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仇恨扭曲之处播种宽恕

所多玛の意志

VT（维州理工大学）惨案发生后，我跟美国同事谈起这事，他们的反应是一面悲哀、困惑于人性当中如此巨大的黑暗和扭曲，一面很真诚地为赵承熙这个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没有得到更多、更有效的帮助而惋惜。从寻常百姓到媒体精英，美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缺失而自省。



在惨案当中后惨案之后举国上下为无辜受害的年轻生命伤痛的日子里，与枪杀者的罪恶形成巨大对比的，是人性里面美好一面的流露。惨案中来自东欧的七旬老教授挺身而出保护学生，惨案后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家长为受害者和家属祈祷、用语言和行动为他们受伤的心灵带来慰籍。“今夜，我们都是VT人，今夜，我们都是Hokie（VT球队名）人”，温暖人心的话语在网上的留言版和网下的标语牌上传递。看着这些被枪杀者视为道德沦丧的邪恶化身的美国大学生在手中所举的烛光之下流泪祷告，我突然感觉这些平时可能真的被惯坏而不太懂事的孩子在惨案之后似乎突然成熟了很多。


惨案发生后一个星期，媒体传出的一条“美国人将赵承熙也视为遇难者慰藉家人悲痛”的新闻在中文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国人深深为之感动甚至流泪。美国大学生们在为赵承熙而设的悼念碑前的留言确实令人动容：


“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美国人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悲哀、反思、自省。然而他们没有停留在消极负面的情绪之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在绝望里他们还有超越的希望。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性与心灵的问题。面对扭曲的心灵所带出的巨大的邪恶，宽恕和爱心绝对是件极端困难的事情。大学生们的表现自然让人联想起阿米绪人对另一个凶手的宽恕。面对邪恶，人的天然反应是以牙还牙，是伸张公义和报仇雪恨，而用宽容和爱心回报邪恶与变态，在仇恨扭曲之处播种宽恕，需要内心何等的勇气和力量！难怪一些国人有“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样的感叹。


赵承熙病态扭曲的心灵正与这种信仰的流露形成对比。赵在遗言中竟然把自己的死比作耶稣基督的死，没有什么比这更扭曲的了。赵承熙指责他的同学为富不仁、假冒伪善、只知享乐、道德沦丧。。。这些当然不完全只是他的臆想。然而面对人性的软弱和阴暗，赵承熙的回应是从愤世嫉俗走向自我封闭和自以为义，直至以自己毁灭他人生命的更大的邪恶来解决自己所感觉的社会不公和人性的缺陷。这种“替天行道”的冲动带来“愤青”式的人生态度，甚至带来像塔利班、本拉登那样的宗教狂热。宗教狂热也具有一种“信仰的力量”，但那是一种无比黑暗和具毁灭性的扭曲变态的心灵力量。以恶抗罪的“替天行道”带给人类的永远只是仇恨文化和怨怨相报的怪圈。耶稣同样降身在一个已经被人的罪性污染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接纳耶稣，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然而耶稣不但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且为伤害他的人担罪和祈求赦免。耶稣是一个为自己身边堕落的社会和文化伤痛哭泣的先知，一个为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付出无条件的爱和宽容的仁者。那个舍身救学生的老教授和那些努力要宽恕赵承熙的人，体现的才是基督的精神。


看着媒体画面上美国民众流泪祷告的镜头，我的心被深深感动，我心里的哀伤和阴霾渐渐被一种超越的盼望和平安代替。我想起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此情此景，这段古老的祷词向我的心说话。今夜，我愿意用她加入祷告的人群中，也以此悼念枪杀惨案的受害者和赵承熙：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

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

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

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


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

在舍去之时我们便有所得；

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白月光

感谢主，因主的十架，我们在这世界上还能这样有信心地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雪中梦旅

乱七八糟,解压的方法有很多种,为什么不向家人,医生,老师寻求帮助呢.为什么别人能很好的接受和面对生活,他却做不到呢.并且杀害了这么多的无辜的生命,绝对不能原谅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如果每个精神病都去杀这么多的人,大家都去同情的话,那谁对冤死的人负责呢.

所多玛の意志

宽恕是精神上的

刚刚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至今令人悲叹不已。4月21日，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操场上，33块纪念遇难者的花岗岩悼念石摆成一个半圆形，其中还包括凶手赵承熙的悼念石。美国民众认为赵承熙也是受害者。


看了这则新闻，很多人不禁要赞赏美国人的气度与宽恕的精神，进而联想到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做到这一步，记得有报道说，马加爵被判死刑的时候，云南大学居然有学生说“大快人心”，甚至有人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为什么我们在这方面和美国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呢？有人认为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缺乏宽恕的元素，而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提倡爱和宽容。我认为这种说法算不上是主因，因为说到传统文化，在中国和西方都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宣传“慈悲为怀”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而西方也不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这几代人究竟受过多少传统文化的熏陶？判断一个民族的特性，不能盲目的追溯太远。我认为，怜悯和同情心是人的本性，面对死亡，这种本性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如果我们习惯性的忽略它，一定是受到了一种强烈意识的影响，这种意识，就是斗争哲学。这种意识的典型表现就是把一类人划归为“坏人”，然后对“坏人”进行人格贬损，只要你是“坏人”，便“非我族类”，便不需要当“人”来对待，最后，造成了一种黑白分明的“我们”-“他们”的二元思维。使得“我们”对“他们”，完全丧失了怜悯的意识、宽恕的习惯。

在斗争哲学里，首先,“坏”阶级成分者和“坏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完全消失。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当然的“坏人”,而一切坏人又都是“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牛鬼蛇神”便成为统称各种各样“坏人”的标准语,它既非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群体区别的概念,也不是法律对罪犯的定义名词。但正是这样一种绰号式的比喻说法,却支配了人们对社会群体矛盾,尤其是“我们”-“他们”关系定位的思维方式。“牛鬼蛇神”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非我族类”。


其次,“坏人”遭受到彻底的人格贬损(devaluation)并被尽可能地非人化。这从对他们的动物化称呼可以看出,如“牛鬼蛇神”、“变色龙”、“小爬虫”、“狗崽子”等等。人格贬损和动物化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运用而已,而是成为支配人际相互看法和对待方式的潜在意识主导。例如,关押“坏人”的地方称为“牛棚”,这一名称往往导致为关押人犯专门寻找阴暗潮湿、窄小简陋的破房子,并尽量地限制人犯作为人的生存条件。人犯被随意地象展览动物一样拉到大街上去游斗示众,在“牛棚”中象牛马一样受到管制,与外界隔绝。他们任人蹂躏,剃“阴阳头”,抹“黑鬼脸”,挂牌,罚跪。


再者,无论是把坏阶级成分者等同为“坏人”,还是把“坏人”贬抑为“非人”,在这两种把人牛鬼蛇神化的过程中,阶级斗争意识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两种过程又都反过来要求阶级斗争意识直接为迫害性暴力提供合理依据。正是因为如此,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利益关系的解释完全变成了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ntagonism)。这种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黑白分明的“我们”-“他们”壁障。它要求所有属于“我们”这一阵营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奉献忠诚,并与“他者”誓不两立。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起关键作用的“我类”-“他类”区别本身就包含着具有贬损和迫害作用的暴力意识。把别人定为不如自己的“他类”,其中包含的贬损更反过来助长“我”“他”分类的意识。人格贬损不仅能加剧虐待和迫害,使之顺理成章,更使虐待和迫害者能时时处处为自己的失误从“他类”去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人格贬损和寻找替罪羊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替罪羊通常是从那些已遭人格贬损的人群中去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