法；“国语史”学的是日本语言的发展与变迁；“国文讲读”学的是历史古典名著……；还有可怕的“汉文”课。
　　原先我还以为学汉文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等于白玩儿呢。谁料想，日本人读汉文的方法跟中国人完全是两码事。汉文虽然是原封不动的中国古文，读法却是日本式的“洋”读法。首先，每个汉字的读音变成了日文。其次，每个句子的语序全得大挪大动(因为日文的语序与中文是满拧的，如果完全照中文的语序读，日本人根本读不通)。结果，在汉文句子的左边全标上了“一”，“二”，“三”，或“上”，“下”，“∨”，“弊”等等语序排列记号。而在汉文句子的右边还用小字标上了各种表示语法关系的日文助词。依据这些记号，汉文的语序就由本来自然的1234567变成了面目全非的1763245之类了。日本学生在高中期间都学过一两年的简单汉诗汉文，同时学会了掌握汉文语序排列记号的读法。因此，上汉文课，对他们来说，最感困难的倒不是如何看着记号把汉文句子进行重新组合，而是那些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古文里，有着他们既不知其意又不会读音的大量陌生汉字。
　　而我呢，跟他们正好相反。古文的意思是一看就懂了。(亏得以前老老实实学过点儿古文)，却苦于不知道怎么用日语进行翻译和解释(我的日语水平就连象样的作文都写不了，哪儿译得了中国古典作品)，更不晓得如何用日语的方式去念。汉字的日文读音不知道，语序记号不会看。不会汉字的读音就查字典吧，结果字典上一个汉字的读音就有一大串儿，到底用哪个，还是不知道。语序记号呢？从来没学过。一上来简直晕头转向。单句还好说。比如“孟子见梁惠王”就读成“孟子梁惠王见”(当然要用日文读音，还得加上日文助词)。可是碰上复句就难了。比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就得按着记号七拐八拐地读成：“如人之欲所于生甚莫使，则凡以生得可者何用不也。”可怕不可怕！别说整篇文章了，就连一页照这么拐下来也足以要我一命了，还不算查汉字读音的功夫！这还不算，偏偏我们的汉文教材又难乎其难，汉文老师又严乎其严。
　　我们的汉文考查是《孟子》。不是《孟子》中的某一篇，更不是某一段，而是全部的十三篇。篇篇是全文，就连历代各家的注释都是全文。日本人就是这么学汉文的！在中国，专业学中文的大学生学古文都未必学到这种程度吧。每节上课，老师不仅要求学生们读，解本文，而且要求读，解所有注释。
　　“上我的课，对你们只有一点要求：在下面得好好预习。”汉文老师把一大本《孟子》举得高高地晃一晃：“这本书，从头到尾，每一行每一句，大字也好，小字也好(注释部分)，你都得给我老老实实地啃下来。上课的时候，我随便挑出哪一段来，都得能给我念出来，解释得清楚。一年里，要是三次提问回答不出来的人，只好对不起，这门课您下一学年给我重新上。”
　　这压力可非同寻常。甭说我了，连日本同学都一个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从早到晚抱着那本重若千斤的宝贝《孟子》钻在图书馆里查找各种参考书，复印各种有关资料。即使是这样，仍旧是心虚胆颤得不能自己。一到上汉文课，教室里乱了营，谁都拼命想往旮旯里藏，人堆里扎，生怕坐在显眼的地方叫老师一把逮出来“示众”。你就看那教室里吧，前面三分之一的座位空无一人，大伙全在教室最后边正当中的位子上挤着堆着，有的同学还故意把后边的大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使教室后面陷于一片昏暗之中。这种紧张到荒唐可笑程度的情景，每每总使我想起那“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汉文可怕，老师更可怕，却又不能不上课，于是大家只好象怕被叼去的小鸡似地藏过来躲过去。
　　我曾是非常想学汉文的，想通过这个学习掌握日文的汉字读音和文法。可是这种上课的方法一下子就让我够了。凭着我的中文程度，这汉文课我几乎就用不着上。他们日本人学汉文，不就是为了弄懂文章的意思吗？而我用不着那么七拐八拐那意思也早就看懂了。但是，凭我的日文程度，学汉文又太早了。起码总得先学会阅读语序记号吧，起码总得把最常用的汉字日文读音掌握了吧。唉唉，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已经这么裹进来了，就只好这么一直裹下去。人家都是在自己的基础上一点点往上拱，只有我卡在个半空中想上上不去，想下下不来，狼狈不堪。
　　进东洋大学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情绪一直处在一种低落的状态。专业课程太难，每一门课都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基础课程又太多，哪门不学都不行，“英文”“法学”“生物”“哲学”“体育”……十个指头按跳蚤；每天晚上还得去打工，不然就得饿肚皮……一个人的肩膀上足足拉了有二十个套，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其实，我倒不怕担子重，苦一点儿也不无好处。我发愁的只是自己的日语基础太差了。如何才能把日语水平与同学们拉齐呢？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日语适应专业课的程度呢？如何才能顺顺利利地完成全部学业呢？真着急……
　　如果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后悔考进了大学，后悔选择了国文专业呢？”那么，我一定这样回答：“不，我并不后悔。我只对一点感到深深的遗憾，这就是留学以前没有扎扎实实地打好日语基础。”
　　所以，我很想对那些渴望出国留学的朋友奉献一句话：外语这东西只能是下苦功学出来，磨出来的，而不是泡所能泡得出来的(小孩除外)。在外国人社会里泡出来混出来的外语，永远只能是唬唬外行人的“半瓶子醋”。你如果真想让自己的外语精通，地道，登得上大雅之堂，那么最好趁你还没出国以前老老实实打下扎实的基础，越扎实越好。要知道，咱们中国的外语教育水平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



第二七章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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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我想发表一个见解－－在大学里，一门课程学生喜欢与否（它关系着最后学习的效果），大约要由三个因素构成：首先，学生们对这门课有否兴趣；其次，课上教的内容怎么样；再就是，老师的教授方法如何。而其中的最后一条又至关重要，因为比起单纯的兴趣来，它更现实，更具体，因此也更有力量。
　　瞧，起先我很想学习汉文。被那位老鹰似的先生这么一“教”，干脆倒了胃口。没有一次预习他的课时不是边预习边骂的。骂老师不通情理，骂日本人把我们不朽的古典搞得这么别别扭扭，还骂孟老三（孔夫子是“老二”的话，孟夫子岂不就该是老三了）写出了这么艰涩的文章来难为我。结果，“汉文”这门课竟变成了我最痛恨，最不想学的课。如果谁问我：一个星期里你最喜欢的是礼拜几？我会说：只要不是礼拜二，哪天我都喜欢。礼拜二怎么啦？有可恨的汉文！你说说，堂堂一个中国人，居然“讨厌”起祖宗传下来的汉文了，孟老夫子在九泉之下想必也得嗟吁长叹了吧！
　　日本私立大学的讲坛是个绝对自由的天地。政府既不干涉大学的教育，校方也不干涉老师们的授课。一个学校一套，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一个老师一套，愿意怎么教就可以怎么教。反正只要进了课堂，老师便是天字第一号，天马行空任你驰骋。教些什么，怎么教法，何种进度，如何考试，考勤……除了任课老师以外，谁说了都不算数。正因为如此，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便是百分之百的他“自己”－－独有的思想，性格，独有的学术观点，教学方法，乃至独有的为人，全都亮得清清楚楚。
　　一个好老师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说，是有吸引力－－能象一块吸铁石一样，一刻不放松地抓住你的注意力，抓住你的心，叫你身不由己地非得跟着他走，步步深入地陷进他的学术领域（或思想领域里）……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实在不能不说是学生的大幸。
　　若说东洋大学的老师个个很棒，那显然不符合事实。但若说，造诣深，修养高，教学有方的教师不乏其人，却不能算是过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一二年级所学的二十多门科目中，喜欢的课占了大多数，而其中不少课程我本来是根本没兴趣的，纯粹是为了学分才选修。
　　学文学的不能不学文学史，而文学史没有不难的。特别是对于我，什么日本上代，中古，中世文学……一听古典二字，脑袋立刻先大出去两圈。可是山崎教师讲的上代文学史和武石老师讲的中古中世文学史，我竟比近代文学史还爱听。尤其武石老师的课，嗬，听起来简直甭提有多么过瘾了！
　　这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老师，个头不高不矮，脸盘不大不小，没有任何惊人之处。可一旦他疾步走上讲台，站定，抬头，直至开讲，你会感到一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分明存在的强大的威慑力量。学生们全都屏着呼吸，竖着耳朵，教室里只有武石老师那镪镪有力的声音在疾风骤雨般地跌宕起伏。他从来不写板书，而喜欢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下来，几乎不带喘息：文学的时代转换，作品表现的思想和艺术手段，作者的世界观，作品的社会背景，历史影响……纵着讲，横着讲，点到面，面到点，社会与个人，思想与艺术，俗与雅……既丰富又精炼，既深刻又浅显，既广阔又具体，既严肃又幽默。
　　按说，我听这种程度的课本是十分吃力的。语言也好，内容也好，听不懂的东西很多。可上武石老师的课，我从来不觉得时间漫长，更不感到不耐烦。相反，我仿佛总被他用一只无形的手使劲地拽着，拽着，拽着。
　　我常想，武石老师之所以有“力量”，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学术上的专家－－说白了，他不是那种只会嚼书本的“书呆子”，而是因为他对生活，对历史，对文学，对人有着精辟独到的认识。在这样的老师面前，你永远会感到一种学习的压力和探索的劲头。
　　教法律的武藤老师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方方正正的脸上永远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表情。配上那扣得严严实实的领扣，打得规规正正的领带，熨得一丝不皱的衬衫，西装，给人的印象就是“硬”，“棱角分明”。
　　武藤老师讲课从不拿讲稿，就是利利索索的一厚本日本的《六法》（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而且往往只往桌上一搁连翻都不翻一下。宪法也好，民法也好其中那些重要的法律条文他背得真比所谓“滚瓜烂熟”还要“熟”几倍。他讲话极端精炼（这也是一种水平），一句话一句话不带半点水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干脆，明白，逻辑性强。从条文到实际，又从实际到条文，由A点到B点，由B点再到C点，直线关系，曲线关系，单层关系，多层关系……环环紧扣，峰峰相接，脉胳清晰，顺理成章。要是不看他而光听，你简直会以为他是在念讲稿。武藤老师的本事还表现在他对法律条款的得力说明。为什么有这么一条法律，没有又怎么样，对它的理解应当如何？怎样依照法律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买与卖之间，商业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叫你听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的。
　　头一回知道了日本的法律之健全，威力之巨大。看，宪法是一百零三条，民法一千零四十四条，刑法二百六十四条，商法八百五十一条，刑事诉讼法五百零六条，民事诉讼法八百零五条。简直可以说是无处不无法律，无事不找法律了。
　　说实在的，在中国长了这么大的我，从来不知道与个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中有一样不可缺少的东西叫作“法律”。“法盲”在中国大有人在。而在西方或日本，谁要是得了“法盲症”，他干脆不能生存。不懂得最起码的法律知识，不要说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应遵守的戒律，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保护自己。
　　咱们中国的法律也在健全之中了吧，咱们中国的法律常识该也在普及之中了吧－－每次上武藤老师的课，我都情不自禁地这么想。
　　我这个人对自然科学本是最不感兴趣的。从小算术不好，吃够了“小鸭子”（2分）的苦，从此便跟数理化结了仇。万没想到，在东洋大学规定大学生一二年级的必修基础科目中，自然科学课程占了几个学分。甩也甩不掉，躲也躲不开，只好从自然科学科目中老大不情愿地挑选了正木老师的天文学和大野老师的生物学。不料，一学起来竟也产生了兴趣。
　　正木老师的天文学课教法很特别，纯粹是提问式。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走进来了。又矮又小，又黑又瘦，穿着一套一看就有十几年历史的旧西装。站到讲台上足足七八分钟一句话没讲，干什么呢？清嗓子。“吭，吭，吭吭，吭吭吭吭，……”眼睛刚抬起来看看满满一屋子的学生，赶忙又害怕似地低下去，慌慌乱乱地摊他的讲稿。“受气小媳妇”，“气管儿炎”（妻管严）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吃吃地笑，笑老师这么一副窝囊相。
　　老师吭吭了半天，终于开口了。声音既不宏亮，气宇更不轩昂，甚至带点儿怯生生。可是一言出口，举座皆惊：“我不考试也不考勤，只要求你们上课积极回答提问。回答问题越多的人，分数越高，反之，恐怕危险。”话音一落，转过身去用正楷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天文学”三个大字。这回谁也不笑了。回答提问，这就意味着你上课真得动脑子。人在心不在不行，干脆不来上课，临到考试借别人笔记抱抱佛脚蒙混过关更没门儿。
　　坏了坏了！我本来就对天文地理一窍不通，日语程度又低，能回答个鬼！可是一言不发，又要蹲班。当初怎么鬼迷心窍地选了这门倒霉的课呢？不学天文学又不会打地球上掉下去。那份后悔！然而地球照样转它的－－正木老师的课就这么上起来了。
　　一上，发现这天文学课与其说可怕，实在不如说有趣。正木老师想方设法把一个个天文现象当作“诱饵”引着你想，引着你琢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实际上，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想则罢，你越想则越复杂，越有趣。什么现象都好象一团谜。你明明看着它的存在，却不知道如何对它进行解释，于是就吸引着你去解开它，闹个水落石出。老师的提问式教学法颇象所谓“饥饿疗法”。你们不是对这门课没“胃口”吗？好，就来吊吊你们的“胃口”。我什么道理也不讲，先提问题。地球为什么不会把月亮吸过来跟自己撞上？为什么我们总也见不到月亮的另一面？人类究竟是怎么知道地球的重量的？又是怎么“量”出太阳与地球的距离的……是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想，想，越想越糊涂，也越想越好奇。是这么回事吧？不－－对！是那么回事吧？更－－不－－对！瞧瞧把你们都“饿”得差不多了，老师便来个趁热打铁，把你们想“吃”的东西一下送到你面前。就这样，在正木老师的引导下，天体力学，光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时空观念，视角，在潜移默化之中暗暗地丰富，强化着我的思维方式。
　　大野老师的生物学课，也是一门丝毫不叫人感到乏味的课。他的教学方法就是聊天。从小鸟到蝴蝶，从老鼠到蛇，从蒲公英到仙人掌，从松树到杉树……海阔天空。自然界无数有趣的生物现象叫他那么绘声绘色一描绘，回回都听得我们舍不得下课。他还带着我们上野外，去公园，辨认各种鸟叫的声音，辨认各种树木的叶子……
　　但大野老师与别的老师相比最不同的一点，是他的严格。上课不听讲，考试打小抄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每次临考试之前，他先拿着一块抹布将考场上每一张桌子擦得明光如镜（你见过这样的老师吗？）。待学生们坐下，发卷之前，他得先一张一张桌子地检查。若是谁的桌面上出现了字，哪怕就是一个，也毫不客气。你立刻给我退出考场，你作弊，我取消你的考试资格。卷子的写法也特别。为了防止学生们互相偷看，他从来都是把填空题放在卷子正中间，问答题搁在卷子最上，论述题搁在最下。叫你们偷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特别难忘的是一天发生在课堂上的事情。有两个学生上课时坐在后边叽叽咕咕。大野老师先点了他们一次，可停了片刻他俩又接着说。老师顿时大怒。一步跳下讲台，“噌噌”两三步来到他们面前，厉声喝道：“把学生证交出来！给我交出来！”轰然一声，全班都吓傻了。交出学生证，这就意味着取消学籍。可才刚进了大学不到半年！两个学生默默不语。“交出来！”又是炸雷般的一声。好厉害的老师！无可奈何，两个学生只好掏出学生证交给了老师。其中一个女生立刻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老师气冲冲地回到讲台，把两张学生证往桌上一拍，回过身，怒目盯视着那两个学生：
　　“我早就讲过了，我的课你们可以不来听，又没有考勤。可你只要进了这间教室，就得规规矩矩给我听讲。不想听，可以出去，教室里不是聊天的地方。你们在那儿叽哩呱啦，别的同学怎么听课？别认为我生气是因为你们对我这个老师不礼貌。要知道，你们影响的是全班所有同学的学习，失礼于教室里所有的人。立刻向全班同学公开赔礼道歉！”
　　妈呀，还没完！学生证没收了还不行！这下我可倒有点同情那两个学生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只有那哭声在断断续续。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空气仿佛凝固了，连老师也好象凝住了－－站在讲台上一动都不动。又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每个人的心都在咚咚地擂着鼓。许久许久，后边终于响起了挪动桌椅和脚步的声音。一位个子瘦瘦小小，衣服却肥肥大大的男生惊恐不安地走到讲台跟前。先是朝大野老师深深地鞠了一大躬，又转过来朝全班同学深深鞠了一大躬：
　　“大野老师，全体同学，”他声音哑哑地，嗓子眼儿里象塞了一大块东西：“我很不好，老师讲课的时候跟别的同学说话，妨碍了老师讲课，也影响了同学们听课。我做错了，现在向你们道歉。”他又埋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请你们大家原谅我！”
　　他回到座位上，刚才同他说话的那个女生哭哭啼啼地也走到教室前边。鞠了一躬又一躬，除了哭还是哭，连一句象样的话也说不出来。
　　我心里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看看这两个倒霉鬼可怜巴巴的样儿，着实觉得大野老师有点太过头了。但一想到那些乱哄哄，闹嚷嚷，吵得叫人头疼的课堂，便又觉得大野老师这么做挺应该。
　　日本私立大学的课堂秩序，绝不都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虽说都是大学生，可终究还是十七八岁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学习自觉性不那么强。得逼，得管，不然就放任起来。象大野，武石这样的老师上课，课堂秩序总是特别好－－或者管得严，或者有难度，有压力。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就瞧吧。整个课堂里要有1/2的人在认真听讲就不错。睡大觉的，听耳机的，看小人书的，画画儿的，写信的……这些还算不赖的，终归没出大声。更有一些肆无忌惮者，或大声聊天，或高声逗乐，或窜来窜去，或进进出出。教室快成一个市场了。你要是不信，就到松冈老师的“政治学”课上来参观，地点是在一间能容纳六七百名学生的大梯形教室。
　　教“政治学”的松冈老师是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心地善良，书生气十足，象个东郭先生。每次上课，他提着装满了书的沉甸甸的大皮包，微微驼着背，拖着不大的步子，挺吃力地慢慢走上讲台。把书包往台上一放，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向全体同学缓慢而毕恭毕敬地鞠一躬（别的老师都不向学生鞠躬）那头顶上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却梳得平平整整。
　　松冈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从青年时代起，以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党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党）起家，在政治学的领域里有着很深的造诣。课也讲得好，内容非常丰富。然而，上松冈老师的课，我从来都有一种难受的感觉。这又气派又堂皇的教学环境似乎与松冈老师这个人总显得那么不协调。教室是这么开阔，崭新，老师却是那么干瘪，衰老；上下两层的电动黑板是那么宽那么大，老师的身子却是那么弯那么矮；对待千把个人的学生，他抱着那么虔诚恭敬的态度，而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却根本就没把他放进眼里；给学生讲课，他是那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而学生中却没多少人在一本正经地听他讲什么；他的课讲得是那样吃力，艰难－－要与满教室的喧哗争嗓音，而学生们听课却“听“得那么轻松……这种不协调的情景每每使我感到痛苦，从心里为老师打抱不平：你这么大岁数了，何苦要来跟这帮顽童打交道呢？带带研究生，再写几部著述不比这个强！我还在心里骂这些不好好上课的猴孙们：干吗非到这儿来胡折腾？看着松冈老头好欺负是怎么的？就算你们不想听课，也总该懂得什么叫作尊重别人吧。我同情甚至可怜松冈老师，却又不理解他为什么就不能开口说上哪怕一句“请你们注意听讲！”而听任学生们这么为所欲为？我的确佩服他的克制能力，但我不懂这是否也能算作一种“伟大”的修养？
　　不知什么原因，日本私立大学具有这种“伟大修养”的老师相当多。他们真超脱。学生们公然与他们分庭抗礼，他们竟也能不气不急，置若罔闻。而学生中那些真想听课的人，不论那混乱的课堂秩序多么令他心烦，他也绝对不发出一声“抗议”的怒吼。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国民性”的表现之一吧。但比起这种君子作风来，我恐怕还是更欢迎大野那样的老师。
　　在东洋大学几百名老师当中，不穿西装登台讲课的只有一个人－－教哲学的杉田老师。他三十多岁，个头不高却壮壮实实。随随便便的灰的确良裤子，随随便便的布衬衣，随随便便的一只旧帆布书包（大概还是他大学生时代的伴侣），随随便便的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他的性格要比他的年龄更年轻。有时，他简直就是一个“大儿童“－－或靠着讲台眼望窗外晴朗的蓝天，当着学生自言自语道：“啊，这么好的天气，根本就不应当在教室里坐着。”或美不滋滋地告诉满座学生：“知道吗，明年，学校就要派我去西德留学了！我一共等了七年哪！”要不，就与台下的学生吵架：“给我滚出去，我不欢迎你这样的学生上我的课！”等下回上课来，他又后悔了：“这里有没有他的好朋友，麻烦替我向他转达歉意。上次是我不对，我承认错误。”
　　这位毕业于堂堂东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虽然性格象个孩子，可在学术上却十分成熟。对于整个欧洲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发展，对于其中重要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黑格尔，他了如指掌。或许，他不能算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不太懂得“吸引”学生，但他是个出色的哲学研究者，这一点却毫无疑问。从最早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欧洲的著名大哲学家狄罗德，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只要讲起他们，他便神采飞扬，口若悬河。
　　我向来佩服哲学家，因为我佩服思想上的“强人”。但遗憾的是，以前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外，我对别的哲学家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抱着有害的偏见。比方说对柏拉图，莫名其妙地我总觉得这个老头子的思想“有问题”。杉田老师要在课上讲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论辨》一书，要我们事先把书买好。我心里还暗自嘀咕：花钱买“毒草”，不值当。可是一学起来居然觉得新鲜而有趣。原来，“思想”的世界竟如大海般浩瀚，既有我，又有你，还有他。而这以前，就认一条道儿，光听一家言，思想窄得只有一条小缝缝。何谓“世界”，不知道。傻子似的！
　　我跟杉田先生曾有过一次关于哲学家的交谈。
　　起先，我请他帮我把欧洲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理出一条钱来。他挺痛快，提笔刷刷按照历史年代及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有纵有横地给我列了一张人名表，又在每个人名旁用小字注上了他们各自的主要哲学观点。
　　“老师，”我忍不住提问了：“您认为在欧洲整个哲学思想发展中，哪位哲学家的思想最杰出？”
　　“当然是黑格尔！”他叫起来，而且二话没说，立刻拿笔围着黑格尔的名字画了一圈儿太阳光（是不是一个“大儿童”），“他最伟大。”
　　我直笑：“除了黑格尔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怎么样？”
　　“当然也很伟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方面。不过比起黑格尔来，他还差些。”
　　“不对！”我大声抗议。
　　“这没什么可争的，各人的看法不同。”他不屑一顾地摆摆手。
　　“那么你看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吗？”
　　“是不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当然，全看过。”
　　“是认认真真地看的吗？”
　　“研究理论，怎么能马马虎虎！”
　　“你以为如何？”
　　杉田老师笑了笑：“我可没打算跟你吵架，你别那么瞪着我。”
　　于是，他发表了一通宏论。他不否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但对毛泽东的哲学成就有明显的保留。
　　我没跟杉田老师吵架。思想理论上的论争又不是小孩儿顶嘴就能解决问题的。要论争，就需要好好学习。如同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自己这颗脑袋丰富起来，强化起来。　



第二八章　日本大学生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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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大学生是什么样的呢？有人大概会这么揣摩吧：很用功，喜爱学习，遵守起纪律来板是板眼是眼，事业心强，成熟，个个都挺阔气，开着小汽车上学，男的西服革履，女的花枝招展，还有怪里怪气的嬉皮士……
　　若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形象，还是看看我从身边摄来的一些小镜头吧。
　　我觉得称那些与我同年级的女生们为“大学生”，实在不如称她们为“女孩子”合适。尽管她们说来都有十八九岁，身体的线条也大都发育得象个中年妇人似的，可从言行举止上看，她们却远远还都没有成熟。
　　互相称呼对方名字时，她们不叫大名或姓，而是象个小孩子那样娇里娇气地使用昵称。
　　每天见面问好时，那表情和声音不仅带着夸张了的惊喜成分，而且所有女生全都举着右手左右来回地摇摆着，活象幼儿园的小朋友忽然看见了警察叔叔。
　　她们的爱好更是孩子气的。狗熊造形的书包，带着娃娃头的铅笔，青椒或西红柿形的饭盒，每页印着童话插图的练习本，小皮靴形的零钱钱包……就连吃零食，她们都爱挑那些做成小动物形的糖果。她们还喜欢小装饰品，书包上挂个叮叮当当的小钤铛，钥匙上拴个小松鼠，小松果，胸前别个大眼睛的小猫头……
　　她们最爱使用的语言是“好玩儿”。聚到一起就是你看我的别针，我看你的卡子。“呀，多可爱！”“呀，真好玩儿！”就象一群还没长毛的小麻雀。
　　她们上课作笔记一律使用铅笔。当然男孩子也不例外（可在中国一到高小就不用铅笔了）。记笔记都很慢，一笔一划地写，写写擦擦，擦擦写写。干净倒是挺干净，可那字体实在不比小学生高明多少。把“多”字写成“夕夕”字的人大有人在。
　　最能反映她们孩子心理的还是爱画小美人。你就看吧，只要是她们使用的本子，书，讲义，课桌，上边准有那用铅笔画的画法完全相同的小美人。全长着洋人的面孔，全穿着洋人的衣裳，年龄全不超过15岁，甚至就连眼睛鼻子的勾法都如出一辙。一看就知道全是从日本那画法千篇一律的连环画上学来的。我可不认为这能算作一种美术爱好。美术，总不能光是小美人，更不能光是欧洲小美人吧。这只能说是这些女孩子爱美心理的幼稚表现。
　　记得我小时候也画过一阵小美人，而且相当上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张纸就往上画。倒也从不抄袭别人，只是把从电影上，戏台上得到的印象画出来。全是中国古装美人：瓜子脸，柳叶眉，盘得高高的云髻上面插满了珠宝坠子，花，还有长长的水袖和飘带……可是一到小学五六年级，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再也不画了，或许是长大了的缘故吧。
　　不料，如今在大学的课堂上，却见前后左右坐着的女孩子一个一个竟都在津津有味地描着小美人。
　　比起中国人来，日本人注重装束。不光为了美，还把它看作是一种身份，礼貌，教养的象征。大学生却不同。他们还没走上社会，经济上又尚未独立，因此他们的穿着一般都是随便而又朴素的。
　　不过青年人在服装上也有他们特殊的爱好。现在他们喜欢那种大，长，肥得出奇，与自己的身材完全不搭配的特号衣服。甭管衬衫，毛衣还是外套，反正领口要尽量地咧，肩要挂到胳膊肘那儿，下摆要耷拉到大腿上。女孩们的裙子也都是肥肥长长，尽是快拖到脚脖子的。也不要什么腰身，从上到下滴里嘟噜。尤其有趣的是，她们还有意要把衣服穿得层层叠叠。短衣服罩在长衣服外边，长衣服的下摆又故意吊到大裙子外边，拖拖拉拉的。有时候腰上还围着一条老宽老宽的大腰带，却又偏要松松垮垮地挂在屁股上。各种样子的衣服她们也喜欢，什么袖子上安着大大小小几个兜儿啦，什么裙子下摆的边上抽条松紧带啦……
　　日本人的身材本来就不怎么样，女孩们又往往下身短，横着长，这么一打扮就更叫人看着鼓鼓囊囊地不顺溜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穿这么肥大怪气的衣服。她们回答得干脆极了：“时髦！”“流行！”“好玩儿！”“逗！”
　　他们的审美观点似乎就是这么简单：时髦。欧洲，美国眼下时兴什么，他们也跟着兴什么。裁得可钉可铆的衣服他们看不上眼，觉得太老式，太正经，太不“逗”，似乎只有中年人才会去穿。那种紧紧包着屁股的牛仔裤，细高细高的高跟鞋在学生中间也并不走红。他们喜欢流行的，要不就是宽松，舒适，随便的。据我看，一般学生除了热衷于那种时髦的“特大”装以外，最常见的装束恐怕要数运动衣和运动鞋了。
　　日本女孩们都爱美，项链，戒指，指甲油，口红是她们感兴趣的东西。然而，每天描眉涂粉来上学的女生并不太多，而把头发留得象女人似的男生就更少，几千人里只有那么几个。
　　听人说他们便是专搞爵士乐的“崩克”了。头发不光是留得长，而且要成心染它个红一块黄一块。又亮又大的耳环，项链不说，还加上花里胡哨的外套和火红火红的裤子。看着实在别扭。不过别人告诉我：“别瞧他们这会儿这副样子。只要大学一毕业，他们马上就得老老实实把头发剪了，把装束改了。要不然，他甭想找着正正经经的职业。哪个公司都不会录用这种离奇古怪的人。”
　　“穷学生”这个词，我觉得在哪个国家都照样适用。因为“学生”不是一种职业，它不赚钱。在日本当大学生，要想不穷，除非去打工赚外快。要不，光靠家里每月贴补的几万块钱，刨去房租之类（大多是从外地来东京的），连上吃饭和交通，所剩下的零用钱就很少了。
　　日本的学生在花钱上非常知道节省。买东西，只要有便宜的就绝不买贵的；买书，凡旧书店能买到的，就不买新书，而且用完之后还再卖掉；出门坐车，要反复计算不同的路线，哪条线便宜一点就坐哪条线，多换几趟车或多走几步路也无妨；吃饭，更是从便宜出发，量多量少，好吃难吃都不太考虑。
　　在学生食堂，最受欢迎的饭是咖喱饭，一盘子米饭上给你浇一勺几乎看不到什么士豆，肉片，洋葱的咖喱糊糊。实在谈不上好吃，又撑不到胃的2/3。可它便宜，二百五十块钱一份（在校外饭馆至少要三百五十块），比起那二百块一份的面条来，又似乎显得能顶饱。然而，即使这二百五十块钱一份的饭，许多学生也还是舍不得吃。来上一百五十块一份的三明治，一百块一包的方便面，或者干脆从家里带饭来凉着吃。
　　和同学们一道在食堂吃饭，常能见到女孩子们吃完饭后趴在饭桌上一本正经地记帐。什么一杯桔子水啦，一份面条啦，再加上稿纸钱，胶水钱……记完了帐，再算钱，钱数不对再返回来算帐，简直一点都不能错。
　　看着她们，我常常忍不住笑，这么点儿鸡毛蒜皮的小帐，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她们却计较得不行：“不算帐哪行！到月底钱不够花了怎么办！”怎么办？再向爸爸要嘛。“那怎么好意思！一家子人都靠爸爸一个人的劳动。”
　　刚上一年级时，学生中利用业余时间打工的不太多，但到了二年级以后便渐渐地增加起来了。不过，也有一些确实认真学习的学生，既舍不得花业余时间去打工，却又不得不在买书方面增加开支。于是生活上就显得十分窘迫了。
　　我所认识的一个在中国哲学文学科学习的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家在大阪。家庭经济状况看上去不太富裕。他曾对我说过：
　　“弟弟今年一上大学，父亲给我的钱就更少了。我本来是应当去打点工的，可是总舍不得自己的时间。”
　　他是个快满二十岁的青年。爱读书，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着兴趣。
　　“你看，今天我又买了这么多书。”他打开书包叫我看。
　　“那你吃饭的钱又少了。”我看着他日渐苍白消瘦的脸，担忧地说。
　　“没关系，年轻人，身体好。”他不在乎地笑笑。
　　“那也不能总饿肚子。”我知道他经常“节食”。有时候在食堂碰到他，问他“吃饭了吗？”他便回答：“还不饿呢。”我知道，那“不饿”常常是一句谎话。
　　“来，帮我把这片面包吃了。”一次，我把还没吃掉的一片面包给他，“我吃了两片，吃不下了。”他立刻接过面包，向我感激地鞠一躬。
　　还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各买了一份咖喱饭，正端着找座位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女生不小心将他的饭撞翻了。那女生一定要赔他一份，他却坚持不要。那个女生道着歉走了。我问他是不是再买一份来，他又是那么不在乎地笑笑：“没关系，我还不饿呢。”我想帮他买一份饭，他却生气地一扭头跑掉了。
　　一份咖喱饭，才不过二百五十块钱，而他竟显得那么吝啬。可每年的中国电影周，他却场场不落地跑去看。一张电影票就是一千二百块呀（这还是凭着学生证买的便宜票）！把全部上映的中国电影看下来，少说也得花上五千块。五千块，这可以买多少份咖喱饭，多少片面包，多少碗汤面呢？而在这种时候，他却比谁都显出气魄来了。
　　一节课上下来，写满了字的黑板应当由谁来擦？
　　当然该是学生，我认为。老师讲了一节课够辛苦的了，再说老师毕竟是”老师”嘛？作为一个学生，为老师尽这么点儿擦黑板的义务有啥不应该呢？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们如何，我不清楚。可至少，在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那黑板是大伙儿轮流当“值日生”擦的。
　　日本却不同。黑板得老师自己擦。年轻年老一律”平等”。讲完课，学生一哄而散，留下老师自己吭哧吭哧地擦黑板（那些爱写黑板的老师真倒霉）。那黑板自然是擦不干净的。不是连字都没抹去，就是在黑板上留下大团体的云雾。这倒也没关系，最终还有清洁工来擦。
　　这儿的学校是雇有相当人数的清洁工的。她们大部分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家庭妇女，为了多挣点儿零钱，利用白天的时间（丈夫孩子正好不在家）到学校来做工。每天清早，她们8点左右到学校，把所有的教室，走廊，楼梯，厕所擦得锃亮能照见人，黑板更是黑得就象刚买来的一样。中午休息时间，她们又进行第二遍扫除。这回是一间一间地打扫教室和擦黑板。到了下午第一节课，那成了白板的黑板又变得崭新了。
　　老师们自己檫黑板，我怎么也看不惯。年轻些的老师还好说，轮到那些岁数大的老先生，走几步路还呼哧带喘呢，叫他擦那高两米半，宽十几米的大黑板不等于干重体力劳动吗！就象松冈老师那样的老先生擦黑板，动作是那么慢，那么重，一下，一下……每次看着他，我都必然会想起“黑帮”队里那些抡大锨，扛大筐，弯腰拔草的老头子们。我奇怪为什么满教室的小伢子们竟没有一个人动一动恻隐之心，他们的心难道都是石头长的吗？我很想帮老师们带劳。那有什么呢？不就是把字抹掉吗？但我却不好意思走上讲台。因为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那是刚进大学不久的一天。上午第一节课的老师讲完课急急忙忙地走了，没擦黑板。其实那黑板上只不过写了八九个字。在15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清洁工是不会来擦黑板的，非到中午午休。而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已经打响了，黑板上那几个字还原封不动地呆在那里。教室里坐着的人似乎没有一个认为那黑板上的字如此存在下去有什么不应该。可我却坐不住了。总不能叫下节课的老师一进门先为上节课的老师擦黑板吧！我站起来跳上讲台，拿板擦刷刷几下擦掉了那几个字。没想到，教室里顿时响起了口哨声，嘘声和稀稀落落的巴掌声。仿佛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仿佛我做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赞许，鼓励，却用一种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我顿时感到一种极端孤立的难堪。
　　我想起在日本语学校念书时，老师也是下了课自己擦黑板。但因为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从中国来的，我们都是抢上去帮着老师擦黑板，谁也没有因此而大惊小怪。尊敬老师，互相尽此义务，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嘛。然而日本的大学却另是一番天地。我擦了几次黑板，挨了几次嘘。从此，便再也不愿当众目睽睽的目标了。但在心里却始终觉得对不住老师。
　　一次政治学下课后，同学们散光了，只有松冈老师在擦黑板。我跳上讲台对他说：
　　“老师，您休息，我来擦吧！”
　　“哦，不不不！”松冈老师连忙摆手：”谢谢你，还是我自己来。”
　　“为什么这里的学生不帮老师擦黑板呢？老师这么辛苦。”我不解地问。
　　“当然当然，是谁写的就该谁负责擦嘛！”听松冈老师那口气倒仿佛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我盼望着那能够自动调节升降，高低的电动黑板早日再进一步--能够自动消字，那样的话，松冈老师们就用不着回回为擦黑板而拼老命了。
　　在东洋大学上了两年学，渐渐地感到了同学之间的关系的淡薄。不知道这是否由于我是个异乡人的关系。但我想，如果一个日本青年或美国青年到中国的某所大学去上学，他一定会感到自己是处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吧。
　　而这里呢，最起码不存在所谓的“集体”观念（或许因为班级不太固定吧），若有，那顶多也只是各自所参加的课外活动小团体而已。“朋友”观念也相当淡，每个人交往的范围都很小，而且不太会象中国人那样一旦成为“哥们儿”就处处“两肋插刀”。多数同学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宇宙中的一颗颗行星，各沿各的轨道运行，谁跟谁也不沾边，不要说互相讨论什么，解决什么，彼此往往就连开口打招呼都没有。女生虽然比男生好一点，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学习上特别感到需要同学之间的帮助。但直接向别人开口又总感到不好意思。想着大概总会有人主动来关心我吧。结果发现，在这个地盘上，什么事情只要你不主动开口，那么你永远甭想会有人来主动理你（事实上就算你主动开了口，结果如何也说不一定）。正因为如此，已经跟我同专业同课堂地上了一年多课的同学中，至今与我未讲过一句话的人，占着百分之八十。这倒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现状，这里人人都是如此。
　　为了解决学习上的困难，我只好向周围同学开口了。“劳驾，能把你的笔记本借我抄抄吗？”“劳驾，能叫我看看你在课本上作的注释吗？”要是在中国，向同学提出这点小要求，我会十分坦然。本来嘛，学习上难道不该互相帮助吗？可在这里向别人开这种口，我却感到困难，就好象是在低头弯腰地乞求别人施舍。因为对方的面孔所给我的回答，常常并不比那婉言的拒绝更温暖：
　　“对不起，我的笔记不全，你问问别人吧。”
　　“上课的时候我睡觉来着，什么也没记。”
　　“哎呀不行乱七八糟的，等我整理完了再说吧。”
　　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倒不是没有热心些的同学，但毕竟还是太少了。这样碰了多少次钉子之后，我索性长出了志气来。不借拉倒，还省得我弯腰陪笑了呢。咱们自力更生！硬着头皮听，硬着头皮记，懂多少算多少，记下来多少是多少。彻底抛开了求人的思想，反到什么都想开了。什么高分，低分，及格，不及格，管它呢！我又不是为这些才上大学的。
　　渐渐地，在这两万人的大学校里，我也被逼出了自己独立的轨道。你们不向我伸手，我也不向你们低头。自己前进，即使是爬，我也要自己前进！
　　每个学年，当所有同学都紧张地忙于选择科目并苦于不知选哪些课合适的时候，校园里便会出现一份名为《校园小路》的学生杂志。
　　“甭发愁！”翻开第一页，跃入眼帘的便是几行黑黑的大字：“我们这本杂志对于那些真正想获得学问的人，或只想顺利轻松地得到学分的人，以及至今还不知该怎么办的人，都将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什么帮助呢，向你介绍相当一部分任课老师的教课情况。课讲得好不好啦，对学生要求严不严啦，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啦，等等。它的介绍方法，除了用文字说明以外，还设计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图象符号，印在每个老师的名字下面，叫你一目了然。
　　比方说：印一个短铅笔头的图象，这就意味着这位先生教课十分认真，你能学到东西；印上一个圆圆的笑脸，就意味着这个老师的课讲得生动，有趣，富于幽默感；如果印的是一个正冒着烟的香烟头，就表明他的课上起来很轻松，毫不紧张费力；反之，如果印的是一个重重的惊叹号，那就告诉你，这个老师的课难，吃力，学分也不好取得。还有爆炸形的图象，象征这门课极难理解，甚至可能越听越糊涂；还有闪闪发光的A字，它象征着这门课谁都会轻而易举地得到A（即80分以上），如此等等。在每位老师的名字下有只印一个图象符号的，也有连着印上三四的。瞧，这个老师的名字下面有三个符号：一个铅笔头，一个笑脸，一个伸出去的食指（表示有威信）；而那个老师的名字底下却是这样两个符号：一个重惊叹号，一个大爆炸形……瞧着怪有意思的。再看那些具体的文字说明，更逗。诸如：
　　“这个老师讲课极没意思。在黑板上写字又小得谁也看不见。为人十分阴险，专在你没来上课的那天进行考勤……希望他最好别来当教授。”
　　“他的课内容极充实，你会越听越觉得有意思。甚至常常会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位老师给人的感觉是一条热血好汉。凡是想学习文学的人，一定要争取听他的课！”
　　“这个老师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但要取得学分不容易。”
　　“这个老师虽然教的是‘艺术’这门课，可他本人对艺术是否真的感兴趣，实在值得怀疑……”
　　“他从不考勤，只要求学生交书面论文，但写得没有水平不行。如果你确实对这门课有兴趣，你便会觉得他的课有意思。老师为人很热情。只是常爱在课堂上讲出‘我们有必要向共产党员学习’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
　　“他的课超难。你想听懂他究竟在讲些什么，干脆就是不可能的。”
　　“这个老师讲课象在说单口相声，常常来些莫名其妙的言行把学生们搞得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而要取得他的学分又难乎其难。”
　　“这个老师最讨厌我们搞这份杂志。因为前两年我们杂志介绍他的课学分容易得，从此上他的课的学生变得人山人海。”
　　“他上课就是从头到尾写黑板。一学年下来得用好几个笔记本。如果你平常总不来上课，想到临考试前抄别人的笔记，那可够你呛！上他的课，你趁早老老实实回回不落地听讲。”云云。
　　我一边翻看着一边乐个不住。真不愧为“信息社会”。什么都离不开信息，而你走到哪儿居然也都能得到消息，上学都不例外。校园里抢阅这本杂志的人真是“大大地有”！可是据我看，出这本杂志的也好，争着读这本杂志的也好，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探索一条通往毕业的“捷径”。即，学得不费劲，又能得学分，同时还别太枯燥。正因为这样，它在介绍每位老师时，都一定先告诉你，他上课点不点名，一年考试几次，给分是松是紧，甚至抬出了所谓东洋大学的四大“圣人”老师。
　　回过头你再到各间教室里去看看“风光”吧：凡是名字底下被印了重惊叹号，大爆炸图的老师们，他们的课堂准是一派萧条，冷冷清清；反过来，被印了闪光的A字，香烟头儿，笑脸的老师们，则该为学生们狂潮般地蜂拥前来而连连叹息了。
　　“旷课”这个词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是什么好词。可到了东洋大学，我发现“旷课”在人们观念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节课迟到，那节课旷课，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不少学生之所以精心形容《校园小路》所提供的消息，之所以特意选择某些老师的课，其目的干脆就是为了能旷课。比方说选修松冈老师的政治学课的学生特别多，近一千人。其中光是星期四下午第二节课就有四百八十多人上。而人们涌向政治学课的原因，只是由于听说松冈老师是一位对学生心慈面软的“圣人”而已。既然是上“圣人”的课，也就是说我爱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刚开学那一阵子，四百多人的大课堂简直热闹得象开了锅。可是既然本来就没打算好好听课还不如索性不来。于是上课的人数一回回地减少。四百多人减到二百多，二百多人又减到一百多，一百多人减到五六十，直至三四十，二三十。现在每个星期四下午第二节的政治学课堂上，那巨大而堂皇的梯形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再也超不出二十五个了。
　　但是有一些课是要考勤的，特别是那些与专业有关的科目。这么一来，总旷课不行了，于是就卡着老师规定的最低限度旷。比如我们的英文老师一开始就声明了：“一个学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课没来听的人，考试成绩算不及格。“有些学生便动脑筋了，如果一个学期共有三十节英文课的话，我只要旷课不超过十次就问题不大。上英文与我同座的一位男生就是这样。他总旷课。我提醒他“你老不来，小心留级！”他却胸有成竹地回答：“没事儿，我还可以旷两次呢。”说完掰着指头算了一遍：“对对对，没错儿，至少还可以旷两次，旷再多就危险了。”
　　遇上实在不好旷的课，那就迟到。赶在老师点名前或正点名的当儿进教室。尤其是每天早上的第一节课（9：00-10：30），能不旷课又不迟到的人实在是极少数。就拿每个星期五早上第一堂课的“国语史”课来说吧，这是我们国文学科的专业课，按说是必须出席的。但教国语史的老师每次都是打下课铃时才点名，学生们便大摇大摆毫无愧色地迟到。
　　有一天，我特意在这堂课上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出席情况考察，国文学科应当出席这堂课的实际人数本是一百五十人。
　　早晨9点整，打上课铃时，教室里人数为十四名。
　　老师9点10分进教室。这时教室里人数增加到二十六名。老师开始讲课。
　　9点20分为止，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六人。教室人数四十二名。
　　9点30分为止，又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六人。教室人数五十八名。
　　9点40分为止，又进来了四人。于是教室人数达到六十二名。
　　10点整为止，又进来了六人。总人数达到了六十八名。
　　10点20分为止--离下课还有十分钟，又进来了七人。教室人数为七十五名。
　　10点30分，下课铃打响，老师开始点名。这时又有四个人钻进来。把他们也算进去，这堂课的出席人数共为七十九人，为实际应当听讲人数的二分之一。而其余二分之一的人干脆不来，旷了！
　　我曾以为只有私立大学才有这种迟到旷课的现象，结果一问，国立大学也照样如此。只不过没到此种程度罢了。
　　既然费了老大的劲考进大学，必然有所求。那么日本的年轻人到大学来究竟图的是什么呢？考查了一下，答案不外乎三种：
　　一曰：不愿意刚从高中那严格的学习环境中解放出来，就又跨入辛辛苦苦的职业生活中去。想趁着年轻，精力旺盛而又没有任何负担的时候好好轻松轻松，痛快痛快，自由自由，所以就来到了大学--上大学为了玩儿。
　　二曰：希望将来能找到较为理想的职业--上大学为了拿文凭。
　　三曰：因为对某门专业感兴趣，想掌握这门专业--上大学确实为了学东西。
　　事实上，单纯抱着玩儿的目的上大学的青年在全体大学生中占着相当惊人的比例，而且他们谁也都不掩饰这种想法，因为压根儿就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不好。
　　我曾问过跟我同在味道园打工的拓殖大学学生石冈：“你脑子这么好，怎么不考更好一些的大学而进了拓殖大学呢？”
　　“我不想学习”，他回答得极痛快：“就是为了参加拓殖大学的拳击小组才上这个学校的。”
　　“那上课呢。”
　　“没时间。又要训练又要比赛，忙都忙不过来。”
　　类似这样的回答，你可以从周围一个又一个大学生口中听到。甚至于说得更直接了当：“要不是为了玩儿，我就找工作赚钱了。何必要上大学！”
　　难怪他们成天迟到旷课，还挖空心思找所谓的“圣人”老师呢。
　　为文凭而上大学的人也相当不少。比起前一种人来，他们的眼光倒是远一点，看到“将来”了。而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业而已。
　　什么样的职业理想？不用说，是能赚大钱的，或工资既高又稳定的。
　　做买卖能赚大钱，但那需要一系列充分的条件。而且得拼老命。万一搞不好还可能落个倾家荡产。当医生，作律师收入高，但必须通过一场场难度极大的考试，一般的人望尘莫及。到大公司大企业当职员，收入比一般公司高，然而狼多肉少，竞争激烈，很难进去。到小公司当职员，工资低，工作辛苦还不说，而且缺少安全感……于是乎，一项被认为最理想的工作便成了当老师。
　　东洋大学的学生中，特别是文科专业的学生中，十有七八是宣布自己想将来当老师的。起先我很吃惊，以为他们真的都对搞教育感兴趣，或喜爱孩子。却原来是因为老师这个职业比其他待遇优厚--工资比一般职员高，工作又稳定，有寒暑假，福利多。同时，在社会上能受到相当的尊重。
　　“你以为那些玩儿命考国立大学或一流私立大学的人都是为了上那里去钻研学问的吗？”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老实说，在我们这里，真心钻研学问的人不如你们那边多。人们争着进国立大学或一流私立大学，就因为从那些地方毕业出来，能得到比别人好得多的社会职业。不信你去问问，日本那些最厉害的大公司企业乃至政府高级部门的大门，哪个不是对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大大敞开的呢！”
　　至于那些纯粹是抱着研究学问的目的上大学的人，在全体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简直就少得寥寥无几了。
　　确实，日本人就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的他们与在大学上学的他们，面貌完全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稀稀松松，吊儿郎当。但凡一从事工作--就连打工也包括在内，便立刻变得严肃，认真，尽心竭力起来，与在学校的那个“他”判若两人。瞧，我们味道园的大学生们上班从来不迟到，有病也不请假，干活儿没一个溜尖打滑。可一说到上课，一个个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动不动就宣布“明天不去学校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想来想去，还是特定的社会经济规律决定了这一切。可不是么？上大学，我是付学费的。既然交了钱，我便也就有了支配一切的自由。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旷，无所谓吃亏不吃亏。可是干工作呢，我是去挣钱的，迟到一分钟，少掉的就是一分钟的钱。干活吊儿朗当，人家二话不说就请你抬脚走人。那问题可就严重了。这里，饭碗等于一个人的性命。得到一个理想的饭碗谈可容易！而要保住一个理想的饭碗又谈何容易！不拼命不行！所以，没有谁不是拿着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虔诚态度对待本职工作的。
　　这也叫存在决定意识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二三十年来的经济飞跃却带来了意志的大衰退，物质的大繁荣却造成了精神的大贫乏。如今这些十八岁的青年们，他们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物质生活，科技水平，信息条件和教育设施。然而他们的胸怀里只装着自我，他们的奋斗目标只限于满足个人经济上的需求。无所谓事业心，责任感，奋斗精神，更缺乏顽强的意志，成熟的思想，热烈的情怀。他们只懂得“实际”和物质，却不懂得何为理想与精神。可以设想，如果四十多年前正处于日本战败初期的一代日本青年也同现在的青年一样的话，日本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这般昌盛的地步。
　　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深信中国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因为我们的祖国拥有比日本多得多的有志青年。他们关心着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们自觉地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他们正在奋发，努力，前进……
　　日本国旗上那轮初升的朝阳，现在该不是正在渐渐地，渐渐地夕阳西下了吧？　



第二九章　中国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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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中学习中文的一向比较少。尽管中国离它仅仅一水之遥，又使用同样的汉字，但他们对这个曾给他们的文化以深厚影响的偌大国家却往往视而不见，而以掌握英，法，德等国语言为时髦。我以为，这无非是由于多少年来中国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地位不高所致。
　　但是最近，这种现象似乎在变。除了那些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中国怀有深情的老年人，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造诣颇深的文人学者之外，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意中国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开展日中经济合作的人多了，希望搞各种日中交流的人多了，希望到中国去旅游的人多了，希望了解中国并与中国建立联系的人多了，甚至希望去中国留学的人也多了，于是，学中文的人渐渐多起来。
　　就拿我们东洋大学的大学生来说，以往选择第二外国语，学生们自然而然地都涌向法文和德文，以至于教法文，德文的老师常常供不应求。可近两三年来，学中文的人一年一年增加，而学法文特别是学德文的人却在逐年减少。听说我们学校今年选择中文为第二外语的学生，已达到了学生总数的1/3。而看这势头，明年，后年恐怕还会继续有所发展。
　　这个令人欢欣振奋的现象唤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些学生们为什么要选修中文呢？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吸引过来了呢？我尤其想知道的是，中国在这些日本青年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呢？
　　好奇心犹如一团猛烈窜动的火，我渴望得到那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答案，便大着胆子请求在东洋大学教中文的老师帮忙。于是，过了没多久，来自对某系一年级两个中文班八十多位学生的“民意调查”便到了我的手中。
　　在一张张没有落款的纸条上，学生们简单而又明了地写下了对老师（实际上是我）两个提问的回答。一张一张地读下来，我时而感到有趣，时而感到喜悦，时而又感到激动。在了解这些日本青年的同时，我也越发地了解了自己亲爱的祖国－－那正在腾飞的祖国。
　　看，对于我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学习中文”，他们作出了这样一些回答：
　　△爸爸对我说：“中国作为日本的邻邦，今后与我国之间必定会有越来越深的关系，你一定要学中文。”
　　△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正在强大起来。学这样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会错。
　　△中文跟日文同属汉字文化圈之内，所以我以为中文学起来可能比较简单（其实，从发音开始就把我难住了）。
　　△因为听说学中文最容易取得学分。
　　△中文是除英文之外最让人感到亲切的一种语言。
　　△我是学习社会福利专业的。将来打算搞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的工作，因此需要掌握中文。
　　△我想通过学习中文实际接触亚洲大陆的文化。
　　△我想听懂住在隔壁的几个中国留学生整天兴高采烈地大在那里聊些什么。
　　△曾跟中国的姐妹都市搞过一次野营活动。中国代表中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从那以后我就总想：要是我会讲中文该有多好哇！
　　△中国是离日本最近的一个国家，今后两国各种交往会越来越多，不懂中文不方便。
　　△中文有汉字，很亲切。
　　△我爱中国。
　　△虽然现在看起来日本很推崇美国，但大家都认为今后的时代是属于中国的。况且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从一千多年前就交往密切，所以学习中文很有必要。
　　△从现在起，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及所有方面给世界以重大影响。
　　△我对中国的按摩法很感兴趣，希望能够掌握直接读懂中文原著的能力。
　　△最近人们都注意到中国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正在飞跃。我相信，学了中文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
　　△日中两国从很早以前就有密切的来往，连日本的文字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所以我对学中文有兴趣。
　　△日本文化的祖先是中国。我对丝绸之路充满憧憬。
　　△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和艺术感兴趣，希望在校期间能亲自去中国访问一次。
　　△虽然听人说中文课的学分容易取得，但我选修中文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抱着极大的兴趣。
　　△不能光学洋人的语言，该把目光转向亚洲了。
　　△向往丝绸之路，渴望中华料理。
　　△现在中国的状态与二十五年前日本经济大飞跃时期极为相似。我认为，中文以后将会渐渐地比英文更加普及起来。
　　△中国象一头刚刚睡醒的狮子，中国的时代就要来到了。我特别想到那片士地上去大干一场！
　　△中文，将是未来世界的第一大语言。
　　……
　　对于我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们又给了我这样的答案：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了不起的国家，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的国家。
　　△从介绍丝绸之路和黄河的电视节目上看，中国的土地非常辽阔，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黄沙。
　　△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日本的关系不错。就是任何消息都封闭起来不向外透露。
　　△一个极为质朴的国家。人人都在吭哧吭哧地拼命干活儿。
　　△生气勃勃·勤奋·脏。
　　△一个拥有无数美妙风光的国家。人民生活贫困。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许许多多中国人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那样一个国家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我觉得中国是今后世界上最有发展前途的国家。
　　△宽广。有黄河。古代一大帝国。还有了不起的《三国志》。特别想亲眼看看桂林风光。
　　△人多。东西便宜。家家吃饺子。
　　△中国有那么多壮观的，给人以强烈历史感的宏伟建筑物。万里长城太伟大了！它难道真是人工建造的吗？
　　△中国在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强大有力的感觉。独立性强，不依靠别人。
　　△中国是个庶民的国家。中国人个个都挺大方，特别是爱学习。
　　△中国有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国家的颜色是大红，大绿，大黄－－黄河的颜色。非常想亲眼看一看。
　　△一个历史悠久，思想崇高的国家。
　　△中国是个封建帝国。
　　△中国人口太多。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它对日本来说是个可怕的存在。体育又那么强。光凭它的人口，要是齐心合力瞄准一个目标的话，别说小小的日本岛，就连全世界都将招架不住。
　　△这是一个据有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的国家。
　　△国土也好，人民也好，都给人一种雍容大度，宽松平和的感觉。
　　△中国菜肴世界第一！
　　△女孩子的线条都挺棒。
　　△这个国家有宽广的地域和骑马的民族。
　　△中国有不朽的《史记》，《三国志》和鲁迅。
　　△中国人质朴，宽容。中国，幅员辽阔，并有许多仙境一般神妙的地方。一句话：喜欢！
　　△中国是对日本最友好的国家。
　　△中国人看上去都很正派。大街上人人穿着朴素，骑自行车。
　　△在中国生活的人个个都市是那么悠闲自得，不急不忙，不象日本人似的整天那么忙忙叨叨，马不停蹄。
　　△穷困。
　　△温和的人很多。
　　△有富饶的土地，物产，高山，雪岭，还有大沙漠。扎扎实实地搞农业。但特权阶层与一般人民的生活差别太大。
　　△比起美国，法国这类国家来，中国的历史更悠久，而且拥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中国的寺庙比日本的漂亮。
　　△如果能够解决洗澡间和抽水马桶的问题，我一定去丝绸之路旅行。
　　△我总在想象着，亲身处于那么宽广辽阔的土地之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说什么也要去体验体验！
　　△从这次亚运会的比赛来看，中国现在正在各个方面突飞猛进。
　　△中国歌曲好听极了。
　　△中国正致力于搞现代化，它的石油，矿产资源又丰富，必将赶上和超过日本，南朝鲜，成为世界上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中国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我总希望它能保持自己那种田园诗一般纯朴的美。
　　△这届亚运会，中国夺得的金牌最多。看起来中国不光在科学方面，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体育等诸方面拼命往前冲。
　　△中国将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地大物博，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我总想着要到那里去开拓一番宏伟事业。
　　△中国的时间运行是不是比别的地方都慢？那里一天的时间好象有五十个钟头似的那么富裕。不象我们日本人，每天的时间好象都被撑得满满的，还觉得不够用。
　　△中国人考虑问题似乎总是那么长远，什么儿子啦，孙子啦，重孙子啦，把死后的事全都考虑到了。真够可以的！
　　△在体育方面，今后完全是中国的时代了，日本人没戏了！
　　△中国蕴藏着令人羡慕不已的雄厚财力，物力和资源。一旦发展起来，谁能与它匹敌？日本只有与中国加强合作才有发展前途。
　　……
　　原来，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
　　这一张张用铅笔草草写成的，毫无掩饰地反映着他们思想的小纸条，使我分明看到了正在日益强盛起来的“中国”的力量。沉睡的雄狮已经醒了，它正抖擞着精神站起来。“中国的时代”已经不该是一个遥远，虚幻的梦……
　　值得骄傲的炎黄子孙们，加油啊！　



第三十章　夜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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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从小就胆子特别小。拿个大顶，攀个双杠，打个秋千，在二三楼上擦个玻璃窗。都会吓得魂不附体。却也怪，在另一些方面，我的胆子却又从小就比别的女孩子大。不怕黑屋子，不怕独自关了灯睡觉，不怕听鬼故事，尤其不怕一个人走黑漆漆的夜路。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曾一个人深更半夜地从玉渊潭徒步走回团结湖的家，一路上还唱着歌，什么鬼怪呀，神仙呀，坏人呀，一点儿都不知道害怕。
　　来到日本还是一样。打工从来都是干到临末班车发车前10分钟为止。下了电车虽说还得一个人走上十几分钟的大路，穿上两三分钟的小巷，又已是深夜，却也从没考虑过什么危险，可怕之类。胆子大是一个原因，另外呢，早就听说日本的社会治安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来日本之后又瞧见举目都是派出所和警察（东京几乎每个电车站外都设有派出所），就更认为太平无事了。
　　几百个白天夜晚，我往返于同一条马路，从没遇到过什么事。
　　一个与以往每个夜晚没有任何区别的夏夜，天气闷热闷热的，带着满身的汗味儿，油烟子味儿的我一出车站，就急急忙忙往家走。走到一段灯光比较幽暗的地方，也不知是从哪个地缝里钻出来的，冷不丁我眼前冒出来一个块头很大，身着运动衫裤的小伙子，年龄看上去顶多也就是二十五。
　　“请问，东池袋三号大街在什么地方？”他开口了，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日文发音有点儿怪，那味儿很象是南朝鲜人讲的日语。以前倒也遇见过半夜问路的人，但都是大包小包地提着，背着，一副仆仆风尘，狼狈不安的样子。他呢，两手空空，精神十足。
　　”不知道。”简单地回了一句我便朝前走。就在这时，一只有力的胳膊从前边猛地圈住了我的脖子，同时裤衩里探进了一只手。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蒙了一下，脚跟不知怎么一软，差点瘫倒。“啊！”我下意识地大喊一声。随着我这一嗓子，那小子撒腿就跑。这下子我可清醒了。怒火填膺，拔脚就追。边追还边扯着嗓门喊：
　　“混蛋，有本事你给我站住！臭流氓！”
　　追到十字路口，他穿过马路不见了。
　　叫这么个歹徒占了便宜，真把我气得咯咯直咬牙。那两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是练点儿什么武术气功就好了，瞧我不把他治住才怪！
　　几天一过，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对我说：“放心好了，这种事碰上一回就够稀罕的了，哪可能老碰上呢？”我想了想，好象也是这么个理。
　　但是那个混蛋又出现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夜晚，还是在那个时间，还是在那条马路上，甚至与上次作案的地点都差不多。只不过这次他没向我“问路”，而是蹑手蹑脚地尾随在我身后，趁着周围没人，又是猛地一抱，一掏。这次我一点儿也没蒙，一返身，扭头，想一把揪住他。他却比黄鼠狼的反应还快，又抽身溜掉了。我照样紧追不舍，一边大喊大骂着，一边从路旁垃圾筐里随手拾来空瓶子，破罐头朝他甩“手榴弹”。结果他还是没影儿了。
　　这次夜遇之后，我明白他是专门冲我来的了，可我反倒更不怕了。你不是瞄着我吗，咱们走着瞧，看看到底谁占上风。怕你？哼！
　　从那以后，只要再打那条路上过，我便生出它个十双眼睛，就是在大白天，我也是边朝前走边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所有行人一个不落地打量一遍。一心想把那个混蛋认出来揪住。
　　又相遇了。还是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发觉他又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弦立刻绷紧了。这回你还想占便宜！我飞快地朝前走，他也立刻加快脚步；我穿马路，他也穿马路；我站住，他也站住。路边正巧有个自动饮料售货机。出售机旁边的地上有一个盛废瓶罐儿的筐。我从里边挑了个大酒瓶子攥在手心里。再回头看，那小子却不见了。我继续往前走。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却再也没有看见他。难道是看出我的警惕，他害怕了，逃掉了？
　　走完大路我进了小胡同。再有一两分钟就到家了。拐过一个弯儿，猛地，他从小胡同的对面朝我走过来。真是狭路相逢！这小胡同窄得三个人并肩过不去。扭头跑吗？才不呢！今天偏要跟他来个针尖对麦芒！胸膛被心脏的“重锤”擂得发痛，似乎就要敲破了。我一只手捏紧着拳头，另一只手攥紧了瓶子（亏得刚才半道上没扔），我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迎着他走上去。他也慢慢地一步步走过来。五米，四米，三米，两米，“嘎”地，双方同时煞住了脚步。小胡同里的灯光很昏暗，可他那双乜斜着的小眼睛，那绽着无耻淫笑的嘴角，还是叫我看得一清二楚。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从心底喷了出来。我仿佛觉得自己化成了一团劈啪作响的灼人火焰，伸出无数条炽烈的火舌疯狂地朝那个魔影卷去……然而，我却连半步都没动，只是定定地戳在原地，手里是那个已被攥得发热的瓶子。我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有，甚至连怒斥他个狗血淋头的想法都没有，有的只是一股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对抗力量，通过我那一眨都不眨的双眼射过去，射过去，射过去……
　　也不知对峙了多少时间，或许挺长，或许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忽然象泄了气的球似的，收起了脸上那早已变得僵硬的笑，不自然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仿佛一只想抢肉骨头的狗，骨头没捞到，却反而遭到狠狠的一脚－－悻悻地一回头，走掉了。而我呢，两只脚象是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地一直在那儿站了好久好久。
　　第二天到店里打工，我把连续三次发生的事对店长说了。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向警察报警。
　　报警？我压根连想都没想过。
　　“怎么报啊？”
　　“打电话呗，街上不到处都有公用电话吗？”
　　“我又不知道电话号码是多少。”
　　“110嘛！公用电话上全都有一个紧急报警用的红按钮。你只要按了那个按钮，再拨110，一下就通。警察说话就到。”
　　“等打完电话坏人也早没影儿了。”
　　“那也可以立即追查呀。警察来得很快，听说最多才用6分钟。”
　　“可要是碰巧旁边没有公用电话怎么办？”
　　“嗯－－”店长想了想，“要不然，你以后一打完工先给你家附近的派出所挂个电话，请他们派人到车站接你，然后把你送回家。”
　　“哪有这样的事！管接管送？”我觉得稀奇得了不得。
　　“当然管啦，人身安全嘛！对于这一类的要求他们不可能拒绝。不信你今天就给他们打个电话试试。”
　　“得了吧，老大个人还要叫警察护送，跟个什么似的。”
　　“那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愿意自己走。书包里揣上个空瓶子就行了。”
　　“你那个破瓶子还是算了吧。干脆，我送你一个手持警报器，听说不太贵，我姐姐晚上出门就带着那么个玩艺儿。”
　　店长从不说假话，几天之后，果真给我买来一个比手心还小的电池警报器。
　　“回家的路上就捏在手心里。一旦碰上什么情况，立刻拔开这个栓”，店长指着一处插着钥匙般的东西的地方，“栓一拉开，嗬，那警报声可刺耳了。不把坏人吓跑才怪。”
　　“太棒了，真谢谢你！”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店长送我的这个宝贝礼物。
　　热心人还不光是店长一个，正跟我学习中文的岛本夫妇也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关心。那天的中文学习刚一结束，他们俩一定要亲自带我去我家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打招呼。
　　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派出所里一位很年轻的警察正在值班。我们刚一进门，他“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岛本先生简要地将我的“历险记”对他讲了一遍，他极认真地听完以后把脸转向了我：
　　“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有没有什么特征？”
　　“块头很大，大概有一米八左右，穿运动衣，头发剃得很短，小眼睛，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我觉得他的日语发音很象南朝鲜人。他第一次向我问路时，一开口就说'东池袋三号大街'，那没准儿就是他实际居住的地方。”
　　警察边听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着。
　　“你三次与他相遇的地点是？”
　　“出了车站，过马路走二十米左右。”
　　“你的家在哪儿？”
　　我把地址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他记完了，搁下笔思索了一下：
　　“凭着你说的这些情况，能不能抓到那个人，暂时不能肯定。不过，今后我们会加强这一带的治安工作，请尽管放心。”
　　“晚上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值班吗？”岛本夫人不大放心地问。
　　“夜间办公室里一般只是一个人，但外面有很多人在流动，互相之间用无线电联系随时通报情况。”
　　“她是个中国留学生，到这里来学习很不容易。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情影响挺大的。请你们一定多加关照！”岛本先生又向警察叮嘱道。
　　警察正正规规地向我们一鞠躬：“知道了。一定注意保卫。”他从桌上抽出一张彩色的小卡片递给我：“今后万一遇到什么事，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回到家，我掏出了那张小卡片。一看原来是警视厅印发的小宣传卡。正面，画着一个手持红色电话筒的警察，他的另一只手指着几行醒目的字：
　　“千万别犹豫，当你遇到下列情况的时候，请飞速向110报告：
　　被小偷扒窃；
　　看到谁突然在路上病倒了；
　　遇到了交通事故；
　　看见什么人打起架来了；
　　被什么人纠缠住壁脱不了；……”
　　无论如何，请首先向我们报告。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就专门负责处理这类事情的。“
　　在卡片的反面，画着七种类型的公用电话。上面一一用图像和文字说明告诉你每种电话的报警按钮在什么位置，如何向110报警。下面还写了一行绿色的字：“110就是你的，它永远为你尽力。”
　　别瞧这卡片挺小，字数挺少，可一遍读下来，心里竟真地感到了几分踏实。
　　自从去了一趟派出所，这条马路上的情景确乎是发生了变化。当我夜里12点多钟再从这条路上返回住处时，没有一天不在便道上看见缓缓骑着自行车巡视的警察，以及停在马路旁边，车顶上闪着耀眼红灯的警视厅小汽车。
　　我的书包里自然也揣着店长送我的小警报器。这玩艺儿简直使我觉得自己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然而遗憾的是，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我却再也“无缘”碰到那个流氓。
　　要是能再遇上点儿什么事儿，让我显示小警报器的威力才好呢－－我甚至于产生这么一种古怪的希望。　



第三一章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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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日本两年多，在深深体会到它高度发达的同时，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的污秽所在。
　　日本法律虽然明文规定禁止卖淫，然而各种各样变相的卖淫手段和职业以及公开的色情宣传，却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整个社会。且不说那些以贩卖淫秽为目的的电影，杂志，画报，录相，“剧场”，以及那些专门为进行这类活动而提供场所，条件，服务的行业，即使一般的报纸(《朝日新闻》除外)，周刊，杂志，电视节目，电影，广告，文艺作品……也都离不开这种东西。
　　裸体照片，插图几乎举目皆是，但绝不是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洲十八九世纪的绘画雕塑所表现的那种裸体－－融汇着艺术的，理想的和纯洁的美。而只不过是一种低俗到不能再低俗的光膀子加光屁股。姿态是丑恶无比的，不是撅着屁股就是叉着大腿，或者干脆就是男女在一起的。很明显，它所想给你的绝对不是什么美的联想，而仅仅是官能上的刺激。
　　我对这些东西反感透了，不明白干吗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没有难道不行吗？一打听，没有它不行，要靠这种玩艺儿来赚钱。尤其是报纸，刊物，文艺作品，广告之类，如果全是正儿八经的东西而不带上点“刺激性”，据说就会失去“吸引力”，就会没人要看。于是乎，你也搞，我也搞，你搞得邪乎，我比你搞得更邪乎。大竞争！
　　还是为了钱！钱这个东西，有时候真是“万恶之源”。有的人为了赚钱，挖空心思大搞官能刺激。同时，也有的人为了赚钱，心甘情愿去出卖自己的肉体与声誉。
　　按说，现在的日本早已不再是电影《望乡》的时代了，哪个女孩子会被逼着去卖身呢？又有谁胆敢强迫一个女孩子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呢？可是，历史虽然在前进，经济虽然在飞跃，卖淫现象却依然如故(虽然是变相的)，只不过由被动的变成了自愿的。
　　在日本，那么多女孩子毫无廉耻地愿将自己的光膀子大照(撅着屁股，抬着大腿，甚至更加恶心的)登在各种杂志上(一般的杂志每期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一律号称“女大学生”)。大照下边，还详详细细地写着该女子的姓名，年龄，住址，电话，以及好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胸高……就好象她是一头等人前来选购的牲口。街上的公用电话间也贴满了这种玩艺儿，甚至具体地写明跟她见面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是多少价钱。从年龄上看，这些“女大学生”都极年轻，才不过十八九到二十一二。据人讲，干这种“营生”挺能发，个别有本事的，一晚上就能捞到好几万。可我还是纳闷儿：钱，真是具有这么大力量能叫一个人舍肉体，感情，精神和名誉于不顾吗？恐怕，这并不是钱本身的力量，而是那些人的脑瓜儿里根本没有所谓“灵魂”这么一种东西。
　　有人告诉我，这类“女大学生”大部分是从外地来东京“上大学”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她们瞒着家里偷偷干这种邪门歪道的事情，靠卖笑发财。东京的各所大学里都有这么一种“女大学生”，东洋大学当然也不例外。
　　一次在课堂上，我发现前排坐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女生，穿着一件华贵的翻毛皮外套，厚厚的脂粉，艳艳的红唇，耀眼眩目的项链和耳环，一看就不是什么便宜货，留着大长指甲的十指涂着荧光闪闪的粉红指甲油，金戒指，银戒指，宝石戒指在两只手上足足套了四五个……这是个什么人？莫不是个“女大学生”吧？一般的女学生谁有经济力量如此装扮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如此“臭美”呢？
　　我悄悄问坐在我旁边的同学：
　　“你看咱们前面的那位小姐，象不象是干‘那个’的？”
　　“嗯！”他会意地点点头，“瞧她那套行头，少说也得八九十万，我就不信那钱是她爸爸给她的。”
　　但是，据我的观察，象她这样的女学生，在同学们当中并不多；说到底，愿意为了几个臭钱而出卖自己，背叛自己的人是少数。
　　据说，东京有几处地方是有历史传统的“花街柳巷”，其中首屈一指的要算位于新宿的歌舞伎町了。另外，象六本木，涉谷，赤坂，池袋也都有。不少从中国来日本的人，特意要去新宿的歌舞伎町“观赏”花街柳巷的“风光”。我却直到现在也还没去开过这个眼。看那些乌七八糟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至于说池袋也有花街柳巷，我是搬到池袋好久以后才偶然听一个朋友谈到的。
　　“主要集中在西池袋靠北边的几条街上。但东池袋紧挨车站旁边的小胡同里也有那么几家。”他告诉我。
　　“真的？我怎么一点儿也没发现。”
　　“那是你没注意。其实你每天去电车站都从那旁边路过。”
　　我想起来，出池袋车站东口不远有一家电影院。一到晚上就挂出“成人电影”的招牌。而且电影广告栏上变幻着的，永远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场面。每次打那里路过，我都忍不住得骂上一句：真讨厌！
　　“在那个电影院旁边的小胡同里就有。”
　　“什么样儿的？”
　　“谁知道里头什么样？反正外边都挂着牌子，什么‘裸体剧场’，‘神秘小屋’，‘旅馆’，还有好些别的花样。凡是叫作‘旅馆’的，为了跟一般旅馆区别开来，它的霓虹灯全是紫颜色。往后你不妨注意注意看。”
　　后来，我真的注意到了。有那么一种挂着紫幽幽的霓虹灯的“旅店”，门脸儿一般都不大，而门口一定钉着一块价目表：过一夜多少钱，呆两个小时多少钱，什么样的房间多少钱……也看到了所说的那种“裸体剧场”。一到夜晚，门口一定站着一两个或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见到有男人走过，就媚笑着又拍巴掌又打招呼：“来呀！请您来呀！”
　　为了招揽更多顾客，这些店白天还安排一些人站在车站出口附近的人流里，向过往的男人手里硬塞所谓的“招待券”(据说拿着招待券进那里可以少花点钱)，甚至专门雇人身扛一块大广告牌子，整天整天地站在路口人多的地方招徕顾客。干这种活儿的多是老头子。或许因为他们年纪大，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了吧。
　　每天出入电车站，总看见这么几个老头子在辛辛苦苦地干这种“工作”。发券的人，身后总是放着一只大提包，里面装满了招待券。他一只手拿着一大叠，另一只手不断地从这叠里抽出一张又一张，朝每个迎面走过的男人伸过去，递过去。差不多的我都是连看都不看闪身而过。也有一些人虽然接到了手里，却走不了两步远就随手一扔。所以车站附近的马路上，常常到处飘散着许多黄色的招待券。
　　有一回，我跟一个日本同学一起从池袋车站出来，发券的老头立刻朝他递来了一张券，他二话没说就接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要那玩艺儿作什么，难道真的想去开眼哪？”
　　他却挺正经地跟我说：
　　“你不觉得发券的老头很可怜吗？他这一天要是不把规定数目的招待券发出去，这天的收就要打折扣。我反正拿了这张券还可以再扔掉嘛。”说着，他一抬手把它丢进了路边的垃圾箱。
　　要说可怜，我倒觉得那个扛牌子的更可怜。发券的至少还能来来回回走动走动，可扛牌子的却只能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弯着四十五度的腰。不管是刮风，下雨，飘雪花，也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烈日当空，他都得把自己凝固成一尊活雕塑。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短式和服，胸前背后各印着一个老大的圆圈，当中写着个莫名其妙的日文字，那打扮活象中国戏台上的一名兵勇。可他肩头扛着的大牌子上画着的却是妖艳的裸体女人，上面还花花绿绿地写着好些大字，什么“全裸体”，“小单间”，“平均二十岁”……
　　好多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从车站出来，看见他套着一件透明的破旧雨衣弯在那儿。雨珠成行成串地从那牌子上流下来，从他斑白的头发上流下来，裤腿是水淋淋的，破皮鞋是水淋淋的。他，活脱脱就象一只刚打河里捞上来的冻僵了的鸡。我很想知道，他这么卖老命地干上一天，到底能赚到多少钱？难道真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值得叫他如此甘愿受苦受累，乃至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践踏自己大丈夫的尊严吗？
　　然而，也正是这扛牌子的老人和那滥发招待券的现象，使我感觉到日本这个社会尽管淫秽的宣传搞得乌烟瘴气，但真正嫖妓的男人其实未必就有多少。如果真是人人争着逛妓院，争着看刺激官能的表演的话，做这行买卖的，又何必如此想方设法去招揽生意呢？
　　的确，一个人，当他从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忽然一下子闯进日本这样的社会中，是很有可能“中邪”的，特别是那些思想尚处于混沌阶段，或本来就抱着某种目的出国的人们。由于各人思想基础的不同，日本既可能使一些留学生从此攀上事业的高峰，也可能使一些留学生从此坠入堕落的深渊。
　　初到日本时，身边一些关心，爱护我的日本朋友告诫我：“不论生活困难到何种地步，都绝对不准去干那种事。你要考虑到你父母亲的名誉，还有你自己的名誉。”我明白他们所指的“那种事”是什么。当然我不会去干。因为最起码的，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留学生活说苦，其实就是苦在一个“穷”字上。事事处处都要钱，而且什么都不少要钱。如果经济上没有切切实实的“后盾”的话，一切真是没着儿没落儿的。可是，尽管苦，我跟前的路从来只有一条：靠自己的汗水去挣。谁要是以为拿上一大把票子就能叫我这个“饥不择食”的人上钩，那只能是白日作梦。在日本，我也确实遇到过这么一位白日作梦的人。
　　他是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朝鲜人，不到六十岁，却弯腰驼背老得连牙都没剩几颗了。他极有钱，一个人经营着三个公司，据他讲每月都能赚到上千万的日元(当然，扣掉了税金，就没那么多了)。因为他常来我们店吃饭，每次来又准要我们为他这个没牙的顾客把菜和肉切得细细的，我们便认识他了，他似乎对我这个中国人格外感兴趣。每次来吃饭总要特意跟我拉拉话，还告诉我：他有一个失去联系几十年的亲戚最近从齐齐哈尔来了信，邀他去中国看一看，他也正好想去中国治治病。
　　“象我这样的南朝鲜人申请去中国，那边会批准吗？”有一次他问我。
　　“问题不大吧，不过，最好去中国大使馆问一问。”我说。
　　“中国大使馆在哪儿，你陪我去一趟好不好，顺便也给我当当翻译。”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于是约了一个日子，我陪他去了中国大使馆，并办理了申请探亲手续。
　　从那以后，他一有点什么小事便来找我。最初，他的亲戚来了信要我给他翻译，他儿子读不懂汉文让我去给讲解，他要给中国的亲戚送礼请我当参谋……后来，就连没事他也要来找我。有一回还说：
　　“我给你安个电话吧。你那里没电话，找你太不方便。”
　　“我不要电话。整天都不在家要电话干吗。”
　　“到日本来哪儿能没电话呢？安一个多方便，横竖是我出钱。”
　　“可我干吗要让你出钱呢？”我反问了一句。
　　“你不是没钱吗？”
　　“真有困难的话，我也有保证人管。谢谢你这么为我操心。”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我怎么能不明不白地接受这种馈赠呢？再说，谁又知道这后头有什么埋伏没有呢？
　　又过了些日子，他到店里来吃饭。临走给我留下一张条子：“中国政府已经批准我去探亲。关于去中国的事，想与你商量。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务请到我家附近的咖啡馆来面会。”
　　我想着去中国对这个南朝鲜人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小事，就准时去了。他却迟迟不来。好不容易等来以后，他先是向我道歉，说工作如何缠得脱不开身，接着又没完没了地抱怨天气太热，自己身体如何吃不消等等。扯来扯去也没谈到正题上。我4点钟还要赶去打工，没时间陪他海聊，就直接了当地问他：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中国呢？”
　　“这个嘛，”他漫不经心地吸了一口烟，“最近看来去不了了，手头工作太多。另外也听一些朋友讲过，中国那边一切都还不稳定，条件很差，现在去恐怕为时过早。”
　　“这么说，您一时不打算去了？”
　　“至少要等到我有闲空时吧。”
　　那你何必申请去中国呢？那你干吗把我找来“商谈”呢？害得我搭进去这么多宝贵时间。我顿时感到不耐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失陪了。”我站起身，”4点钟，我还要打工呢。“
　　“别这么关键嘛，我这儿才刚刚坐定，你就走，从礼貌上说得过去吗？”
　　没办法，我只好又坐下：
　　“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不过我最晚只能到3点40分。打工迟到了要扣钱的。”
　　“扣钱，“他咧开没剩几颗黑牙的枯树叶般的嘴笑了一下：”打工一个小时有多少钱？”
　　“七百三十。”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么，干一个晚上呢？能挣多少？”
　　“如果干八个小时，能挣到五千八百四十。”
　　“才五千！还不够我一顿晚饭。”
　　“你当然了，大财主嘛。”
　　“那你一个月总共能挣到几万呢？”
　　“因为不可能天天干八小时，所以一个月顶多挣七八万。”
　　“那么点儿？够干什么的呀！”
　　“够了，我很省。况且最近又开始教些中文。”
　　“你真行啊，八万块钱能过日子。”
　　“不光过日子，还包括交学费呢。”
　　“简直不能想象。你的房租每月多少？”
　　“一万五千。”
　　“那是人住的房子吗？”
　　“差一点，但还能凑合得过去。反正也没打算在这儿安家。”
　　“你知道我那座房子－－自己花钱盖的，多少钱吗？”
　　“一千万。”我想了一个最大的数目。
　　“嘿，亏你说得出口。告诉你，光是房子的建筑费用，”他伸出两根又干又黄的手指头“两亿八千万，还不算买地皮。”
　　“这么多！”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意思。我在美国还有一幢别墅，在南朝鲜的那座大庄园，当然那是我祖先的遗产，面积有几百公顷……”他洋洋得意地讲着，我却越听越觉得没意思。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便打断他的话：
　　“对不起，这回真的到时间了。”
　　“不行，”他武断地伸出一只手挡住我，“重要的事情还没跟你谈呢，特意把你请来。”
　　“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奇怪了。
　　“是这么回事。我早就喜欢上你了。瞧着你在店里做工那么辛苦，我觉得心疼。所以呢，”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
　　“以后你不要去打工了，把工作辞掉。钱，我给你。管你吃，管你住，管你上学，也管你打扮。我有钱，保证够你花的。”
　　“白给吗？”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几个字来。
　　“要求不多，一个星期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你瞧，我的身体并不棒。”他又龇着稀稀落落的黑牙笑了笑，并从兜里掏出一只皮夹子，打里面抽出好几张一万元的票子：“这些钱你先拿着吧，去买点喜欢的东西。”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一个星期一个晚上”，让我卖身？！好你个老流氓！我气得浑身乱颤，竟不知道该拿什么样的话来“回敬”他。
　　“不要愣着啦，快把钱收起来，让别人看见可不好。”他把钱从桌子底下向我伸过来，碰了碰我的腿：“快拿呀。”
　　“不－－要！”
　　“为什么不要，换了日本的女孩子早不知道美成什么样啦。”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日本女孩子？！”
　　“我赚她们太脏，我可不想得花聊病。中国的女孩子一看就清清爽爽。”
　　“混蛋！混蛋！”我猛一巴掌拍落那一沓子钱，从椅子上弹起来，又使劲一搡桌子－－桌上的瓶瓶盏盏顿时乒乒乓乓。我冲出咖啡馆，朝着味道园的方向狂奔……
　　恶梦，一场从未作过的恐怖的恶梦。我要把它甩掉，甩得越远越好。
　　我诅咒这产生恶梦的肮脏世界。我更诅咒那制造恶梦的丑陋灵魂。　
作者: CSVGF    时间: 2004-7-28 11:00
第三二章　弟子篇－－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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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听见没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保证人安藤先生那略显激动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急促地传过来：“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学生。她答应每月付给你三万块钱的学费。对对，三万块。这下好了，你的房租问题等于解决了。”
　　那正是我在生活上最感困苦的时期。住在川崎家，每月光是房租就得交她三万块，交通费又贵……而我的工资来源仅仅只是味道园那一小时六百来块的收入。突然之间，听说有一个人愿意当我的“学生”，将我那沉重的三万块房租包揽下来，我怎么能不千恩万谢呢。这个好人，她是谁呀？
　　几天之后，在一家株式会社的大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我的第一位学生－－一位身材娇小，眉目清秀不俗的中年日本妇女。她和颜悦色地望着我，用发音标准的中文对我说：
　　“我叫岛本贞子，今后望您多多关照！”
　　头一眼，她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而接下来的不断接触则更使我发现，我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并且是一个富用同情心的好人。岛本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便走进了我的留学生活当中。就好象她本来对我负有什么义不容辞的责任似的，对我的事，从生活到学习，点点滴滴，她都往自己身上包揽，以至于她在我心目中与其说是“学生”倒不如说更象个靠山。
　　特别记得，当初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从川崎家搬出来。岛本不但理解我，而且跟我同样着急。就在我四处奔忙寻找合适的房子的时候，她也在四处为我物色房子。一个星期天，我去她家上课。一见面她就对我说：
　　“走，跟我去看房子，咱们今天不上课了。”
　　“看什么房子？”
　　“你不是想要三叠的房子吗？我帮你问到了一间，房租一万三。我跟房东讲好了今天带你去看。”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家附近。能搬过来的话，将来我照顾你也就方便了。”
　　三叠的房子，又是一万三，当然求之不得。
　　其实那个地方岛本自己也没去过，她是通过房屋介绍所打听到的。由于认为很近，她干脆连衣服也没换，只穿着一条在家穿的裙子，光脚拖了一双拖鞋就带我出门了。已经快12月了，气温挺低，又刮着点小风。一出门我就感到了凉意，忙问岛本要不要回去再加点衣服。她却不在乎地挥挥手：
　　“没事没事，很近的。再说你等会儿还要赶去打工，晚了不好。”
　　我开始紧跟着兴致勃勃的她，在大街小巷中穿过来穿过去地找。虽说这不是大海捞针，可要在如此人口稠密住房爆满的地方找出那么一个缩在某个旮旯儿里的破简易公寓，却也是相当费劲的事。渐渐地我觉得冷起来，而走在我前面的岛本那两条光着的腿也由白变青了。她却还是热情不减，一个劲儿地走一个劲儿的打听，就好象那要找的房子并不是我而是她自己要去住。
　　好不容易，在一个公用洗澡堂的背后，小山似的一大堆乱石旁边，我们找着了那座阴暗丑陋的小公寓。还没进去，岛本就先泄气了：“怪不得房租这么便宜呢，原来是这个样，我看，算了吧。”
　　“不不不，我想看看里边什么样。”我当时就图便宜，别的全不在乎。
　　岛本看我不愿意放弃，立刻又率先进了公寓门。外边是晴朗的大白天。里边却黑得伸手看不见五指。按理说，门边走廊上是该有电灯的，但我们摸索了半天也没找着电灯开关。只好跟个瞎子似地黑咕隆咚地脱掉鞋(日本的房子一进门全得脱鞋)，又黑咕隆咚地爬上楼梯。木板地凉嗖嗖的，脚就象踩在冰上。我好歹还穿双袜子，岛本却连这薄薄的一层也没有。楼梯窄极了，走廊也窄极了。整个公寓静得好象死人的世界。既看不到房东，当然也就无法知道哪个房间是等待出租的。回去吧，好不容易才找到。不回去吧，却又连个鬼影子也见不到。呆呆地站在黑暗里，两脚冻得直想跳。
　　“咱们敲门试试看吧。”岛本说着就敲响了一个房门，没人答应，推一推，是锁着的。又敲另一个门，照样没人答应，一推，居然开了。主人没锁门出去了。这是一间三叠的小房间，榻榻米上横七竖八地乱堆着没叠的被褥，衣服，报纸，书，杂志，脏碗，锅，酒瓶子，水壶……半空中的绳子上还杂乱地挂满了五花八门的东西。这间本来就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被这么胡乱一塞，简直恨不能将一个人生生打里面推出来。
　　“算了算了，走吧，这样的房子白给都不能住。”岛本拉着我就往外走。其实要是让我自己作主，这样的房子我宁肯住了。不是才一万三千吗！
　　没办法，我只好继续为找房子的事发愁。而岛本也同样为我的房子操着心。
　　又过了几天，岛本又对我说：“这一次我真的给你找到了一间不错的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比上次强得多。走，我带你去看。”
　　“上完了课再去吧。”我没有忘记我还收了人家的学费呢。
　　“上课不要紧。这间房子要是不赶快定下来，万一又被别人要去了怎么办？”
　　这倒也是。于是，我跟着她去了。
　　这果然是一间挺不错的房子。宽畅，干净，明亮，有做饭的灶台和水池，而且是在二楼。岛本和房东都用满怀希望的目光望着我，等我点头。这么好的房子我哪能不满意呢？可是我却不能点头。它的面积是四叠半，一个月的房租是二万六。如果把礼金，手续费之类全加在一块儿，我头一个月至少得拿出十八万块，这……我很不愿意扫岛本的兴，但是想想自己的财力实在有限。憋了好半天，我才不得不开口道：“好是非常好，就是……有点儿……贵。”
　　“两万六还贵？”房东脑门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两万六实在不算贵了，这么好的房间。”岛本也劝我。
　　“这我知道，可是一下要拿出来十八万左右呢。”
　　“这笔钱我给你出，我早就想好了。这你一点儿都不用发愁。”岛本一脸的坚决。
　　我说不出有多么感谢她，但我怎么能白要她的钱呢？十八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可我还是住便宜些的房子好。那样，我心里踏实，每个月的负担也轻。”
　　白白地枉费了她的一片好心，她大概要生气了吧，我想。结果她只是当时表示了一下遗憾。接下来，还是继续关心我的房子。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神宫老头的鸡笼小屋，自己满意得不行。告诉岛本，她的高兴竟也不亚于我，立刻自告奋勇地去帮助我打扫了“新居”。
　　“现在你家离我近了，今后象洗澡，洗衣服啦，吃饭啦，就到我家来，不要客气。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做，需要什么，我给你预备……”岛本毫不吝惜地对我敞开了她家的大门，使我每到她家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啧啧啧，你看你这双白球鞋都变成黑的了，快脱下来让我给你刷刷。”
　　“你这只书包太旧了，扔掉吧。把这只新书包拿去用。”
　　“你上书法课需要的全套用具我都给你买齐了。看，这是砚台，毛笔，毡垫，镇尺……”
　　“天凉了，你被子够不够，给你买床新被子吧。”第二天，被子店给我送来一床又大又厚的新棉被。……
　　渐渐地，她在我眼中已经快跟父母，兄弟，至交没有多大区别了。于是自己再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也不再对她隐瞒。而她，对于我的任何请求从来都是尽力而为的。
　　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北京来了一封信。信中告诉我，她的男朋友自从留学到日本，一年多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她十分痛苦，希望我帮她找到这位姓王的男朋友，并亲手将她的信而交给他以求答复。好友的痛苦压着我的心。但是东京这么大，地理这么复杂，要找到一个地点，一个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事。
　　上中文课时，我向岛本打听：
　　“你知道目黑在什么地方吗？”
　　“目黑区很大，你要问目黑区的什么地方呢？”
　　我掏出那封信，指着上边的地址：
　　“是这儿，你知道吗？”
　　“没去过，不晓得。不过可以打听。这是个什么住宅呢？独门独户还是什么公寓？”
　　“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住在那里的是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男的，姓王。他的女朋友托我找到他。可是……”
　　“噢，”岛本一下子全懂了：“你不用担心，我去帮你找，一定能找到。”
　　“不，不，还是我自己去找。就是想请你帮我弄清楚去这个地方怎么走。”
　　“没关系，我比你熟悉东京，可以比你少花冤枉路费。把这封信交给我好吗？”
　　“不行，人家让我一定亲自面交。另外，我也想亲眼看看那个男的究竟生活怎么样。”
　　“也好，”岛本微微一笑：“那我就光抄下地址来吧。下个星期准给你消息。”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一见面，岛本就向我报告：“那个地方找到了，但是没有姓王的。”
　　“地址绝对没弄错吗？”
　　“我想不会错。你看，这是目黑区的地图。”她打开一张复印的地图，上面有她用红铅笔勾出来的地方。我看了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会不会有相同的地名呢？”
　　“我查过了，似乎没有。不过，下星期我打算再去找一趟看看。”
　　“能不能根据这个地址查出来他的电话呢？如果能打通电话……”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总还是应当再去找一趟。”她十分认真。
　　又过了一个星期。
　　“电话号码查到了，但是不对头，人家说不姓王。那个地方我也又去找过，还是没有。”
　　“这就怪了。按理说她总不至于把自己的男朋友的地址弄错呀。”
　　听我这么一说，岛本以为我不相信她，说：“下星期天，我们两个一同再去找一趟好不好。”
　　“我还是自己去吧。”
　　“不行，那个地方找起来很别扭，我还是陪你一起去。”
　　星期天，我们挺早就出发了。换了好几趟电车，曲里拐弯地走了不少路，到了信上所写的那个地方。左右打量了一下，一家独门独户的小洋房，两幢老掉了牙的简易公寓，另外就是些小店铺。
　　“两边这几家我都问过了，没有那个姓王的。”岛本在一旁告诉我。
　　但是，我仍然雄心勃勃地要把那个姓王的小子“挖”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朝那个小洋房走去，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打扮得俗不可耐的胖女人出现在门口，惊奇地盯着我：“你要找谁？”
　　还没容我开口，岛本一步抢了上来：“还是想打听那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
　　一见岛本，那女的立刻不耐烦了：“不是已经告诉你好几遍了吗？我们这儿压根没住过姓－－王－－的！”
　　“真对下起，这么一遍又一遍地麻烦您，”我赶紧插进话去：“您知道不知道这附近－－比方说您隔壁的简易公寓里－－从前有没有住过中国来的学生，男的。”
　　“简易公寓的事你干嘛不去问它的房东？我又不住在那儿，我怎么晓得？”
　　“那么请问您知道它的房东……”
　　“除了我们家的事，别的我一概不晓得。”她的气越来越粗了。
　　岛本在身后捅了捅我，我知道确实没戏了，只好赔礼道歉地退出来。
　　是啊，简易公寓里住过什么人，只有房东知道。可房东本人是不会住简易公寓的。上哪里去找呢？不管怎么说，既然花了时间，路费，好不容易跑来了，不敲开一个一个的门总不能甘心。我朝旁边的简易公寓走去。
　　“算了吧，结果是一样的。”岛本在一边直劝我。
　　“你在外边等我吧，我一个人上去再问一下。”我独自爬上楼梯。这个小破公寓楼上楼下一共才六个门。我一扇一扇地敲过，没人应。每个门上挂的姓名牌也全是日本人的名字。莫不是这小子改名换姓不想当中国人了？我忿忿地想着。敲到最后一间，门开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站出来，虽然一看就知道她不姓王，我还是挺高兴：
　　“对不起，我想打听一下这楼里有没有住着一个中国留学生，男的？”
　　“不知道，”她困惑地摇摇头：“我跟邻居们没有来往，不了解别人的事情。”
　　“那么你听到过什么人讲中国话吗？比方说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来客人的时候。”
　　她又摇摇头：“从来没有听到过。”
　　没办法，我只好从楼里走出来，看见岛本正跟一个邮递员说话。只听邮递员说道：
　　“这一带好象没有从中国来的信，姓王的这个姓，也没见过。不过我调到这里才半年，以前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我又上了对面一座公寓。还是一扇门一扇门地敲。到了第三间，我感觉里面有动静，就使劲敲，不开，敲得更使劲。于是听到里面的人朝门口走来。我正高兴，只听门“忽拉”一下子拉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睡眼惺松的男人怒气冲冲地朝我嚷道：
　　“你死敲个什么！一到星期天就来敲门，敲个鬼嘛！逼我搬家还是怎么着？！”
　　我目瞪口呆。岛本正巧上来了，连忙替我向他道歉。他一见岛本火更大了：
　　“又是来找那个什么中国人？简直活见鬼了！”“嘭”，门关上了。
　　“跟你说不要再这么问了，没用。”岛本把我往楼下拉，“咱们去派出所打听打听看，不行，我再去区里调查，反正一定帮你找到他。这总行了吧。”可我还是紧盯着每个门上的姓名牌不放过，唯恐会漏掉个”王“字。
　　到了派出所，岛本将几次找人的情况对警察讲了一遍。警察一边翻着一大本一大本的户口簿，可惜没有找到。
　　”在我们这里登记注册的人一般都是在这里有固定产业的。”警察对我们说，“姓王的留学生是个学生，没有固定产业和职业，只是一个房客，这种人在居住上流动性很大。所以找起来很困难。当然还可以通过简易公寓的房东去打听。”
　　“问题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住在什么人家里还是单身住在简易公寓里。只知道这么个地址门牌。”岛本说。
　　“那么这样吧，”警察耐心极了，“我们先按照这个地址门牌去找一找有关的房东，有了消息打电话通知您，好不好。”
　　“只好麻烦你们了。”于是岛本把自己公司名称，家里电话一一写下来给了警察，又把派出所的电话也记了下来。
　　不久之后，派出所来了回话。说是经过一番调查，那一带的确没有住着姓王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分析他早已搬走了。至于说搬到了什么地方，别的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直接去问他的保证人。
　　“快给你的朋友写信去，“岛本象是抓住了什么线索似地，”叫她立刻去她男朋友的家，把他日本保证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电话全打听清楚了告诉你。我们只要知道了他的保证人在哪儿，就不怕找不到他了，对不对？“
　　于是，我只好如此这般地给我的女友发去了一封信。
　　很久很久，女友迟迟不回信。岛本竟等得比我还心焦。一见面总要问：
　　”还没来信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信呢？“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的女友才回信告诉我，她自己已在北京街头撞见了那个男朋友，并且知道他早就跟别人结婚了。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岛本，她听了以后沉吟了半天才不无惋惜地说：
　　”我没能帮上这个女孩子的忙，太遗憾了……”　



第三三章　弟子篇－－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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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日新闻》社外报记者田村宏，是我所教的第二个学生。他跟我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不太长，中途因为突然被调到印尼担任驻外记者，学习被迫中断了。尽管我们已经“再见”很长时间了，但这个四十开外就秃了顶，戴着酒瓶底子般厚的高度近视镜的人，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肯退去。
　　本来，新闻记者的工作是极紧张的，尤其是在《朝日新闻》社，又尤其是在它的外报部。偏偏田村又是外报部里一位业务“大拿”。结果，几天几夜回不了家，睡不了觉的事，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等他上课等了快两个小时还不见来。我好生奇怪，他这个人向来认真，不会旷课呀。再等还不来，我才想起应该给他挂个电话问问。电话打到他家，没人接。电话又打到报社，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找到他。我告诉他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却连歉也不道一声：
　　“我现在正忙，要赶着发稿，英·甘地被刺了！”
　　“什么什么？”我没听清，再问时，他老兄早把电话挂了。直到第二天清早，我才从报纸上看到印度总理甘夫人被杀的消息。
　　大概是长期紧张过度的原因吧，田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都不太好。他几乎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这么一副形象：低垂着头，稀稀落落的几缕头发狼狈地挂在脑门上，一个肩膀上胡乱地搭着件外衣，一只手晃里晃荡地拎着皮包，拖着沉甸甸的步子，摇来晃去地朝我的校门口走来。直到我迎过去叫住了他，这才如梦初醒般疲倦地对我笑笑，用全无底气的声音问个好，往往还要加上一句：
　　“昨天又加了一夜班，唉！真是累死了。”
　　工作这么忙这么累，他却还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外语(除了中文还有英文)，而且学得很用功。他每次来上课都必定带着自己忙里偷闲写出来的中文作文请我批改。这些作文，短则一两百字，长则四五百字。一篇篇都写得认认真真，找不出一点敷衍了事的痕迹。
　　对我来说给田村上课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他的中文程度相当深(他在大学时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跟他在一起，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进行交谈，还能把许多我喜欢的中国近代小说作为学习的教材。然而更主要的却是，他在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当中是与我思想最接近的一个。
　　记得头一回跟他见面，他在自我介绍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最钦佩李大钊先生，十分赞成他的思想。”一个日本人居然讲出崇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辈的话来，不胜惊讶之余，我确实感到大大的欣慰。就仿佛一只生活在鸡群里的鸭子，突然一天发现了一只自己的同类。而事实上，我们的每一堂课也从来离不开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的畅快交谈。
　　每当我给他改完了作文，打开一篇当代的中国小说开始边读边讲时，他总会顺着小说的内容让我告诉他许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啦，大跃进啦，人民公社啦，四清啦，彭德怀啦……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回顾，红卫兵运动，斗争“走资派”，大串联，揪刘，武斗，“二月逆流”，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早请示晚汇报，八个“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林彪事件，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垮台……
　　一般来讲，我不喜欢跟人轻易谈起这些，太痛心！没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人难以理解这一切。但我很爱对田村讲。因为他那双静静地透过厚眼镜片射过来的目光，在不断地告诉我：他懂，他理解，他跟我同样为中国这段曲折历史而激动不平。而我则象是好容易抓到了这么个高谈阔论的机会，滔滔不绝，好象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话说得这么痛快过。
　　没有漂洋过海的人大概很难会体会到，一个人在海外若能遇上个思想，精神，政治上的“谈伴”是多大一种精神解脱和享受！
　　田村在课上讲得不多，但也常讲－－用中文回答我向他提出的种种有关日本的问题。他讲起话来慢变斯理，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仿佛坐在他对面的我只是个不足挂齿的黄毛丫头。
　　“是啊，日本的男人晚上下了班，一般都不立刻回家，而是跑去喝酒。”一次，田村在回答我的“为什么日本男人不回家吃晚饭”的问题时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企图逃避，或者干脆有了外遇。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原因不在这里。首先这是一种社会交住上的需要。比方一桩买卖，在公司的办公桌上也许达不成，可到了宴会桌上就可能成交。酒，象一种润滑剂，能使本来卡住不动的东西运转起来。所以，下了班一起喝酒，也就成了公司之间，人与人之间联络感情，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想借此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日本人工作时的紧张程度在世界上堪称第一，这你知道。但是日本人在工作精神上却往往受着压抑，这你却不一定了解。日本的大公司，大企业，特别是那些创出了名声的，内部都有铁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对于任何一个上级，你只有服从的权利。让你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只能‘是！是！是！‘弯着腰，挂着笑。如果碰巧让你干的与你自己想法一致，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不一致而是满拧，那就只有自我克制。每天每天的自我克制对人来说实在是精神上的一种莫大折磨。你们中国人有’提意见‘一说，有用也好没用也好，总也是个出口气的途径。可在日本，除非你自己辞职走人，作为一个下级，除了在自己心里窝着，憋着，压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天下来，若不到酒馆去麻醉麻醉自己，或邀上个好友借酒发发牢骚，吐吐闷气，心里的包袱就卸不掉。”
　　“那也可以回家去喝嘛，为什么非在外头喝？”
　　“在家里受老婆限制，又影响孩子。而且有很多不痛快未必能对家里人说。”
　　“我天天在回家的夜班电车上，路灯下都能看见醉得一塌糊涂的人。在日本，难道心里不痛快的人真有这么多吗？”
　　“确实。”田村重重地点点头：“日本人本来心胸就不开阔，而各种各样的矛盾常常又埋得很深。中国人不一样，什么都明朗化。”
　　“那么你呢？工作时也常常不痛快吗？”我莫名其妙地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是啊，常常很烦，总跟上司的想法不合拍。”他搔一搔光光的头顶：“但是只好忍着。”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单位试试呢？既然自己有能力。”
　　“唉，到哪儿都一样。再说已经在《朝日新闻》干了二十多年了……我倒是希望有机会到中国去当几年驻外记者。真的，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机会去的，你的中文这么好。”我不是鼓励他，而是真的这么相信。
　　又过了不知多久，一天他来上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次中文课，很遗憾。”
　　“为什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下个星期要去印尼。”
　　“什么时候回来？”
　　“上帝才知道。至少两三年吧。”
　　“什么？！”
　　“常驻记者，懂吗？我要在那儿‘安家落户‘啦。”他自嘲地笑起来，几缕头发又不听话地披在脑门上。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皮包里抽出一本新的《国语辞典》和几期最新的《人民文学》杂志。
　　“呶，这几本《人民文学》我来不及看了，你看吧。辞典是我特意为你买的，谢谢你教了我几个月中文。希望你今后好好加强日语，你聪明，有前途。我呢，从今后要开始学习印尼文了。真可笑！”
　　“那也没什么可笑的，学会印尼文也算是多一种本事呢。”我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觉得遗憾得要命。这时，他突然一挥手：“走，咱们今天开个告别宴会。我请你吃有名的台湾菜，不忌讳吧。”
　　“哪里话，我还正想见识见识呢。”我心里说不出来地发堵。
　　那一顿饭究竟吃了些什么，啥味道，当时完全心不在焉，事后竟半点都想不起来了。田村因为还要赶去上夜班，所以连酒都没喝。只记得那顿饭从头到尾我俩谁也没讲话，与往日上中文课时那种愉悦和谐的气氛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闷闷地吃完了饭，尚有时间，我们便不紧不慢地随着人流在马路上溜达。
　　“出国之前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吗？”我总算找到了话题。
　　“时间太急了。手头现有的一大堆工作全得清理完，还得抽时间把房子腾出来。”
　　“腾房子干什么？”
　　“我走了，得把租来的房子退还房东啊。”
　　“那你的家人呢？全跟你一起去印尼吗？”
　　“我，没有家眷。”
　　“咦？你不是说你有女儿的吗？”我记得他有一篇作文写过他的女儿－－一个十一岁的小学生，写得十分有感情。
　　“但是女儿现在不属于我，属于她。我只是一个人。”声音低低的，似乎很不情愿谈这件事。可我偏偏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跟妻子离婚了？因为什么？”
　　“你不懂这些，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停了停：“这下子，你该认为我是个坏人了吧。用中文怎么说？’不正派’是不是？”
　　“不对不对，那要看究竟因为什么。难道说你们中间谁做了什么不忠于对方的事？”
　　“这种事倒是没有。”
　　“那不是挺好的嘛。”
　　“好什么！”他苦笑了一下：“碰到一起就吵架，整天吵。窝火透了！”
　　“那现在，你妻子跟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她是个英文教员，工资不错。分家的时候存款的三分之二也由她带走了。她说她现在生活得蛮自在。我隔一个月去看一次女儿。”
　　“那你呢？离婚之后生活好了？”
　　“当然有不方便的一面，但总算没人天天向我开火了。求之不得啊！再说当新闻记者的整天东奔西跑，有没有家也就是那么回事。”
　　“噢－－”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答应着，心里却浮起了他住日那副狼狈不堪的形象和时时抑郁的神情……
　　已经到了车站的月台了。虽然这儿并不是飞机场的舷梯之下，我却也明白在此一别便无后会之期了。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一股难言的惆怅。我希望电车慢一点来，我似乎有什么话应当对他说，可是却又想不起应该说什么。信号灯亮了，预示着电车马上就要进站。我突然着急了：
　　“到那边别把中文忘了！”
　　“不会的，我还要争取去中国当常驻记者呢。”他温和地笑着。
　　电车缓缓进站。
　　“可能的话，用中文给我写信来，我给你批改。”这真叫“多余”的话。
　　电车停下，门开了。
　　“好的，一旦有空，我会给你写信。”
　　乘客涌出车门，把我推到一边去了。
　　“一定来信啊，我等着。”我抬起手来向他挥动。他也朝我挥着手，却被人流推上了电车：“再见啦！”
　　“要注意身体！”我向着电车深处大声喊，可是车门关上了，他什么也没听见。隔着玻璃窗还在木然地向我笑着。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电车飞也似地消失在黑洞洞的隧道深处。
　　从今往后，我再跟谁去长篇大论呢？从今往后，还有谁会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述那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一幕悲剧呢？从今往后，我又要独自一人在无共鸣的思想沙漠中寂寞前进了……唉！
　　田村从此消失了。音讯全无。然而，任凭时光如何冲刷，流逝，他－－始终不会从我的心中消失。　



第三四章　弟子篇－－饭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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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在经济上向来容易知足，出国从没想过赚大钱发大财。挣来的钱只要能够吃够喝够，支负房租，学费就万事大吉。
　　那会儿，我教了两三个学中文的学生，每周再到味道园端几晚上盘子，一个月挣到十二三万，虽说还是离不开鸡笼小屋的生活，自己倒也觉得相当不赖了。
　　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位挺关心我的日本朋友来给我介绍学中文的学生。
　　“不教了不教了，”我说，“我现在所有时间都安排满了，哪里还抽得出空来。”
　　“哎，不能把端盘子的时间减掉点儿吗？教中文不比打工强？”
　　我想了想：“不行，别看是端盘子，挺长见识呢，我舍不得辞。”
　　“你看你看，哪儿有你这么笨的人哪，别人想找学生还找不到呢，知道不知道，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呀，特－－有钱！是个律师，有名的，真的，不教可是白不教！”
　　“律师？”我又想了想。那时我教的学生有岛本，田村，小野田，打工的时间已经减到3个晚上了，如果再减……我还挺舍不得的。
　　“你呀，真是少见的人。这么美的差事还用得着犹豫吗。不管怎么着，教也罢不教也罢都得给我教！明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你教得了。”
　　她这么热心，我真是哭笑不得：“好好好，教教教，可他的中文是个什么程度？”
　　“程度？打生下来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拼音字母勹，攵，冂，匚。英文倒是很溜。告诉你，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东－－京－－大－－学，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一听说还得从发音，四声开始教，心里更不乐意：“那位律师，他怎么想起学中文来了呢？”
　　“那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可没打听。其实你管他为什么呢？挣你的钱不就得了。“
　　就这样，带着好几分的不情愿，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站在学校门口等待这位素不相识的律师先生来跟我见面。无聊地张望着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我无意识地在心里想象着”律师“的形象：满头银发，浓密的大络腮胡子，戴着金丝眼镜，一身黑漆漆的长袍……这位，不象。那位，也不象。谁好象都长得不象”律师”。
　　正等得不耐烦，见一个长长的人影履匆匆地朝校门走来。刚要进门，却突然收住了脚步，打量起站在门口的我来。我便也打量他：日本人中少有的瘦高个儿，大长腿，身上是套十分潇洒的浅灰色西装，留得半长的头发托着瘦瘦的脸盘，目光十分锐利。他相当年轻，绝对不到四十岁。
　　“请问，你是不是－－”他先发问了。
　　我立刻点点头，“对，您是－－”
　　“我就是饭沼春树，这是我的名片。”
　　这么说，他就是那位律师先生－－我的学生了，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那么，请到我们的教室里坐吧，同学们全都回家了。”
　　“你还没有吃晚饭吧？一同去吃晚饭，好不好？”他挺干脆地邀请我。
　　“总得先把学习的事商量完了吧。”
　　“没有那么严重，边吃边商量，走。”他迈开步子便朝路上走去。我只好一溜小跑地追上他。
　　“去新宿吃饭怎么样？”他站在车流汹涌的大道边问我。
　　吃顿饭还要跑到新宿？！
　　“新宿不远吗？”我拐着弯儿表示异议。
　　他却不作理会。朝一辆出租车一挥手，那车停下了，打开门。他示意我先上，我只好钻进去，心想：明明旁边就是地铁，为什么要坐这贵得惊人的出租车呢？他随着我也上了车。对司机说：
　　“去新宿XX饭店。”
　　看来，这是一个什么全是他说了算的人。给这样的人当“老师”，恐怕有点儿麻烦呢……
　　“来日本几年了？”
　　“一年。”
　　“哦？你的日文进步很快嘛。我也打算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自由使用中文的程度。”
　　什么？一年左右？就凭这点业余时间？
　　“这……不太……”我支支吾吾地不知如何回答。
　　“你是说不可能？怎么，看不起我？你不也才来了一年左右吗？我就是想在一年时间达到你目前这种程度。”
　　“好的，我一定尽力。”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我这一年是天天泡在日本语学校里啃出来的呀。你有这时间吗？
　　“你听，我是这么想的。关键在于学习方法，也就是教的方法问题。你是怎么教别人的，我不知道。但是对于我，你可以采取这样的教法。”
　　你看，还不是得听他的。我这个老师不过是他的“傀儡”罢了。在幽暗的小汽车中，只听他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首先，日文和中文的汉字大致相同，学起来并不困难。所以，这一年里你不必花时间教我中文汉字，把这个时间省出来。”
　　“但是中文的汉字与日文的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写法啦，意义啦……”我立刻表示反对。
　　“这我知道。”他丝毫不让步“但我不是欧美人，掌握汉字对我来说很容易。如果我想学，只需把中文的汉字表与日文的放在一起一对照，顶多两天就会了。何必象小学生似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写去记呢？”
　　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显然与他争是没用的，便不再吭气，听着他教给我“如何教他中文”的方法。
　　“咱们的学习不能光坐在教室里啃书本。那东西适当地啃一啃就可以了，坐在教室里学的东西永远活不起来。很多日本人学了半辈子外语还是说不了，听不懂，就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可不想象他们似的。我喜欢实物教学，实地教学。比方说，我们一同在饭馆吃饭时，你就边吃饭，边把有关的中文教给我，名词啦，动词啦。我们现在在坐车，你又可以把这一类的中国话教给我。这样学来的东西记得住，又马上能用得上。我还打算不久之后去中国实地学习呢。当然，你这个老师也得跟我一同去。”
　　汽车已经进入新宿。街道两旁花花绿绿的灯火目不暇接。我好奇地东看西看着，耳旁还响着律师先生的话音：
　　“可能的话，喂，你听着没有？从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月开始，你完全使用中文跟我讲话，日文一句不准说，怎么样，签订这么个协议。”
　　我又叫他震住了。学习三四个月才能掌握多少单词文法呀？我全讲中文他能听懂？莫非他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不成？可我不能当面驳他：
　　“我当然愿意讲中文，问题是你听不懂，怎么办？”
　　“你不要管我懂不懂，你只管讲你的，我自然会习惯的。不这样，长进不了。怎么样？同意了？”
　　“好，同意！”看他决心这么大，我倒真的有点感动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我今天非常高兴！”他兴奋地搓起手来。
　　小汽车停在了一座又高又堂皇的大厦面前。车门打开，我先下了车。只听他问司机：
　　“多少钱？”
　　“三千二百六十块。”
　　妈呀，要是坐电车连三百块也花不了。他付完钱又迈着快步往楼里走。我跟在后头对他嘟囔了一句：
　　“刚才要是坐电车就省多了。”
　　他却满不在乎地看了我一眼：“坐小汽车谈话才方便嘛。多花点钱有什么了不起？”
　　不知这是一幢什么建筑，一进去只觉得到处都闪着亮，发着光，一股强烈的豪华气氛压迫着我，使我猛然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是那么土气，寒酸。他却是满脸的春风：
　　“怎么样，去吃四川菜吧？”
　　我笑起来：“好极了！”
　　乘电梯一直到大楼的最高一层，一出电梯，便进入了一家古色古香，中国宫殿般漂亮的中国大饭店。紫檀心木的刻花桌椅，大红缎子烫金龙的椅垫，嵌着彩色贝雕的屏风，一盏一盏挂着金黄流苏的宫灯，轻柔优雅的十琴曲在充满檀香味儿的空气中飘来飘去。我生来还没进过这样的地方，眼都看直了。
　　“走，我们坐那边靠大玻璃窗的座位去。”他走到那通天通地的大玻璃窗前，手指窗外：“看过东京的夜景吗？欣赏欣赏吧。”
　　我朝窗外的夜空望去，既不见月亮也不见星光。眼睛往下一挪，赫！万丈高楼之下竟是一个珍珠翡翠般辉煌的世界。无边无际的灯海汇成无边无际的火海，也织成了无边无际的花海。绵延不断流动着的车队，远看就象一条滚动的金龙……
　　我呆呆地望着，望着，好象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来到了“日本国”，第一次体会到人间原来也是有着“天堂”般的一面的。然而，我却也想起了小小的味道园，想起了自己在油烟子里的穿梭奔命，想到了那间“四害”猖獗的鸡笼小屋，想到了安藤先生的破产负债……
　　“怎么样，好看吧。”听见律师先生在跟我说话，我马上转过身，隔着饭桌在他对面坐下：
　　“太好看了。来日本这么久，今天是头一次俯瞰东京的夜景呢。要有照相机，真想拍下这一切来。”
　　“以后还有机会的。呶，这是菜单，喜欢什么随便点吧。”
　　我翻开那本大相册般精美的菜单，匆匆一翻，全是几千块钱以上的菜，这怎么吃得起？！
　　“哎呀，这实在太贵了，咱们还是去吃便宜的吧！”
　　他大笑起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好吧，看来只好我随便叫了。”他把服务员招呼过来：“那种各色各样菜都有的套菜，有吗？来一套，再来一瓶啤酒。”
　　香喷喷，热腾腾的擦手巾送来了，接着又是红绸子绣花的餐巾，杯，碟，勺，筷，碗一一给我们摆好。女服务员全都穿着大红的旗袍。不知是那衣服裁的不对还是她们的身材不对，反正怎么看都别扭。
　　啤酒来了。服务员为我们斟满了杯，退下去。律师先生立刻朝我举起了酒杯：
　　“今天见到你这样一位中文老师，非常高兴。今后请多多关照！”
　　我也举起酒杯：“也请您多多关照！”
　　菜，一道一道地上。鸡，牛肉，虾，鱼，豆腐，青菜，我爱吃的东西全来了。能够如此开荤，实在大喜过望。我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把文明礼貌之类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见我吃得这么过瘾也挺高兴。他一边拼命往我的盘子里夹菜，一边说：
　　“吃吧吃吧，不够再要。今天就是要让你吃痛快。”
　　闹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活象个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你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吃饭？”他斯斯文文地吃着问我。
　　“要不在学校的食堂，要不在打工的店里。”
　　“吃的怎么样？”
　　“学校的饭便宜，不好吃也吃不饱。打工店里的饭不错，管饱。”
　　“打工一个小时多少钱？”
　　“现在是七百块。”
　　“太少了，”他同情地摇一摇头：“简直少得可怜。”
　　“可我这还算是高的呢。”
　　“那么你教中文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我知道今天的谈话马上就要进入关键。然而我向来羞于谈这个问题，开口向别人要钱，多不好意思。我迟疑了一下，说：
　　“当然要比打工多。可是每个学生给我的都不一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那么目前给你最多的学生，一个月给你几万？”
　　“岛本给的最多，一个月给我三万。可她是每周上两次课。”
　　“好的，知道了。那么，从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五万块，也是每周上两次课。同意吗？”
　　我甚至疑心自己耳朵出毛病了，直盯着他的脸：
　　“您是说，五－－万－－块？”
　　“难道还不够吗？”
　　“不不不，我是觉得太多了太多了。”我慌忙摆起手来。他又一次大笑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管我叫'孩子')，是一个模范的中国留学生('模范')，又挺可怜的。这五万块钱如果能够帮助你，我感到很高兴。那么，这件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接下来，那可就要看你的了，当然也得看我的。”
　　“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我总是不能不问这个问题。
　　“因为日本还没有一个懂中文的律师，我要作第一个精通中文的日本律师。”他的表情和声音都显示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律师难道有必要懂中文吗？”我又问。
　　“以前也许没有。但是今后，一定会有，没有不行！世界在变，懂吗？”
　　噢－－我，懂了。
　　我们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每个星期两次，或在他那布置得如同艺术画廊般的事务所，或在我们学校空荡荡的大教室，或在饭店，咖啡馆，或在商店，大街上。处处都成了我们的课堂。就连走路，乘车，喝茶，吃饭……一抬手一投足，都要同学中文联系起来。
　　我很快就发现律师先生不仅记忆力好，求知更是心切。看见什么问什么，碰到什么学什么，不厌其烦。而且任何一个词汇或句子，顶多教给他三遍，他便能牢牢记住并从此使用起来。我们的学习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已经能用不少中文词汇跟我讲话了。进步之快确实令我佩服。而他，越学越有劲头，立刻又提出要到北京实地学习。
　　在北京那短短的五天时间里，他几乎无心参观浏览，而是一门心思学中文，说中文。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带着他参观完故宫，从正对着景山的故宫大门出来。他看见沿着筒子河有许多摆小摊的，立刻大喜着跑过去。我知道他又想跟人“练一练”了。
　　几个摆摊子的农村姑娘见他这么急匆匆地跑过来，以为他真的要买什么，一个一个都争着对他喊：
　　“吃包子不？热包子！”
　　“冰糖葫芦，又酸又甜！”
　　“热牛奶，又鲜又好喝哟！”
　　“茶叶蛋，要茶叶蛋不要？”
　　他跑到摊子边突然又发起愣来。我知道他是没听懂姑娘们的话，她们讲得太快又带着口音，况且其中不少名词都是他没学过的。我连忙走过去想帮他一把，刚用日语说了一句：“那是……”他立刻不耐烦地冲我一挥手：“不要！不要！”好，那我看你自己怎么办。我索性一闭嘴，袖手旁观。几个小姑娘见他熊我，全都嘻嘻笑起来，还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呢。
　　他站在摊子前看来看去，可惜半天也没找出一样他叫得出来的东西。这时他的眼睛停在了亮晶晶的冰糖葫芦上，用手指着问：
　　“这个东西能吃吗？”
　　“咋不能呢？糖葫芦嘛！”几个小姑娘咯咯直笑。
　　“你说什么？”他也不在乎人家笑。
　　“我说'能－－吃－－'。”终于发觉他不象中国人了。
　　“我买。多少钱？”
　　“这边儿的两毛，这边的三毛。”
　　“很便宜。”
　　“买几根？”
　　他回过头来看看我：“你吃吗？”
　　我摆摆手，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酸的，你也许不爱吃。”我把话讲得很慢。
　　“是酸的？”他问小姑娘。
　　“不酸不酸，甜的。”姑娘生怕他不买。
　　“给我一个甜的，不要酸的。”
　　糖葫芦刚到手，旁边的姑娘又招呼他了：
　　“吃包子不？热包子。”说着把盖在笸箩上的被子一掀，露出一大堆冒着热气的包子来。
　　“这叫'热－－包－－子'？好吃吗？”
　　“好吃呀，买个尝尝。”
　　“好的，我买两个热－－包－－子。”见跟姑娘们对上了话，他高兴极了。
　　“在这儿吃还是带回去吃？”姑娘又问。
　　“请再说一遍，我不懂。”
　　“你拿－－回－－家－－去－－吃－－吗？”
　　“为什么我要拿回家？我的家在日本，大后天才回去。”
　　姑娘们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卖包子的姑娘立刻给他搬来一个长凳子让他坐，又把包子盛在一个盘子里搁在他面前。
　　我走过去：“冰糖葫芦我帮你先拿着吧。”我不敢再对他使用日文。
　　“你帮我拿什么？”
　　“这个东西，”我指指他手里举着的糖葫芦：“叫冰－－糖－－葫－－芦。”
　　他懂了，一面把东西交给我，一面把这个名词重复了三四遍。于是我知道，这个词他从此不会再忘记了。
　　“我要一杯茶，有吗？”他咬了一口包子，问小姑娘。
　　“有，二分一碗。”她的活音刚落，卖牛奶的姑娘着急了：
　　“这儿有牛奶，喝一碗不？热呼呼的。”说着打开锅盖，高高地舀起一大勺叫他看：“瞅瞅，多稠！”
　　“啊，牛奶！好，好！”他兴奋地喊起来。
　　老大一碗热牛奶又摆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大口：“好喝，很好喝！中国的牛奶比日本的好。”喝完一大碗，他又要了第二碗。一边吃着，喝着，还一边兴致勃勃地跟几个姑娘左一句右一句地练中文。
　　看着他满脸带着北京春天的风尘，坐在大马路边一条粗糙肮脏的板凳上，既没有红绸绣花的餐巾，又没有香喷喷，热乎乎的擦手巾，使用着既不好看也未必清洁的粗瓷大碗，却是那么愉快地吃着，喝着，说着。我突然觉得这位聪明好学而素来令我敬而远之的大律师先生，与我的距离悄悄拉近了。　



第三五章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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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情况刚一有所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又是搬家。神宫老头那座脏，乱，吵，破各方面都达到了“尖端”水平的简易公寓，毕竟是无法长期忍耐下去的。
　　这次因为手头不象上回那么紧紧巴巴，所以找起房子来格外顺利。只用了半天功夫，就在东池袋租到了一套面积六叠，带有洗脸间，厕所和厨房的房子。房租每月3.5万，外加一千五百块的清洁费(房东负责环境卫生)。
　　我的日子总算象个“日子”了。躲开了“四害”，躲开了噪音，躲开了垃圾，躲开了男女不分的厕所……自己也终于得着机会焖焖干饭，煎煎荷包蛋，炒炒青椒肉丝什么的了。慢慢地，桌椅板凳有了，书架有了，锅碗瓢勺有了，电冰箱有了，彩色电视有了……甚至后来边电话也安上了。
　　然而，生活从来不是一条笔直前进的线。它象起起伏伏的波浪，时而由低到高，时而又由高到低。在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原本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不知为什么我曾一度把它忘得干干净净。满心以为日子一旦好转起来，从此便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就在自己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经济危机的风暴突然袭来，叫我饱尝了一通没有“铁饭碗”的滋味。
　　那是放暑假的时候。我本打算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更多的教些课，打些工，挣些钱。却不料日本8月份放暑假的并不只是大中小学。前一年的暑假我回北京了，所以不了解这个情况。
　　7月底，先是几个搞日中贸易的公司职员－－我的学生－－来向我请假，说是8月份他们都要回老家度假，中文课上不了了。
　　紧接着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8月份的假期之后，他要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所以中文课就到此结束。
　　我一想，不好！这么一来，8月份我就要少掉两笔收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律师先生竟然也来凑热闹。他倒不是因为要放暑假，而是因为突然到手了好几件十万火急的案子，任务又重又急，8月份只能停课，以后的情况“到时候再联系”。
　　天哪，又少掉了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情况严重起来。
　　算了算，我唯一的后路只剩下岛本和味道园了。岛本那里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三万块钱总是可以保证的。而味道园，我只要每天照着八小时给它拼，一个月下来总能捞到个十万吧。
　　这口气刚要松下来，突然又听说味道园8月份也要放两个星期的长假。连味道园也放暑假？！我的鼻子都气歪了。这不是成心砸我的饭碗吗？这下在味道园也只能挣到四五万了。8月份满打满算也只能得到八万左右的收入。要在住“鸡笼小屋”那会，这些钱倒是绰绰有余了－－那时一个月连吃带住连五万也花不了。可现在呢，我“家大业大”啦！
　　立刻把搬来以后几个月的所有水电，煤气，电话，健康保险，报费，房租之类的发票全翻出来，要看看光这一切每个月究竟需要多大开支。拿出电子计算器一个月一个月地算下来一看，光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玩艺儿，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块。如果在吃饭，交通，洗涤等方面拼命勒一勒的话，一个月八万块总算可以将就过去。
　　算完帐，心里又稍许踏实了一些。同时也后悔自己以前太缺少思想准备，好象谁一旦跟我学上中文，就会从此管我一辈子似的。结果每月除了往银行存几万块钱的学费以外，别的全都这一笔那一笔地置家置掉了。骂了自己半天笨蛋，这才想起应当给岛本挂个电话，把这一系列遭遇对她说说，或许她还能帮我找一个一星半点儿的出路。
　　电话打通了，刚说了一句：“我的另外几个学生8月份都要放假，”就听岛本在对面接了茬儿：“我也正想请假呢。”我脑袋“轰”地一声，在一片耳鸣声中听见她还在说着：
　　“两个孩子都从北海道放暑假回来了。家里的事特别多，晚上没法儿上课。星期天白天的中文课呢，我正考虑把它改成英文学习。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不错的英文老师。所以，从9月份开始，咱们的中文改为每周只上星期二晚上一次怎么样？8月份就先作一个月的暂时休假，好不好？”
　　是啊，大家都放假了，而我却失业了。我没法怪罪他们。因为学不学中文，本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可是学生们不来上课，当然也就不会向我这个老师交学费。那么，我拿什么去交房租，吃饭，上学呢……
　　由此我便想到了中国的铁饭碗。你能干也好，不能干也好，甚至你干也好，不干也好。国家都保证叫你生活得下去。可在这里，全凭一个“干”。你不光得豁出命去干，还得看有没有你的“英雄用武之地”。否则的话，你活不活得下去，饿没饿着肚子，别人管得着吗！
　　清楚地记得一次在电车上，看见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一路用中文说着颠三倒四的疯话。一看就是个抱着过大奢望来到日本而却被残酷的经济困境逼疯了的中国人。当时我还很看不起他呢，“堂堂一个男子汉，这么没出息。跑到这儿来丢中国人的脸！”然而此时此刻，我竟也真的有了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这个月的收入只剩可怜巴巴的五万了。好在银行里的那点学费可以先拿出来“填坑”救急。问题是，那并不是长久之计。过了8月还有9月，10月……一个学生的课停掉了，岛本的课时减了，田村早已远走他乡，律师先生今后或许就一直忙下去，而9月份一旦开了学，想满打满算地在味道园端盘子也难以做到了……收入成了大问题。
　　那几夜几乎全是瞪着眼睛瞪到天亮的。玩命地绞脑汁，差不多快要象伍子胥似的一夜之间急白了头。琢磨着如何能找到新的工作，琢磨谁有可能帮助我。
　　要找工作就得求人。我先是给一位曾在日中友协任过职的先生打电话，想得到他的帮助。没想到他已经搬家了。于是我又给一位向来对我很关心的东洋大学老师打电话，结果说是出去旅行了，要到开学前才回来。只好又给一个曾跟我关系不错的中国餐馆的老板娘打电话，但是左拨右拨拨不通。我索性亲自到店里去找她。不料迎头撞见的却是贴在门上的出卖店铺的告示，她破产了。明明几个月前还神气活现地做着买卖，怎么转眼之间就垮掉了呢？我问隔壁的老板，回答说不知道，并连连地摇头叹气：
　　“唉唉，难哪！在这里作生意太难啦！挤得没有活路呀！”又指指不远处一幢五层的楼：
　　“那里有一个出版公司，知道不知道？”
　　“不清楚。”我说
　　“前两天那家公司的经理上吊自杀了，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夜里。”
　　“为什么？”
　　“负债太多，公司要垮了，还牵连到很多其它的公司。他在自杀的遗书上写着，死后可以得到一亿几千万的生命保险，叫公司的人拿这笔钱去还债，拯救这个公司。”我不能再听下去，怀着一颗冰凉的心往回走，一边不住地想着：究竟是他(她)们太软弱了呢，还是这个世界确实太黑暗，根本不给人以生路呢？
　　后来我又给安藤先生，川崎等熟人打了电话，但心里仍然感到空空落落，一片渺茫。仰望着天花板，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冥思苦索：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想起以前曾听人说过什么写自我推荐信的事－－翻遍全东京的电话号码簿，把所有搞日中贸易或日中关系的公司名称全记下来，然后一封一封地给他们写信寄相片，毛遂自荐。据说运气好的，还真的捞到了待遇不错的翻译工作。虽然命中率很低，但也不妨试一试看。
　　我猛地又来精神了，马上坐起来起草自荐信。老王卖瓜，胡吹了一通之后，又翻电话本，胡乱地抄了几个公司名字，把信发了出去。心里却明白地知道，我这个瞎猫是撞不上死耗子的。
　　翻电话本倒叫我想起了旅游公司。那些专搞中国旅游的公司需不需要口译和异游呢？我知道去这种公司需要有人介绍并经过面试的。可我找谁给我介绍呢？
　　学生们一“罢课”，我的日子变得难熬之极。学校放假，白天已经够闲的了，而到了晚上又猛地失了业，既无中文可教又无盘子可端，整日游游荡荡，迈着四方步还觉得光阴打发不完。本来“有时间”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我眼下的这种“有时间”是被强加到头上来的，更何况是付出了金钱的代价的，因此分分秒秒都伴随着精神的痛苦。我读书，读不进去。写东西，写不出来。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却偏偏不想找人交谈。呆着，想走动走动。走着，又想躺下。屋子里静得烦人，一开收音机－－甭管是以前多少爱听的曲子，一听立刻感觉吵得受不了。电视机更是绝对不看。不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不知道困，却又总也打不起精神。脑子里似乎在想一千个一万个办法，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只是在等，等，等。心里似乎是冰凉冰凉的，一切随它去，听天由命；却又仿佛是火烫火烫的－－工作，出路，整日在烤我，煎我。
　　不过三四天的功夫，我觉得象是过了一个世纪。收入一没有，竟连日子都不敢过了。只要一开灯，一拧水龙头，一点煤气，一买东西……都立刻会想到“钱”，我正在一点一点地挖学费，我的宝贝学费呀！不行，我得干，我得挣，我得找差事。无可奈何，我还得打电话求人。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老同学。她也是搞音乐的，比我早来日本几年，因母亲是日本人，现在全家已经在日本定居了。我还是在来日本之前得到过一个她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她一听说我有困难，立刻深表同情：
　　“那滋味我尝过，知道。你先别着急，需要钱的话，我先借给你。”
　　“钱不需要，就是想找事。”
　　“当然，我这就帮你去打听。我以前干过一阵儿舞蹈伴奏，后来教上钢琴那个工作就不干了。我马上打电话去问那个舞蹈老师，看她那里缺不缺伴奏。这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教中文的工作的话……”
　　“那个我也帮你去问。我丈夫前一阵儿在日中友协教过一段时间中文，不知道现在那里怎么样。过两三天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你结果。”
　　三天之后，我又给她打电话。
　　“舞蹈老师那里，我打了几次电话她都不在。她儿子说她最近正忙于什么舞蹈学校建校多少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天到晚有活动。不过我再接着给她打电话，一定找到她本人。中文的事不太好办，人家现在有老师。你难道非教中文吗？笔头翻译怎么样？”
　　“有吗？”
　　“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搞什么杂志的人，听说他那里目前需要搞中文笔译的。”
　　“我从来没干过，不过不妨试试看。”
　　“好吧，那我把那个搞杂志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他叫大谷，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光有一张他的名片。”
　　第二天，我就跑去找这位大谷先生。
　　大谷先生是个七十过半的小老头。头发虽然全白了，人却精神矍铄。讲话声音很大，在椅子上一会儿也坐不住。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日文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干吗到我这里来？”老头挺直。
　　“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有信心。”
　　“好吧，那你就先翻些东西看看。”
　　他的助手交给我一打小稿子，一看，全是介绍日本经济的，我二话没说塞进书包。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如果我们认为你这东西翻得不好的话，稿子就不选用，稿费当然也就没有。”
　　“这我知道。”
　　“怎么，看你好象不太高兴？”老头歪着脑袋盯着我。
　　“没什么，生活上有点小麻烦。”本来并不想说，话自己从嘴里跑出来了。
　　“哦？有什么困难？”
　　既然他问，我就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
　　“嘿，真够呛！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偏偏想跑到日本来，不知道日本生活没你们那边舒服吗？”
　　“知道是知道……”
　　“那你现在怎么办？吃饭的钱有吗？”
　　“暂时还没问题，如果尽快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话。”
　　“比方说，什么样的工作呢？”
　　“教中文。”
　　“学生不好找呀！”
　　“大谷先生，您认识旅游公司的人吗？”
　　“唔－－倒是有一个朋友，你为什么想去旅游公司呢？”
　　“听说收入很好，而且我现在放暑假，正好整天没事干。”
　　“这样吧，过几天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临走前，我对他拜了一遍又一遍，真希望大谷老头能给我一根救命的稻草。
　　两天之后的晚上，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我没法出去“迈四方步”，只好黑灯瞎火地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心疼电费，不敢点灯。心里七上八下地全是工作的事。惦记着舞蹈伴奏的事不知怎么样了，也惦记着旅游公司的事有否希望。实在弊不住，就又拨起电话来－－明明知道老打电话催是件不礼貌的事。
　　老同学一听是我，说：“我昨天又给那位老师打电话了，她还是不在，说是陪客人去大阪了，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倒是把你的情况跟她儿子讲了，可她儿子说他妈妈那里现在有三四个伴奏，听那口气好象不那么……”
　　又凉了，“这么说希望不大？”
　　“当然我还是尽量帮你争取，等她从大阪回来以后。顺便问一句，你弹过芭蕾舞的伴奏吗？”
　　“反正我弹过舞蹈伴奏。”
　　“是基本功训练的吗？”
　　“训练的和排练的都弹过。”
　　“告诉你，这个老师就讨厌人家弹奏时看谱子，你即兴伴奏怎么样？”
　　“反正，我给她干两天她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我就这么对她说。”
　　老同学的确很热心，然而我还是感到了莫名的绝望。犹豫了一下，拨响了大谷老头的电话。
　　“啊，是我是我，你怎么样，已经把那篇稿子译好了吗？”
　　咦？他把我的大事忘了。
　　“正在弄，弄完立刻给您送去。”
　　“不着急不着急，下一期刊的稿件已经齐了，你慢慢来。”
　　是啊，你不愁稿子我却愁钱哪！
　　“大谷先生，旅行社的事……”
　　“哦！对了，还有这么一回事呢。唉，人老了……”
　　我顿时全蔫了。
　　“这次一定不忘，你不用担心，一定不会忘了。”
　　“那么谢谢您了。”我正想把电话挂断。
　　“正在家里作什么？看电视吗？”看来他还想跟我聊聊。
　　“哪里看得进去，愁都快愁死了。”
　　“唔－－”大谷先生长长地沉吟了片刻：“我说，你这位青年朋友，”电话里他的声音突然扬了起来，“不要发愁，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今年七十五岁了，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钉子都碰过，还不是过来了。困难，总是暂时的，一定会过去，要相信这一点。你们的毛泽东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大谷先生的话这时突然变成了慷慨激昂的中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知道吗？要提高勇气，勇气！”
　　我的眼框一下子湿润了，两行温暖的泪扑簌簌滚过脸腮。大闷了几天的心，头一回感到了一丝畅快。放下电话很久很久，大谷先生的声音还停留在耳边。光明，勇气。静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暗暗地身上仿佛又生出了力量。
　　第二天突然接到一位姓方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也是个从北京来的自费留学生，只是他的保证人对他就象亲儿子一样，不仅包了他的吃，住，学费，甚至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供职。
　　“喂，你最近有空吗？”他在电话里问我。
　　“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空。”
　　“那太好了，帮我代几天课怎么样？”
　　“代什么课？”有活儿干，还能不高兴！
　　“教中文，教英文，教唱歌儿。”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寺院搞慈善事业，组织附近的小学生们每周搞一次学习性的娱乐活动。他们需要一个老师组织那群小孩儿唱唱歌，跳跳舞，学几句英文，再说几句中文。我想到你正好会弹钢琴。”
　　“你为什么不教了呢？”
　　“不是不教，是公司派我去北京出差，大概9月份回来，所以请你代课。”
　　“代课倒可以，可是我的英文很差。”
　　“没事，那儿全是小毛孩子，你一次就教一句英文，一句中文就足够了，他们光知道玩儿。”
　　“一次教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五千块钱。8月份你如果全代下来的话，我这两万块钱就归你了。”
　　“地点呢？”
　　“很远。不过，第一次我请一个叫崎上的人带你去，这份工作起先就是他介绍给我的。我一会儿打电话联系。你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可以？”
　　“什么可以，惨透了，都快揭不开锅了。”
　　“有那么严重？”
　　“不骗你，教的几个学生……”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
　　“那你现在怎么办？”
　　“四处求人再找路子呗！宝，难透了。你那里要是再说什么……”
　　“别提啦，我保证人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急得要命。要不怎么风风火火派我去中国呢。”
　　“为什么？”
　　“日元升值。你不是也知道吗？这下可好，日本的产品往中国推销不过去了，谁买你这么贵的东西！结果呢，靠这个买卖过日子的日本贸易公司全都吃不了兜着走了，一赔再赔。最近就因为这个，破产的日本公司一个接一个。我们公司现在敢快玩不转了。万一真的一倒台，我的保证人就全完了，那我也就没戏了。所以我现在也急得要命。”
　　“叫我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英文那么好，俄文那么棒，日文也不赖，中文当然更不用说，有这么多的本事找个饭碗还不容易。”
　　“会几门外语算什么？在日本，懂英文的人多得得用簸箕撮，谁要你这个中国人？俄文，没人用俄文。象咱们这种人，在这个鬼地方，每天能踏踏实实有碗饭吃就念阿弥陀佛。那些真有本事的人哪象咱们这副穷酸相。”
　　“真有本事的？”
　　“比方说会画国画啦，会刻图章啦，这就不得了了。你认识G吗？”
　　“谁是G？”
　　“咳！国画大师的儿子嘛。日本人也不知为什么那么买他的账。我想他要是在中国，顶多也就是个二三流画家吧。到了这儿可不得了了，大笔一挥就是好几十万，个人画展不知开了多少次了，肥得不能再肥了。还有个C，知道吗？”
　　“不知道，谁呀？”
　　“你怎么谁都不知道，这是个无处不存在的人物嘛。他的爸爸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
　　“那么他自己呢？”
　　“他是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弟子呀！他要不是因为有那么个老子，平山郁夫能收他当徒弟？！这下，他可如虎添翼，不可一世喽！我还知道个刻图章的，”
　　“你怎么谁都知道。”
　　“听呀，这个人起先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普普通通一个职员，什么'家'也不沾，什么'名'也没有。到了这儿，你猜怎么着，成了大书法家，大篆刻家了，你说新鲜不新鲜！他的字儿，篆刻要是搁在中国，有谁希罕？”
　　“这就叫本事呀！他以前能刻刻图章，字也能凑合写写，在国内时通过不知什么微妙的关系认识了现在他的保证人。这位保证人是想通过他来发大财，于是就在日本拼命为他作宣传，拉客户，要大价钱，这么一来二去的他就被抬起来了。他到日本后一天工没做过，连日本语学校都只上了一半就退学了，干什么？整天刻图章，写字。起先是保证人交他的定额，到后来，他的翅膀也硬起来了，一个月就是几百万，富得连许多日本人都干瞪眼……”
　　真是天上地下呀！几天之后，小方说的那位崎上先生带我去寺院。路非常远，左换车右倒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坐在寺院那高级而又现代化的会客室里等呀等呀，本来说学习是从5点半开始到7点，结果一直等到6点半还没见一个孩子来。去问寺院的住持，她也闹不清怎么回事。派人去找了半天，回来说，好几个孩子都随父母去外地旅行度假了。
　　这一趟就这么白跑了。第二个星期又去，结果又扑了一场空。于是我便知道，那两万块钱又不翼而飞了。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崎上先生，一个在日本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仍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人。这位先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对人却格外热心。他一听说我急着找工作，就主动表示愿意尽力：
　　“你别着急，这种事得慢慢来。我有一些挺不错的朋友，我帮你去向他们打听打听，有了消息马上给你回话。”
　　尽管那成功的希望渺茫到了几乎不存在，可听到有人肯向我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一筹莫展地时刻，心里总是暖暖的。
　　后来，我就常常给崎上打电话：“喂，有好消息吗？”
　　他也从来不烦：“很抱歉，还没有呢。给好几个朋友都打过了电话。他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还在别的地方度假或出差。你别着急，啊，心里烦躁对自己没好处，要想开，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
　　其实，直到最后崎上先生也没帮上我的忙，但我那时就象一个身负重创急望止痛的人，即使找不到麻药，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便会觉得那“疼痛”真的好象减轻了许多。
　　从大谷先生那里拿来的稿子很快就译出来了。日译中我是不怕的。我拿着它到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去。
　　大谷先生自己读不了中文，所有的中文稿件他都要请几位“中国秀才”(大谷先生的话)看过之后再决定。
　　“旅行社的事，我问过朋友了。”大谷先生对我说，“但是据他讲，他们不大喜欢使用中国人。说是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就尽想往自己家里跑，工作不踏实。所以他们更喜欢用懂中文的日本人，日本人工作起来向来卖劲。”
　　又完蛋了！我丧气地想。
　　“不过呢，”大谷先生接着说：“我反复说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你。所以他答应叫你去一趟。”
　　“谢谢您，我什么时候去呢？”
　　“我这个朋友的工作也很忙，具体时间很难定，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
　　“太麻烦您了！”心里出现了一丝光明。
　　“你呢，情绪好一些吗？”大谷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好一些。”
　　“对嘛，青年人不要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又来了！
　　“大谷先生，您为什么会背毛主席语录？”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呀！”他自豪地说。
　　后来才知道，大谷先生确实是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政治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同情中国的革命。战前战后，文革前文革后，他频繁地往来于日中之间，并且曾十分积极地学习过毛选。
　　那天在大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回家时因为刚好同乘一辆电车，所以随便聊了几句。
　　“你是官费生吗？”我问他。
　　“对。你呢？”
　　“自费。”
　　“自费好哇！”
　　“为什么？”
　　“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可我还直羡慕你们官费生呢。”
　　“官费生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用为钱发愁，操心呀，全由国家包了。”
　　“那点钱能算钱吗？”
　　“多少钱？”
　　“象我这类的(指官费生的种类)，一个月才七万。”
　　“可是不包括学费和房租水电，对不？”
　　“对，可是七万块够什么？”
　　“天，这真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晓得我们的日子有多难吗？”
　　“难什么？你干不就得了。日本遍地都是工作，随便找个干干一下就是好几万。”
　　“哪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以为我想干什么就能干得上什么吗？再说我还得上学，一个星期只有七个晚上能做工……”
　　咳，他们哪知道我们吃的苦，发的愁呀。真叫“话不投机”！
　　下了车没有直接回家，想到丰岛区的区立图书馆去看一看。结果在大门口撞上了以前日语学校的同班好友小郑。意外的相遇使我们俩高兴得要命。
　　“你怎么这个时间还在街上逛？没去打工？”她问我。当时已经快6点了。
　　“我们店休假两星期，快把我闲疯了。”
　　“走，上我家好好聊聊去，好长时间不见了。”
　　“你也不打工？”
　　“我呀，咳！找工作找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使劲一拽我：“走哇，别站着不动，去我家。”
　　“连洗碗的工作也找不到吗？”
　　“说的就是嘛。我不愿意端盘子，也干不了。”
　　“洗碗的工作会找不到？”
　　“骗你干嘛。”
　　“这种工作按说不难找吧，满街都是饭馆。”
　　“谁不是这么说呢，可我的运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问了不知多少家店－－当然是离我家近的，太远了跑不起－－说来也怪了，明明在门上贴着招工要人，可我进去一问，回回都是，人家一下子就给我顶回来了'不要！'我直纳闷儿，是不是我的日语发音太差呢？可我还没说什么话呢，不至于刚张嘴就露馅儿吧。后来，我琢磨过来了。”
　　“因为什么？”
　　“长的不好。就因为这个。”她指指自己的脸蛋。
　　我不由得打量了她一眼：短头发，戴眼镜，干瘦干瘦的－－记得她以前好象没瘦到这种程度。
　　“不会因为这个吧？”我说。
　　“就因为这个。他们日本人特看这个。尤其一个女的，要不你得年轻，别超过二十五岁；要不你得漂亮。象你就比我强多了。”
　　“你不会化妆吗？”
　　“是化妆了，也不行。简直都快气死我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干脆不想去找了。”
　　小郑的母亲是日本人，她们是全家一起迁来的。现在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负担。她父亲在国内是个高级工程师，可来到这里只能找些临时性的工作干，常常失业。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我又问。
　　“嗯，去年夏天从家里搬出来的。家里住省是省，就是地方太挤，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就出来了。”
　　“房租多少？”
　　“一万七。”一听价钱就知道那房子的模样了。
　　“那么房租是向家里要了？”
　　“爸爸每月给我们姐妹每人三万块钱。唉，爸爸一个人负担太重了。我姐姐身体不好，打不了工。我呢，死活找不着，妹妹还算不错，混上了一碗饭。”
　　我们顺着春日大道一路朝西走。
　　“你每天都到图书馆来？”
　　“每天。图书馆多好，有书，有资料，有冷气，还有桌子椅子。我那屋子呀，你去了就知道了，什么都没有，又小又闷。”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笑了，“前几个月我也住着那样的房子，兴许比你的还差。现在住的是强多了，就是开支大得活活能把人压死。”
　　说话来到一个超级市场门口。
　　“你也没吃饭吧？咱们买点什么到我那儿去做饭好不好？”她说。
　　“你每天在家都吃什么？”我知道她那间屋子是做不了什么饭的。
　　“咳，我可简单。天天吃面包，最便宜的那种。还有一阵儿地天天吃豆腐，上午吃半块晚上回来再吃半块，倒上酱油，又好吃，又营养，还便宜。”
　　怪不得她瘦成这个样。我尽管穷，还不至于一天只吃一块豆腐呢。
　　“不要做饭了，我知道你没钱。咱们今天也吃豆腐，好不好？”我说。
　　“那哪儿行，好容易来了稀客。我也要借机会解解馋哪。”好不由分说地走进了商店：“你喜欢吃什么？爱吃肉对不对？”她直奔肉柜台而去，我急忙拉住她：
　　“我在家每天吃肉，今天就想吃清淡的，就想吃豆腐！”
　　她认真地看了看我：“真想吃豆腐？那也不能光吃豆腐呀。别的呢？买点儿什么菜？”
　　我完全清楚她的屋子是不具备炒菜条件的，却不好点破她，就说：“一弄菜，咱们就没时间说话了。今天就简单点儿，求求你。有现成的方便面买两包算了。你把我当成客人，我倒不好意思去了。”
　　她看我说得恳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便买了一块豆腐，两包方便面，又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包香肠。我们走出商店。
　　叫她这样一个平均生活费用每天不能超过五百块钱的人为我破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空着手作客。已经到了她住的简易公寓门前，她正往里走，我对她说了一声“我回头就来”，便扭头往路口一个小水果摊跑去。掏出钱包一看，一共只有三百五十块硬币。我便拿眼睛搜寻三百五十块以下的水果。看来看去，不是太贵，就是太差。忽然看见四个一包的苹果还不错，正好是三百五十块钱，便对卖水果的说：“我要那包苹果。”他给我把苹果包好递上来，我把手里的硬币倒向他的掌心。刚要走，他喊住了我：
　　“对不起，还少十块哪！”
　　“什么？不是三百五十块钱吗？”我奇怪地问。
　　“可您这是三百四十块呀。”
　　不可能嘛，刚才明明看了是三百五十。他一个硬币一个硬币重新给我数了一遍，的确还缺十块。
　　我急了，钱包里已经再也没钱。我蹲在地上仔细地寻了半天，也没把那可恨的十块钱找出来。脸上烧得恨不能钻地缝，后悔出门没多装几个钱。没办法，只好又把到手的苹果还给了卖水果的，换了一小堆酸葡萄捧到小郑住处。
　　坐在光光的榻榻米上，两个人就着一只小锅吃了面，又就着一只碗吃了酱油拌豆腐(小郑屋里只有一只小锅和一只碗。调料也只有一瓶酱油)。肚子里半饱不饱的，我们便边嘬酸葡萄边聊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她还有过更狼狈的日子。有一个月底，家里给她的三万块钱花光了，知道家里也没钱，她不好意思开口再要，硬是一连四天没吃饭。
　　“你居然能撑得下来，我真服了你了！”我说。
　　“不撑怎么办？那一阵儿我爸正失业，姐姐又病着。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吃。”
　　“吃什么？”
　　“一饿就喝咖啡。刚搬来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瓶咖啡，我不喜欢喝，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动。后来，身上连一分钱都翻不出来了，就想起这瓶咖啡来了。”
　　“喝咖啡管饱？”
　　“多少好一点儿呗。可是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去上学，刚一下楼梯就栽倒爬不起来了。”她的眼圈儿红了，停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那时候为了找工作，你知道我都快急死了。到处碰壁。三十岁的人了，找不到工作，还得叫爸爸拿钱养活着，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为这个，连上大学都不敢想－－不能再叫爸爸替我交学费呀。有一回逛书店，随手翻到一本杂志，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说是你如果想使自己的某个愿望得到实现，就缝一个布娃娃，在布娃娃的肚子里塞上一张纸条，写上你的愿望。然后就天天晚上抱着那个布娃娃睡觉，睡上三个月，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其实，这种骗人的玩意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可我当时居然就鬼迷心窍地信了。回家真做了一个布娃娃，并且写了一张纸条塞在里面。纸条上写着：马上找到一个月能挣十二万的工作。我天天抱着布娃娃睡觉，整夜不敢撒手。一直这么睡了四个月。”
　　“后来呢？”
　　“后来你不是看见了，连个两万块钱的工作都没找着。气得我把那个娃娃烧掉了。打那儿以后，什么邪门歪道我也不信了。在日本，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特多！”说着，她又笑起来。
　　“找工作的事，找找停停是不行，得坚持。干任何事最忌讳自暴自弃。”我倒劝起她来了。
　　“是啊，我妈也说我。这不，最近我又开始找起来了。既然餐馆之类的事不合适，我打算试试别的。那天看见邮局在招送信的，我正考虑呢……”
　　与小郑相遇不久，味道园的暑假结束了，我晚上终于又有事可干了。然而其它方面的情况并没有丝毫进展。交纳房租，水电，煤气，电话费的日期却在一天一天逼近。我去银行取钱，看着存折上那位数本来就不高的数字，想着这样下去也维持不了多久，心里真是冰凉而又沉重。出路到底在哪儿？希望到底在哪儿？困境何时才能摆脱呢？……
　　焦急忧虑地度过了好多个日日夜夜，9月份眼看就要来到了。我急不可耐地又给大谷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旅行社的事有否结果。
　　“我最近太忙，”大谷先生在电话里说：“你若有时间干脆自己去那个公司跑一趟问问吧。去了就找公司的经理，他是我的朋友。”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
　　“你去完那儿再顺路到我这儿来一下，谈谈你的译稿问题。”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大谷先生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那家旅游公司。经理在是在，只是正忙着，似乎抽不出空来跟我谈话。一位中年办事员问我找经理有什么事，我便把自己的愿望简单地讲了一下。
　　“这事恐怕不好解决，我们公司现在不需要中国人作导游。当然你还可以跟经理再谈谈。”
　　一听这话，我便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又想到眼下已快到9月，就算人家给我这份美差，开了学我想干也还是干不了。可是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这里，什么都不说就走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等着，等着，一等等到了日头偏西，肚子已经咕咕乱叫了，更要命的是去味道园打工的时间已经晚了。坐在那里，走不是，不走又不是。心里盘算着打工迟到四十钟少挣多少钱，迟到九十分钟少挣多少钱……越算越烦。
　　经理先生总算露面了：
　　“大谷先生对我谈过你的情况了。可是很遗憾，我这里现在没有工作能给你做。旅游的大忙季节是8月，你如果6月份来的话，倒还好商量，可是现在都9月了。另外呢，”他忽然把话停了下来，手指敲着沙发扶手，象在想什么，然后咳嗽了一声，接着说：“我听说你是自费留学生，以前在中国没有专业学过日语，对吧？我们这里以前用过的中国留学生－－不过我们一般不用－－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些人来日本之前都有过好几年的专业日语基础，并且有过带旅游团的工作经验。从工作能力讲，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手指头又开始敲沙发扶手：“你嘛……还可以找找其它方面的工作嘛。导游这个工作，你知道吗？要求是比较高的……另外，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开朗的人，这种性格作导游不太合适。我们的客人不喜欢不爱说不爱笑的……”
　　他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心灰意冷到了根本不想开口争辩的程度。我站起来向他彬彬有礼地告辞－－脸上确实没有笑容－－匆匆向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奔去。一路上我都在不服气地想着：自费生又怎么样？以前没专业学过日语又怎么样？难道就命中注定该比他们矮一截儿？说我不是开朗的人，真笑话！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肚子咕咕叫，还笑得起来吗！
　　本以为大谷先生叫我去商量译稿是意味着那篇东西通过了，没想到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
　　“很抱歉，这篇稿子我们不能用，你拿回去吧。”大谷先生把一只装着我的译稿的大牛皮信封交给我。
　　“为什么？”我觉得意外极了。
　　“据说有不少词翻得不准备。再说这是一篇论文，不能译得象那种随随便便的说话。”
　　这可是我认认真真翻出来的东西，怎么给我带来了这么可怕的结论呢？我着实有些接受不了。
　　“这是谁说的？”我口气生硬地问。
　　“一个专家，北京大学来的专家。他可是个有经验的先生哟！”
　　既然是“北京大学”的，又是“专家”，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来，就连大谷先生门下的这条羊肠小道(凭翻几篇文章在国外本来就是糊不了口的)，在我面前也被彻底堵死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心头“腾”地现出了这么漆黑漆黑的八个特写大字。
　　“不过，我知道你最近十分困难，”大谷先生又说：“刚才我的朋友也来电话告诉了你去他那里的情况。因此，虽然你的稿子我们不用，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些报酬。这五千块钱，虽然很少……”
　　我穷！我难！我走投无路！可我凭白无故要人家五千块钱干什么－－既然我的译稿分文不值！一股难以压抑的极强极强的东西突然从我胸口往上冲。
　　我推开大谷先生拿着钱的手，想说声“再见”都说不出来，弯腰鞠一大躬，飞奔而出。刚一踏上电梯，便开始“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发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马路上，流泪；站在月台上，流泪；坐在电车里，还流泪。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干脆不管不顾地任凭眼泪肆意流淌，甚至连擦都不擦。随人家看，随人家说，随人家笑。什么面子不面子，这种时刻还管它什么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连味道园也不去了－－一头扎进房门，更是惊天动地地大恸起来……
　　这确实是我留学日本以来情绪最糟的一天，在这两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还从没象这个8月似的一连碰这么多的钉子。但是，我哭，绝不是因为悲观，失望，而只是因为我不能服气。
　　哭到眼泪一干，心仿佛也横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团没用的该扔的垃圾。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没有人了解我，需要我，支持我，帮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块铁，一块钢，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铁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边寒鸥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曾多次到过中国。我来日本后，曾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过：“今后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尽力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没跟他联系过，以至于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翻找渡边先生的电话号码。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地翻。从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从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终于从一个旧通讯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边想都没想就扑向电话机，拨完号码，那头的电话已经响了，我这才看见表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这个时间打电话太不礼貌了。刚要把电话挂掉，那头有人接了：
　　“喂，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是渡边先生家吗？”
　　“是呀，您找谁？”
　　“渡边先生在家吗？”一边这样问，心里却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礼貌。
　　“他今天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回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您是渡边先生的夫人吗？”
　　“对。”
　　渡边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会上见到的。
　　“您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我跟渡边夫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并且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近来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全对她说了。她听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来以后，我马上把你的事告诉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电话铃的响声。谁这么大老早给我来电话呢？一拿话筒，吓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边寒鸥，早上好！”
　　居然这么快，真是没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经考虑了几条帮助你的方案，需要你来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吧，有空吗？”
　　“有，有。”晚上本来是要去味道园打工的，但是事到这一步，那五千块钱扔掉也值了。
　　没出半个月，渡边先生就从他自己的大群弟子当中亲自为我招来近30名学生，组成了两个中文学习班，并且把他给学生上课用的书法教室也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我……
　　9月清爽的秋风，终于将8月份阴郁的愁云驱散得一干二净。
　　我又变成了一个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学，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园一个星期只能去一个晚上了，因为我不光要教两个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贸易公司的四名职员，还要教岛本，另外还有那位律师先生－－九月中旬一过，他就迫不急待地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恢复中文学习。
　　偏偏就在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同学给我来电话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总算给你联系上了。那位老师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到9点半的基本功训练请你去弹……”
　　大谷先生也来电话了：
　　“那篇稿子我们还是决定用，送来吧。另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专管接电话，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个月工资十万……”
　　安藤先生也来电话了：
　　“一个《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想学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没空，只能在上午学，你怎么样？”
　　我想干，我全想干。可惜的是，我却没有时间了－－白天，我得老老实实去上课。
　　为什么我闲得发慌时，什么好事也不来找我呢？
　　为什么在我忙得要命时，这么多好事全一块跑来叫我干瞪眼呢？
　　你说，这世界上的事情气人不气人！

　　　　　　　　　　　　——尾声 写在阳历除夕之夜——

　　很远很远地，隐隐约约的，好象飘来了午夜的钟声。回头看看钟，时间刚过零点。我把伏在桌子上的身体直了起来，双手高举着伸了一个懒腰，大声自言自语道：
　　“啊，已经到1987年了。真快！”
　　这便是我的除夕夜(日本只过阳历年)。孤零零的木板屋子里，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盏盏幽幽的台灯。脚下烤着一只六百伏的电炉。眼前摊着一沓子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纸。房间里又冷，又暗，又静。找不着一个人来跟我聊天，更吃不上一顿高盘满盏的年夜饭……独自在海外生活本来就是寂寞的，而到了过年，那寂寞感就更添几层。
　　算起来，这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三个除夕夜了。
　　第一个除夕夜，我是在味道园通宵干活儿干过去的，儿乎就忘了那是在过大年。
　　到了第二个除夕，原本也想那么干活儿干过去，却不料老板说话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都在家里吃饭团圆，店里没有顾客。既然赚不了钱，还不如年三十不营业。”
　　我真佩服他的会算计，可同时也不禁发起愁来，大年三十叫我一个人在四面透风的“鸡笼子”里熬着，那如何受得了呢？跟我不错的中国朋友，要么在日本有家或有亲戚，要么得打工，反正人人都有去处。我去找谁呢？到所认识的日本人家去过年三十吧，自己心里又不愿意。觉得过年就应当是家庭团聚，我不想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时候，东洋大学一位教授向我发出了邀请：“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吧，顺便也教我妻子包饺子。当”饺子师傅“？那倒行！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接着就到了今年，干脆连请我去当“饺子师傅”的人也没有了。只好独守孤灯。
　　在中国，过年是件热热闹闹，大红大绿的喜事。家里红火，街上也红火。放鞭炮，逛大街，买年货，拜年……人人喜气洋洋。可日本正相反。过年时，家里既不红火－－顶多就是吃吃清淡的年夜饭，看看电视，街上更是冷清。店铺关门(只有极少数营业)，行人稀少，无声无息。互相既不拜年也不串门，只是礼尚往来地寄寄贺年片。平常那么热闹的一个东京城，一到过年这几天，简直就象死了似的，一丁点儿活气也没有。
　　在国内时，最喜欢过年。喜欢那种气氛。挤汽车，挤菜场，排大队，冻鸡冻鸭冻肉大筐小筐地往家拎，切呀，洗呀，收拾呀，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饭桌旁忙来忙去，过节几天不是你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你……忙！比上班还忙！却痛快。在这种忙乱热烈的气氛中体会着生活的乐趣。
　　出了国，便也失去了这种乐趣。过年没得可忙，没得可热闹，甚至想买个东西都买不到。早上起来，一看大米吃光了，赶快跑出去买。嘿，粮食店关门，面包铺关门，到处全关门。走了好远好远，才从一家杂货铺买回来几包方便面。可恨！这叫过的什么“年”！
　　忽听窗外寂静的马路上传来了清脆的木屐声。拉开窗帘，看见一对身穿和服的老人正“得得得”地从路上走过。深更半夜，他们还要到哪里去呢？哦，我一下子想起来，他们一定是到明治神宫许愿去的。
　　我曾听人讲过，每当新的一年刚刚降临的时刻，许多日本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到神社去为新的一年许愿。一到每年正月初一的清晨，东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宫都会长龙般地聚满前来许愿的人们……
　　我这个人不信神，也从未许过愿。可是今天，我却觉得心里有一股深深的祝愿，想要寄托给冥冥的苍天。我立刻抓起大衣披在身上，锁好了门，朝着车站，不，是朝着明治神宫急步而去。
　　我要祝愿亲爱的爸爸重病痊愈，
　　我要祝愿亲爱的妈妈身体健康，
　　我要祝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稳步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要祝愿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屹立在世界东方……
　　雪，稀稀疏疏地，轻轻柔柔地从朦胧的夜空飘落下来，飘落下来……

　　　　　　　　　　　　　　　　　　　　　　　　 1987年1月3日
　　　　　　　　　　　　　　　　　　　　　　　　　　 于东京
作者: esha    时间: 2004-7-28 19:35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明天想要打印出来。喜欢看的。
去年或者在早点看过一个什么电视纪事片，名字一下忘了，拍了好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事，据说是历时几年拍成的，很是轰动，我是看一次哭一次，那份触动，唉。
祝愿所有在日留学生活的好好好。
作者: mint    时间: 2004-8-27 17:58
感动,支持一下,顶
作者: 星云    时间: 2004-8-27 18:42
下面是引用esha于2004-07-28 8:35 PM发表的 :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明天想要打印出来。喜欢看的。
去年或者在早点看过一个什么电视纪事片，名字一下忘了，拍了好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事，据说是历时几年拍成的，很是轰动，我是看一次哭一次，那份触动，唉。
祝愿所有在日留学生活的好好好。


那部纪实片的名字是——“我们的留学生活”
作者: 独飘零    时间: 2007-10-7 13:02
先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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