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涅槃之八 七杀碑的故事

所多玛の意志

顺治初年，有吴兴某举人到四川顺庆府西充县做县令，这地方还算条件好，虽然野草是深了点，但总算有座破官衙给举人老爷住，而且老虎也不多。

    当时四川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老虎——那大概是自人类开化以来，华南虎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这样的幸福生活，如今动物园里那几位连婚姻自由都没有的“大王”，可是连想都不敢想了。野狗也成群结队，四出觅食，和蒙古草原上的狼群差不多。

    有官衙，少老虎，在当时的四川，这就算是好地方了。有的官老爷运气差，任所没有地方住不说，治下老百姓还没看见一个呢，先遇上几头老虎，把随行的人吃掉一半。

    所以这位吴兴来的举人老爷相当满意。举人老爷升级当了县令老爷，兢兢业业地招徕流亡。几个月后，当地渐渐有了烟火气。不过县令老爷也有苦闷，他和两个仆人每天三餐只有野菜下饭。因为总是吃菜，所以不但面有菜色，连眼珠子都有点发绿了。

    一天，县令老爷瞪着发绿的眼睛，在衙门后园的野草丛中散步，突然眼前一亮：嘿，捡到一颗大珍珠！于是他叫来人打扫后园，清除野草荆棘藤蔓，但是没发现更多的珍珠。

    后园打扫出来后，居然颇有规模，更让老爷高兴的是，竟然还有一座精舍，陈设相当齐全。于是让仆人打扫干净，县令老爷就搬进去住上了。

    东厢房里有十个柜子，用黄纸封着，打开一看，呵呵，全是珍奇瑰宝，蜀锦巴缎。西厢房也有柜子，里面装的全是磁瓶子，都题着“御用”的字样。打开一个看看，嗯，是糟肉。

    县令老爷和两个仆人吃了几个月的野菜，现在突然见到了肉，而他们又不是念佛持斋的和尚，还能干什么呢？至于“御用”的标签，那……大概是吓唬人的吧？县令老爷“馋吻大嚼”，二仆“争染指焉”——据说色香味都相当不错。

过了一段，仆人之一偶然和衙门里的老吏员闲聊，老吏是本地人，多知掌故，两人聊着聊着就侃到张献忠占据西充那一段了。

    “那时候，张献忠就驻军在金山铺，咱们这个县衙门，就是他的总司令部。”老吏喝口水，不紧不慢地说道，“听说他特喜欢吃人肉，所以他的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个。”仆人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然后呢？”“就专门选长得白皙肥壮的家伙杀掉，取肉好的部位，用椒盐香糟腌起来，装在磁瓶子里待用……喂，你干嘛吐啊，是不是吃坏了东西？”

    这一主二仆三个人，呕吐狼藉，病了有一个月。据说这位县令老爷，后来富甲吴兴。

所多玛の意志

一些不知真假的传说与起事历程

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有位教书的林先生，他教书的地方离家里有六十里地。

    一天上完课回家，天降大雨，他就跑到路旁一座古庙里躲雨，盘腿坐在香案下，一边在脑海里备教案，一边就迷糊了。半梦半醒之间，忽然听见两廊里人声喧哗，似乎在准备迎接什么人，排场摆得相当大。

    一个穿绯衣者四处张罗，像是个头儿。一会儿，有人飞报：“煞星下界了！”绯衣人踉跄跑出门外迎候。

    林先生也稀里糊涂地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只见一群人抬着轿子来到庙前，一个赤须蓝面，巨齿獠牙，狰狞可怕的家伙从轿中走出，大步跨进殿中，拍案吼道：“快拿饭来，莫误我事！”绯衣人盛情招待，一味的巴结讨好。吃完饭，绯衣人避席拱立道：“今日星君下界，虽奉上帝敕旨，亦万民劫数，但职忝东岳，以好生为心，伏乞十分中暂留残喘三分，即庇德非浅。”说完，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星君本拟大怒，但见他一片至诚，遂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大步出外，只见一片明光，透到林先生村中。

    林先生颇感惊异，偷问绯衣人的侍者。侍者道：“这是你的学生啊！”林随即惊醒，觉来原是一场大梦。出门看匾额，正书“东岳”。

    回到家中，见桌上放了一盒喜蛋，老婆告诉他，昨天邻居张家嫂子，养了个大胖小子。

    这是万历三十四年的事。

五年后，张家把这孩子交到林先生手上读书，取学名“献忠”。这孩子不爱读书，学了一年多，没学会几个字儿。成天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尽干些大英雄们小时候爱干的事情。

    林先生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改朝换代后的林老先生了。虽然事涉“怪、力、乱、神”，本当“子不语”，但我们可以姑且认定是因为年代久远，老先生的回忆中掺杂了一些癔想成分——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上年纪后也有这个毛病，明明自己没参与的重大事件，硬要说自己参与了，但基本事实大概还是可以参照的。

    这孩子长大后，先是当小毛贼，偷狗，后来改邪归正，在县里当快手——有点像今天的治安联防队员。再后来，他投入延绥镇军中，偶犯军法，幸得主将陈宏范帮他说情，才得以幸免，所以他异常感激，用楠木刻陈宏范像事之。

    崇祯三年，王嘉胤起事，张献忠占据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为“八大王”，随即成为农民军中一支强悍的力量，与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人齐名。他瘦高面黄，阴谋多智，骠劲果决，勇敢善战，故军中称为“黄虎”。

    崇祯四年，张献忠曾一度接受总督洪承畴的招抚，随即复叛，跟随陕北农民军大部出秦入晋，此后长期和高迎祥、李自成合股，渑池渡有他，车厢峡诈降有他，荥阳大会吵架有他，凤阳烧皇陵也有他……

    在凤阳路上，他是闹腾得最凶的。

    李自成只烧了龙兴寺，他干脆把人祖坟掘了，以至于后来崇祯气鼓鼓地给杨嗣昌下密诏，说张献忠“曾惊祖陵”，其他人都可以原谅，唯独这家伙“罪在不赦”——虽说最后还是招安了，可待遇总是要比别人差些。

另外，他还过了一把皇帝瘾，自称“古元真龙皇帝”——按这算，他当皇帝可比李自成还要早，所以后来有理由瞧不起老闯，把老闯家的国号“大顺”拿来当年号用。

    据说还有农民军“剖孕妇，注婴儿于槊”，虽然没点名说是谁的部队，但从日后闯、献两家的传承来看，这桩暴行恐怕不能算到“闯”头上。

    有谣言说张献忠抓到十二个善于弹唱的小太监，李自成找他要，他不肯，两人因此闹了好久别扭。

    这哥们儿，自己人打架时绝不含糊，对方倒霉时倒也肯帮忙，等都发达了，又互相拆台。还有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别说在那个时代没有谁能猜到，就是今天，我们也很难揣摩。

    有两个西方传教士经历了他在四川的所作所为后，以洋人的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说——他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

所多玛の意志

接受招安,鸷伏谷城

张献忠和李自成在凤阳城下翻脸，李自成和高迎祥西去，张献忠继续向东，围庐州、舒城，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在遭到明军堵截后，才折而西向入关中，再度与高迎祥合股。

    不久，高迎祥与张献忠东出中原，李自成则西进，连续取得了击杀艾万年、曹文诏的胜利。

    但再度东进中原的高迎祥和张献忠，却不那么幸运。他们遭到了明将左良玉、祖宽的迎击，损失惨重，两人分头转移，高迎祥从此走上败亡之路，在不久后的黑水峪之战中被孙传庭俘获，押送北京凌迟处死。张献忠的活动也陷入低谷。

    随即，湖广巡抚卢象升被崇祯抽调北上，湖广一带明军压力骤减，张献忠和罗汝才等部又活跃起来。

    崇祯十年初，杨嗣昌被崇祯启用为兵部尚书，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作战计划，十月，该计划正式启动，各路明军开始协同围剿。

    张献忠在河南、湖广之间也遭到重大挫折。他假冒老对头左良玉部的旗号奔袭南阳，屯于南关。恰巧左良玉本人率部经过，听说附近居然有一支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左良玉部队”，知道是碰上李鬼了。左良玉“疑而急招之”，张献忠知道瞒不过去，急忙逃跑，但左军已经围攻上来了。

    战斗的结果，张献忠军受到重创，本人也负了伤，差一点被左良玉俘虏。有说是被明将罗岱箭中额头，也有说是身中两箭，额上被刀伤——反正从此张献忠额头上多了块伤疤。

    当时各路农民军大多遭到沉重打击，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张献忠退到湖广后，知道当年的大恩人陈宏范已升为总兵官，正在湖广，属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麾下。张献忠遂派人向陈宏范求降，请求“杀贼自效”。陈宏范本对张献忠有好感，加之又是奇功一件，自然乐意替他向熊文灿疏通。



这位熊文灿总理，原是靠招抚海盗起家的。他招抚过谁呢？最著名的，是中国史上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

    郑芝龙早年投身海盗，并曾偷渡日本。那时候中国人肯去日本，人家欢迎还来不及呢，谈不上违法——还娶妻生子，对，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后来，他接受了时任福建巡抚的熊文灿的招抚，成为大明朝的将军。后又因商业纠纷，和曾同为海盗的刘香火并得胜——当然，这些都成为了熊文灿的“政绩”。

    虽然挂着大明朝海防游击的牌子，但郑芝龙先生实实在在是位集海盗、走私大鳄、台湾的保护人、国际贸易商兼东北亚海上治安维护者于一体的多面角色，号称“闽海王”。为了获得官方的默许，他将源源不断的保护费收入提成送到熊文灿先生的府库中，所以熊先生相当有钱，并进而认为“招抚”是一种非常互利的剿匪措施。

    当然，这些钱熊先生自己是用不完的，所以就在朝中广结善缘，顺带推销自己的“剿匪”心得。连崇祯皇帝也从太监那里听说了他的好名声，杨嗣昌一推荐他当总理，皇帝就同意了。

    张献忠既然要“求抚”，当然是要按郑芝龙的先例办的。不过即便这样，也不太容易消去皇帝的愤怒——毕竟张献忠挖过崇祯的祖坟啊！

    不过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首先，凤阳皇陵被掘时，地方官怕担更大的责任，只含含混混告诉皇帝说仅是皇陵附属建筑物被烧，而没有报告陵墓被掘。

    其次，张献忠手下，恰好有位老兄姓薛，更凑巧的，当朝内阁首辅薛国观也姓薛。无巧不成书的是，两个人是老乡，而且张献忠手下这位薛将军，还是薛首辅的子侄辈。所以，只要肯花钱，是能够买动薛首辅为张献忠说话的。
  


张献忠确实花了不少银子，估计怨气不会小。以至于三百多年后，还借姚雪垠先生之手笔骂道：“妈妈的，把老子几年的积蓄快挤光了！”

    不过“招抚”终究还是谈成了，张献忠顺手占据了谷城附近的地盘，号称要从良。

    但也不是所有的明朝官员都相信张献忠是真心投降。

    巡按御史林铭球、襄阳分巡道王瑞旃和左良玉三个人商量，准备趁受降之机把张献忠抓起来，熊文灿怕这帮家伙坏了他的声名，没有同意。更关键的是，他怕激变其他已受招抚的农民军。

    熊文灿只肯给张献忠两万人的粮饷，可张献忠非说自己有十万“壮士”，请十万人的饷——也难怪左良玉要不乐意：俺是立了战功的正规军，还没发这么多粮饷呢！他张献忠，一个打了败仗的“流贼”，他凭什么？

    于是张献忠借口部队吃不饱，拒绝协助明军去讨伐其他“流贼”。但他在谷城还算规矩，娶了个生员的妹妹做老婆，部队也不扰民，看起来像是安安分分过日子。

    可是还是有人不放心。


湖广巡抚余应桂致书熊文灿，说张献忠必反，应该及早除掉——可不巧得很，这封信给张献忠截住了。于是张献忠向朝廷大哭大闹，说自己是真心投降，可现在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心灵受到了创伤。

    碰巧这位余应桂先生，先前还弹劾过现在的大红人杨嗣昌的老爸，前三边总督杨鹤。所以杨嗣昌肯定落井下石。于是余先生被罢职充军，从此再没人敢轻易说张献忠的不是。

    张献忠的胆子越发大起来，甚至有谷城居民报称，见到他和著名流贼李自成，鬼鬼祟祟地在一起喝酒，似乎还商量一些不法勾当。

    据说还送了些军用物资给李自成。

    不管怎么说，反正到了崇祯十二年的五月，恢复了元气的张献忠又重新造反了。他杀掉了谷城知县阮之钏，还把大恩人陈宏范派来负责监视他的两个将官裹挟走了。

    更缺德的是，他居然在墙壁上写了一本账目。谁收过他的钱，哪年哪月哪日，收了多少，一条不落。据说只有和左良玉密谋要暗算他的王瑞旃，没有收过他一文钱。

    张献忠这辈子，数这件事儿做得最有气魄。

所多玛の意志

在湖广四川游走的岁月
得知张献忠复叛后，罗汝才、李自成等各股纷纷重出江湖，一时湖广一带风声鹤唳。

    他们在罗猴山、香油坪两地击败明军，取得了大胜。但随即又被缓过气来的左良玉打败，李自成辗转进入河南，在那里开辟了新天地；而罗汝才则和张献忠短暂合股，在湖广一带打游击，两人因为意见不合分手，罗汝才北上依附李自成，而张献忠继续留在原地活动。

    杨嗣昌见事态恶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自请出京督师“剿贼”。他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全权指挥前线明军。

    杨嗣昌亲临一线督师，也取到了一些效果。崇祯十三年二月上旬，左良玉与张献忠在今四川万源附近的玛瑙山展开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张献忠大败，连老婆小妾都丢给左良玉了，高参潘独鳌也被俘虏。

    杨大人将这帮高级俘虏都关押在襄阳城里。

    但左良玉这时候闹情绪了。本来，杨嗣昌以左良玉不大听从命令，想以贺人龙接替他当“平贼将军”，给贺将军的招呼也打过了，可左良玉突然打了个玛瑙山战役，还获得大胜——这就让杨嗣昌为难了。

    于是给贺人龙的承诺延期，时间待定。贺人龙绰号叫作“贺疯子”，自然行事有些极端，竟索性跑去把这事儿告诉了左良玉。

    左良玉正在生闷气呢，张献忠的说客来了：有我张献忠在，朝廷才会器重你左将军，你今天消灭我，明天你自己就该倒霉了。左良玉想想也对，“心动，纵之去”。从此，杨嗣昌更招呼不动左良玉。

张献忠等愈发猖獗，居然敢做歪诗讽刺杨阁部：“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蜀碧》上说得更有意思，“嗣昌在重庆，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斩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厨湢，遍题有‘斩阁部头来者赏银三钱’。”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脑袋开价——连倭寇的脑袋都值三十两银子呢！

    杨阁部对此非常生气。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玛瑙山之战的那帮高级俘虏。

    襄阳知府王承曾年富力强，对工作很有责任心，但年轻人太不注意影响，每天晚上都跑到狱中找张献忠的老婆敖氏，小妾高氏单独谈话，据说是审问“贼中情形”——这两个女人显然知道张献忠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秘密。这一点，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通过直接摸索第一手资料，王知府掌握了不少“贼中情形”。

    但瓜田李下，难免有所嫌疑，《明史》记载说他“与献忠二妻笑语”——看这意思恐怕不是想说知府大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犯人具有亲和力。所以《明季北略》干脆说他“渔色”。

    同样做了俘虏的高参潘独鳌先生，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交际能力。他作为谋逆重犯，在狱中居然可以不戴镣铐，随便走动，可以和一干俘虏人犯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还可以和外面的人随便通信联络。据说只是请朋友送些银子来打点——看起来似乎也不违法。

    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也看不惯了，发公文提醒王承曾加强戒备，王大人一笑置之：他张献忠难道能飞过来？

    崇祯十四年的二月四日夜，有二十八名骑兵自称是杨嗣昌派来的差官，手里拿的军符也合得上，守城的官兵就放他们进城了。这二十八个人进城后，四处活动，到了半夜时分，突然城中各处失火，喊杀声四起。

    住在牢里的潘独鳌和几百个俘虏也拿着家伙冲到街上，攻击要害部门。喜欢夜审女犯的知府王承曾大人到底年轻，身手敏捷，率众夺门逃走，据说逃回了老家河南夏邑。

朝廷此后曾命逮治他，但天下大乱，再没能找到这个人。他捅了马蜂窝，而自己还能全身而退，这在如此乱世是很难能可贵的本事。

    天明时分，张献忠率军赶到襄阳城，顺利拿下城池，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张献忠坐在襄王宫里，还请襄王喝酒，客客气气地说了一通祝酒词：“我欲断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裨嗣昌以陷藩服法。王努力饮此酒。”我想要杨嗣昌的脑袋，但他隔得远，不好拿。只好借用一下您的脑袋，让崇祯用“陷藩”的罪名杀他了。


努不努力，襄王这时候也喝不下什么酒了——还有找人借脑袋的？他随即被杀，尸体也被大火烧掉。

    襄阳是杨嗣昌的后勤补给基地，左良玉军的辎重——确切地说是这么多年来从张献忠手里缴获的财物——也存放在襄阳城里，这回张献忠连本带利地收了回去。

    这时距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死福王，相距不到半个月。杨嗣昌本已积劳成疾，听说这些消息后，更觉不堪，于三月初在沙市自杀。

    而同样负有责任的左良玉，则因为兵多势大，朝廷怕激变，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了处罚，从此，方镇大将拥兵自重成为通行的惯例。

    张献忠虽然攻下襄阳，但由于玛瑙山的战败，实力依然很弱，在八月中，他又在信阳被明军击败，自己大腿中箭，还遭到丁启睿与左良玉的猛追，最后被迫带着几十个骑兵逃去依附李自成。

    史料记载说，他们这次聚会又闹了别扭，李自成甚至想杀掉张献忠。幸亏一向以“贼不杀贼”为口头禅的罗汝才从中劝阻，双方才化解了矛盾。

    李自成资助了张献忠五百骑兵，让他重回湖广，牵制明军。此后李自成又两次攻打开封，明朝尽全力解开封之围，张献忠身上的压力骤减，他积极收聚被打散的旧部，又迅速发展起来。

    崇祯十六年春，张献忠轻易攻陷汉阳、武昌。


楚王朱华奎被俘，张献忠审视楚王府中钱财堆积如山，积银有百余万两，也不禁长叹道：“有财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把他装在笼子里，沉入长江中。

    史书记载，献军一开始，伪称宗室不杀，于是楚府宗室纷纷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明去自首，连老百姓也有去冒认的，但这些人随即都被喀嚓掉了。

    他尽录武昌城中十五至二十的男子为兵，拟将其他人全部屠杀。但武昌是个大都市，人口众多，委实杀不胜杀，有些士兵杀人累得连自己的手腕都脱臼了。不得已，张献忠遂令打开汉阳门，将其余市民全部撵出城门，用铁骑将他们驱赶入江中。

    这是一幕人间惨剧：正值繁春花似锦，而苍茫大江之上，自鹦鹉洲到道士洑，到处漂浮着腐烂的人肉，一个月过去了，还有浮脂厚寸余，以至于江边的人许久不敢捕食鱼鳖。武昌城仅留下余民数百人，或断手脚，或缺眼鼻，无一全形者。

    这还仅仅是开始。

    此时，九江的左良玉听说张献忠在武昌——他怕李自成，但不怕张献忠，遂奉诏进军西上，寻其决战。张献忠避战南下，陷岳州、长沙、衡州。渡洞庭湖时，遇大风，他大怒，命将巨舟千艘，载妇女而焚之，火光照夜如白昼。

    被分封在湖南的明朝宗室吉王、惠王、桂王逃到广西——因为逃得太仓皇，连桂王朱常瀛的次子永明王朱由，都被张献忠的部队俘虏了，亏得张献忠的永州经历吴继嗣，曾当过明朝的官，对旧主情深，拼死回护，才得以逃脱一死，于四个月后辗转回到他爸爸身边。

    这位永明王殿下，在他父兄相继去世后，承袭为桂王，日后被遗民拥戴，建立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年号“永历”——他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和张献忠的余部还有许多生死交道要打。


目前，李定国等人还预见不到，自己的后半生竟将站在这位王爷的旗下，为一个民族的存亡而战。

    张献忠还攻破杨嗣昌的老家常德，挖掘了杨家祖坟，斩尸见血——挖人祖坟似乎也成了当时的流行时尚。算起来，这个时尚还是张献忠开的先河。

    崇祯八年，张献忠发掘明朝凤阳皇陵；

    崇祯十五年，明米脂县令边大绶发掘李自成祖坟；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发掘明承天祖陵；

    同年，张献忠又挖了杨嗣昌的祖坟……

    此时，雄踞襄阳的李自成正在和谋士们探讨下一步该怎么走，湖南的张献忠也在合计着这个。有人提出可以东取吴、越，张献忠一想到要和对头左良玉死磕，就连忙摇头。

    最终张献忠决定，西进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

所多玛の意志

进军四川

崇祯十七年二月间，张献忠攻陷夔门，打开了入川的门户。明参将曾英守巫山和市隘，被张献忠击败，退到涪州。

    张献忠军因长江涨水，停滞了三个月。五月，张献忠继续向重庆进军。至丰都，女将秦良玉守土自保，不敢出战；至忠州，副将赵荣贵战败；六月初七至涪州，曾英又被击败。自涪州以上，献军再未遭到有力的抵抗。

    这一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甲申之变”。三月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在那几个月里，大明政权的中枢神经陷入了瘫痪。

    一些路途遥远的地方，比如说四川，在那一两个月里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小官员都坐在那里发呆。四月十七日，四川武举朱彝之自北京城逃回成都，带来了北京城陷落，崇祯皇帝下落不明的噩耗，但四川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大家乱哄哄地闹腾到二十四日，才众议请蜀王监国，但遭到巡按刘之渤的坚决反对，未能成功。此时四川的最高实权人物，是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的原川北道龙文光，但等这位龙先生走到顺庆时，张献忠都快到重庆城下了。前任四川巡抚陈士奇，此时还在重庆，急向龙文光求援。

    龙文光先生气节是有的，但似乎不太干练，有点书生常见的呆气。重庆城已经火烧眉毛了，他老人家还不紧不慢地要求各路援军先到顺庆城集合，待他检阅点核后再出兵。

    六月十八日，张献忠袭据重庆城外围要隘佛图关，此时重庆城中兵力还很强，还有些援军直接就跑来了，诸将都要求背城一战。陈士奇不准，认为这些将领要求在城外决战，是想逃跑，把他们悉数撵进城里呆着，摆出一副老实挨打决不还手的姿态。

    张献忠用爆破法攻城，把城外的墓地都发掘了，让士兵顶着棺材板在城脚挖地道通到城墙下，装上大量火药，点燃引线……然后“轰”的一声巨响，城墙就不见了。这是当时最高效的攻城方式，直到两百多年后太平天国起义，基本步骤还是一样的。


二十三日，重庆城陷。大小官员们纷纷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企图蒙混过关，张献忠悬重赏购百姓指认，官儿们没一个漏网。

    张献忠坐在操场上，和大小俘虏们见面，还顺带谈谈他们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后果。

    先把重庆知府王行俭请出来，让他老人家带几个献军的师爷去府库交接钱粮。

    然后，张献忠请出前任四川巡抚陈士奇，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朝廷都是你们这帮人败坏的！”这句话倒是放到哪个俘虏头上都适用。“巫山十三隘如有守兵，我迟进数日，你们也好做个准备。搞到如今这个地步，不剐你天理不容！”撤十三隘守军倒确实是陈士奇的命令，不过大明朝连北京城都能丢掉，多这几个小关隘又顶什么用呢？何况你张献忠还因为涨水在万县呆了差不多三个月嘛……

    于是陈士奇和交完钱回来的王行俭一块被凌迟处死。

    巴县知县王锡六实在受不了张献忠的强词夺理，跳出来说：“我辈应死，毋枉杀百姓！”拜托您老别穷开心了，杀我们就好，放老百姓一马吧……

    官员杀完之后，张献忠又和瑞王谈话。瑞王是从汉中逃过来的，重庆城破时，王妃刘氏已经投井自尽，现在就剩他孤家寡人了。

    张献忠还蛮客气的，走下座来和王爷聊天：“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军队比李自成强得多吗？”瑞王晕晕地看着他，您这话说得可有点不要脸，谁都知道明末最强的流贼是李自成嘛——不过这话没敢出口。“你既然知道怕李自成，从汉中逃出来，就更应该知道怕我，早点逃离重庆嘛！”瑞王点点头，这是实话，一点不假，寡人确实是逃慢了。“你既然不及时逃走，我也只好杀了，也是你命中注定啊！”把瑞王也拉出去凌迟，不过待遇高一点，先杀死再剐，还附赠了一口棺材。


俘虏兵人数太多，就不一一谈话了，每个人把右手交出来，就可以走人。有些俘虏兵想耍滑头，伸出左手，结果两只手一块被砍掉。

    地上堆满了残断的肢体，污血在夏日的暴雨中四处流溢。

    各地听说了重庆的惨剧后，一些胆小的地方官吏都望风而降，但仍难免遭受杀戮。七月四日，张献忠率主力进犯成都，把船只全部焚毁，从泸州兵分三路进军。

    龙文光从顺庆驰援成都，他一离开，顺庆守军就向张献忠投降了。四面八方的明军都向成都涌来，张献忠也派了不少人混进去，成都城里一片混乱，龙文光自己，也分辨不清谁是谁。

    八月七日，张献忠进攻成都，比攻重庆更起劲。龙文光勉强守了三天。混入城中的内应瞅空把钟鼓楼的火药库炸掉了，军心大乱，张献忠趁机猛攻，当日即攻陷了成都。

    龙文光战死，蜀王朱至澍也表现出明朝宗室中难得的勇敢，和他的妃嫔们一块投井自杀。蜀王世子和巡按刘之渤等人被俘。

    张献忠先封蜀王世子为太平公，回头想想不对味，又把人杀了。


刘之渤表现得很有气节，张献忠再三劝谕他不果；请他当巡抚，他仍然拒绝，只是替老百姓请命而已，终于被杀。

    被俘虏的明军将士也被驱到中园等处屠杀殆尽。总兵刘镇藩手下参将杨展，也被押解到江边待杀。他身上穿着一件不错的甲胄，于是便对负责杀他的大兵说，你这样杀了我，把这件宝甲也弄脏了，太不划算。不如你先解开绳子，待我把甲脱下再杀。那兵想想也对，反正你逃不掉的，就把绳子解开了。杨展佯装脱甲，奋力跃入江中，方才得游泳逃走。

    十一日，张献忠又想杀人，把成都居民驱赶到中园，正准备大屠杀，亏得他的谋士汪兆龄劝说，以为“成都是本根基业，不宜纵杀”，这才罢手。

    八月十五日，张献忠在成都自称秦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就把蜀王府当成了他的宫殿，任命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严锡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孙可望为平南监军，刘文秀为平南先锋，李定国为前军都督，艾能奇为平南将军，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全川骚动。

    九月，张献忠率军北上击败了李自成派去争夺川北的原明军降将马科，夺占了川北。

    川西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奉明正统，向投降张献忠的地方官员进攻，随即被张献忠派去的艾能奇等人击败。但这一带的其他明军受此影响，纷纷继起，推举从成都逃出的参将曹勋为领袖，与张献忠抗衡。南明弘光朝廷也赶来凑热闹，派故相王应熊前来经略川湖云贵四省军务，全权负责对抗张献忠。

    从此川西南双方对峙，互有攻守胜负。

所多玛の意志

真真假假“七杀碑”

张献忠占据成都后，遣使臣四出招地方官员和乡绅前往成都朝见他，并下令：百姓有敢于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有敢于不去朝见者，凌迟。

    除了乡绅本人以外，其家属也一同被拘押前往成都，但这些人一到成都，即全家被杀害。

    除此之外，张献忠还命令各地学官率领当地生员前往成都参加考试——学官的老婆也要率领生员们的老婆一块前往成都，据说是要参加点验。但这帮人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男子一到便被杀害；妇女全数发往娼院，倍受侮辱之后，也被杀死。

    据说，张献忠曾取出一面纵横各一丈的大黄旗，让生员们书写一个满幅的“帅”字，不但要有气势，还得一笔书就——谁能写得出，就可以不杀。

    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以大缸贮墨，浸濡三日，提出直书，不爽毫厘。张献忠先生端详了半天，也觉得这字儿写得不错，实在没什么茬好找，只好改口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下令把这位王志道拉出去砍掉，祭他刚写好的大旗。

    反正，是有理由要杀，没有理由创造理由也要杀。

    这则故事，出自鲁迅先生推荐的青年必读书籍之一的《蜀碧》，这位王志道先生，正是《蜀碧》作者彭遵泗的外曾祖父，当年死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其家人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是值得相信的。


    张献忠把官兵称为“毛贼”，有被俘虏的，就被捆起来投入沸水锅中，或者凌迟处死；官员则都被指斥为“贪官”，统统剥皮。如果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手艺不够高，粘皮带肉的话，就换人把刽子手的皮也剥下来。

    还有乡绅被石碾碾压成肉酱的。

    张献忠的文华殿大学士严锡命，向他老人家上了个折子，说他老人家此前子嗣未广，主要是因为工作对象有问题：“皆由兵间所掠女子，不足以配圣德”，建议他重新娶个德才容貌兼备的老婆。目前有个现成人选，崇祯朝最后一个宰相陈演的小女儿，才德色俱全，似乎够资格当大西朝的皇后。

    张献忠先生琢磨着这门婚事也不算太吃亏，就同意了。

    过得几天，宫中忽然传出消息，说陈娘娘想要“斋僧”，通俗地说，就是想请和尚们吃顿斋饭，有时干脆发钱，算是行善积德兼炫耀排场的一种方法——这在当时的大户人家也是常有的事儿。

    据说是大和尚赏银十两，小和尚六两。成都的和尚们乐得不得了——也不动脑子想想，张献忠的饭是好吃的么？

    据说有些人趁机剃掉头发混入和尚队伍，还有行贿的——有小儿恳求和尚：“我愿剃度为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到这一天，几万真假老少和尚入寺领钱，大兵们关闭寺门，每十个和尚用绳子穿一串，全被杀掉了。

    蜀王府的宗室疏属多在灌县，张献忠发兵包围灌县，无论宗室细民，尽皆屠戮。


投降的官员是不是日子好过点呢？也不见得。

    有位江鼎镇先生在张献忠朝廷里当礼部尚书，考试总裁，相当得意。逢迎春，张献忠问他老人家应该走哪个门妥当，这位江先生满腹经纶，脱口而出：“走东门。”可张献忠先生既然把国号定为“大西”，自然希望一切都带个“西”字儿，听见这个“东”就老大不乐意了，问他出于何典。江先生乐了，考典故啊，这个俺在行，“出《大明会典》”！

    这把张献忠先生气个半死——敢情您老还知道有《大明会典》啊？当即下令把这家伙拖出去痛打一百军棍，江先生有位门生何某，愿意替先生代挨五十棍。结果，第二天师生两家一起被满门抄斩。

    兵部尚书龚完敬更糟糕，以细故惹火了张献忠，堂堂国防部长，居然被剥皮。具体操作流程据说是这样的：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背脊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往两侧慢慢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有点像蝙蝠翅膀。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剥皮是个非常细致、需要相当技巧和耐心的工作——操作者本身风险相当大，剥不好要把自己也填进去——如果被剥皮的人在工作完成之前，不巧自己吓死了，负责剥皮的人也要被别人剥皮。

    据说孙可望曾好奇地问被剥皮的人感觉如何，对方说是“死得快活，浑身清凉！”颇有点金圣叹临死大口喝酒大呼痛快的味道。不过，按这种死法，痛则痛矣，快则未必，绝对谈不上“痛快”。

    龚完敬先生被剥完皮之后，他的皮囊还得装上草，穿上平日穿的衣冠去游街示众。张献忠先生的逻辑是：“文官怕没人做耶！”

    有位大西朝的夹江知县，想拍马屁，给张献忠送荔枝。但这位老兄不知怎么头脑发热，把荔枝核去掉，用盐渍上，以为这样可以保存得长久一些。张献忠大怒，命近臣王珂去宰掉这个笨蛋。其左右求情，说这位县太爷是个没见过荔枝的乡下人，虽然糊涂，但罪不至死，张点头，嗯，你们说得也对。随即发一道诏书：“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吧！”这道诏书后来落到资阳某人手中，到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录的是诏书原文，语言相当平实近人。


他还假称进行科举考试，要求地方官把读书人都送到成都来，不愿意来的押也得押送来。来了之后在大慈寺里点名，高于四尺的统统拉出去杀掉，他们遗留下的笔砚堆积如山。据说只有两个士子实在年纪太小，还达不到绳子的高度，被留下来当书记。其中一个小孩子叫做欧阳直，嘉定人，后被张献忠裹挟到川北，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侥幸逃脱，和彭遵泗的叔祖是亲家，因此这桩暴行才得以流传至今。

    据说张献忠还开招武举人，把候选人都撵到操场里，再撵出千余匹劣马，让备选武举们自己去找一匹骑上。然后，旁观的献军士兵齐声鼓噪，金鼓齐鸣，群马受惊，狂跃奔腾，马上的人都被摔下来踏为肉泥。

    张献忠这样开科取士，搞过好几回，倒也不是回回都搞这么要命的恶作剧。

    至少有一回，他正儿八经点了个状元张大受，文武双全，状貌奇伟，手下纷纷拍马屁，说我大西皇帝得一天下奇才。张献忠颇为高兴，赏赐这位状元公刀马金币，赐宴时心血来潮，又批准把桌上的金银器皿全赏给他。第二天一早，状元入朝谢恩，张献忠再赏宅第一座，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再明天一早，状元又入朝谢恩，张献忠皱皱眉头，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教他再来见咱老子。”

    结果这位状元先生，糊里糊涂地给宰掉了。

    据说张献忠曾亲见天神对他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自己再加了两句：“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让所属州县刻石昭录，称之为“圣谕碑”，就碑文读来，确乎是劝诫的意味。但有些史料却又记载碑文为：“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将其称之为“七杀碑”。刻有这两种碑文的石碑，据说都有残留下来的，但究竟孰是孰非，却又成了历史的谜团。


“七杀碑”只是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但当事人留下的亲身经历，却确确实实在向我们讲述历史的真相。

    曾经闻名天下的蜀锦制造，也因明末这次大动乱而没落，只有孙可望留下了十三家织工，后来将他们带到了云南。所谓的云南“通海缎”，就是这些织工所传下的蜀锦遗孑。

所多玛の意志

大西政权的败亡

张献忠攻入成都的时候，清军已经入关四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尚在苦守山西，南京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奉立小福王监国，天下正在混乱中。

    但张献忠没能抓住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他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并没能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反而因为率性妄为，残忍嗜杀失尽了民心，也摧毁了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

    明朝残余力量因为他不留余地的杀降杀俘政策而被迫拼死抵抗，并与南明福王政权取得联系，获得了正统地位；地方上稍有些力量的强者，也总是试图反抗他。

    纵观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说，他虽然在谋士们的劝导下，也曾一时心血来潮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在这方面迈出了脚步，但骨子里，他仍然只是个“流贼”，信奉的还是罗汝才式的流寇理论：“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张献忠在那个纷繁动乱的时代里，不是一个具有帝王风范的领袖。他最喜欢采用的手段就是杀人，而只会杀人的皇帝，老百姓是不喜欢的。

    两千年曾有一段智者的对白。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孰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张献忠显然不是个“不嗜杀人者”。

    他也是牛金星所说的“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


张献忠攻陷重庆之后，随即向成都进军，并未留多少兵力守城。防守长江的明将曾英，尾随其后，于一六四五年初占领了重庆，川东溃散的明军士兵和难民纷纷归附他，重庆一时成为川东抵抗张献忠的旗帜。

    对此，大西政权当然不能忍受。二月间，张献忠派刘文秀率兵三万再次攻打重庆，进抵合川，据多功城为营。多功城是南宋威抵抗蒙元而建的堡垒要塞，今属重庆渝北区。

    十八日，刘文秀在此兵分两路，陆路攻佛图关，水路自嘉陵江而下，夹攻重庆。曾英得知情报后，先将老弱难民送往涪州，只留下精锐部队，准备与刘文秀决死一战。他以于大海防守嘉陵水路，在沙坪龙门设防，张天相防守佛图关陆路，并再三叮嘱这两路不得出战，任务是把刘文秀牢牢钳制住。

    随后，他亲率五百轻骑兵，绕道潜出多功城。刘文秀轻敌，疏于防备，多功城被一举攻破，断了后路。曾英随即取大西军旗帜，沿嘉陵江急行，与于大海合击刘文秀主力于沙坪龙门。

    当时的古战场，即在今重庆沙坪坝与石门之间一段江面上，江中有石矶两座，分水路为三，在此下游，还有数里长的鹅卵石滩涂伸入江中，在二月枯水季，与嘉陵南岸之间仅间隔数十米。

    余大海以竹笼装卵石，沉入江中为堰，并以竹索、铁链横截南北，隔断嘉陵水路，自率水陆军在石矶和两岸设防抵抗。刘文秀至此后，顿兵不下。曾英遂伪装大西军，自背后突袭，于大海也趁机以水陆两路夹攻，刘文秀大败而逃，舰船损失殆尽。

    曾英随即又挥师击败陆路大西军于亭溪。这是张献忠军自入川以来，遭受到的最大失败。

    自成都逃出的参将杨展，也收集旧部数千人，于三月初六，自永宁攻叙州，以守备马应试偏师夜渡雪滩头，次日晨与大西军战于南岸，生擒两千余人，大西军溺死无数，南明军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但杨展随即被张献忠派来的孙可望击败，退到鱼腹关自守。


张献忠的处境也逐渐开始不妙起来。李自成在清军多铎的进攻下，放弃西安南下进入湖广。四月间，李自成留在陕北的部队在李过、高一功率领下，放弃延安、榆林南下，自川东北南下湖广追赶李自成主力，这支部队一路攻陷川东北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大西政权的东北方门户洞开。

    此时张献忠更加暴躁，遣兵四出屠戮，称之为“草杀”，作放弃四川的准备。

    保宁等大城市相继被屠城，成都市民也被有计划地分批屠杀，大西军以人手验功，在验功的地方，人手堆积如山。甚至有些大西军的将士，因为实在不忍心下手，干脆自己自缢身亡或逃走。张献忠的总兵温自让率百余骑兵逃跑，其全家被杀，温有个小儿子，粉白可爱，张献忠在孩子周身烙上万字符，称为“锦孩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遭剥皮而死，全家被屠。

    被派出担任“草杀”任务的各路部队，都不敢把杀人数据报得太低，为了让张献忠高兴，大兴浮夸风。孙可望报杀男子五千五百八十余万，杀女子九千二百万；刘文秀报杀男子九千五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万；李定国报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万；艾能奇报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九十六万……累计数约六亿八千万人。

    所以清人编撰的《明史?流寇志》说大西军，“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据显然是浮夸的，但浮夸的根源，还不在于清人，而在于大西军上下因畏惧张献忠而编造的数据。后世所谓清人“诬蔑”张献忠之说，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为例，认为当时四川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并进而推论连“张献忠屠四川”都是清人的栽赃。

    编《明史》的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毋庸置疑，在感情上当然会有所偏向，但他对于《明史》的编撰还是比较客观的，所言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所依据，这些数据虽然不可信，但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的来历，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

把周边破坏得差不多后，张献忠先生准备离开成都，嫌自己的兵们拖家带口太累赘，杀！嫌老弱病残人马太多，杀！连自己的家口也不放过，趁醉酒把自己的幼子扑杀，醒来又以姬妾人等不劝阻为由将这帮人也杀了……

    八月中，他隳成都城，焚蜀王宫，还烧掉了残存的民房，凡石柱亭栏也在其中，过大难毁者，聚柴草焚烧。成都中园有梨花数千株，每年三月三到此游赏，已是成都风俗，但这些梨树也没能躲过这一劫，被当作柴火烧掉了。

    史书评价道：“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毁灭成都后，带兵北上，攻陷顺庆，屠杀顺庆居民五六十万人，并宣示城中，称四川人为“蜀獠”，说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屠之。

    张献忠将刘进忠屯于保宁，所部多是川兵，听说张献忠尽屠川兵，都很惶恐，刘进忠就带着部队叛变，走投无路之下，听说清军已到汉中，便投降了清军。

    五月中，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余部陷入混乱，清廷遂以肃亲王豪格替代阿济格，统帅追击李自成的这支部队，转进汉中，准备入川消灭张献忠。刘进忠投降后，豪格便以他为向导，南下进川。

    十二月十一日，清军探知张献忠屯兵于西充凤凰山，潜兵偷袭。这天清晨大雾，清将鳌拜率所部登山，张献忠部下发现敌情，向他汇报，他轻蔑地说：“摇黄贼耳！”将报信的人斩首，不相信清军来得这么快。

    直到清兵已到营门，他才穿着飞龙蟒半臂，也不披甲，腰边随便插着三支箭，嘴里还咀嚼着早饭，带几个人出帐查看敌情。当时清军前锋与他只隔一条溪流，他着装太明显，立刻被担任清军向导的刘进忠发现，刘随即指示鳌拜手下蒙古章京雅布兰：这就是张献忠！

    雅布兰抽箭射之，张献忠咽喉中箭落马而死。清军大呼“献贼死矣”，大西军群龙无首，大乱，孙可望等人用锦被包裹张献忠的尸体，草草将他埋葬，然后率残部突围向东逃走。

    清军清理战场，发现了张献忠的尸体，将他挖出斩首，后悬挂于成都北门示众。

    一代枭雄，就这样草草落幕了。他只比李自成多活了半年，这一年，是农历乙酉年，西历一六四五年。

所多玛の意志

最后的大西军

清军击杀张献忠后，慕名进入已不成其为一个城市的废墟成都，可这个曾经的锦绣都市，在战略上，经济上都失去了价值——如今连来自异域的落后民族也觉得没有兴趣占有她了，清军随即退出成都城，向东追击张献忠残部。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部沿江东走，后折入贵州，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也觉惶惶。

    李定国、艾能奇都提议和南明政权合作，而南明唐王也表示出合作的姿态，称：“献忠所害者，兄弟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

    一天艾能奇问汪兆龄：“现在老万岁死了，我们该怎么办？”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道：“将军们照旧行事不好么？”艾能奇大怒道：“老万岁在成都，你当宰相，不能辅佐他治国，一味劝他杀人，以致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已到如此地步，你还要劝我们做‘贼’！”即拔刀杀掉了汪兆龄，这一段对话，也客观反映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

    随后，四个养子分掉了张献忠的军队，进入贵州，在名义上投降了南明政权。

    从此，这些内战英雄又走上了民族的战场。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中，孙可望投降了清朝，并引导清军攻击自己曾经的义兄弟们；艾能奇、刘文秀先后病死，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有李定国，在南明永历帝的旗号下，和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也一度取得了击杀清军敬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这样的辉煌胜利。

    但时代的大幕既已落下，仅仅靠一两个英雄的奋战，又能改变什么呢？

    一六六一年，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南明永历政权覆没。

    次年，也就是康熙元年的六月十一日，李定国闻知永历被吴三桂杀死于昆明，他本已重病，仍仰天大哭，吐血数升，二十七日，那个时代的最后一颗名将之星，陨落在南蛮异域，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任死荒郊、勿降也！”

    这一年，李定国才四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