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几篇《百家讲坛》的《说慈禧》，和大家分享~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9-27 13:27:07

　四

　　慈禧知道与肃顺这样强大的对手抗衡，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比对手更强大更狡猾，而当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十七岁即被选秀入宫的她，十年间深居皇宫，难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没有任何根基或同党能帮助她与肃顺在权力场上角逐。慈禧曾将希望寄托在咸丰帝的偏爱上，为此她施展了所有的心机和魅力来吸引咸丰帝的注意。可这种命悬一线的依赖是最不可靠的，还险些由于肃顺的倾轧而成为第二个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像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弗陵，年少，身体健壮，十分聪慧，汉武帝“奇爱之”，并筹谋立他为皇嗣。但由于弗陵年少，而其母年轻充满活力，汉武帝担心在他死后钩弋夫人以子专权，所以对于是否立弗陵为皇嗣，一直犹疑难决。一日，汉武帝无端谴责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不得恕，汉武帝高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钩弋夫人不解，回头用乞求的目光希望在汉武帝的神情里寻找到答案。汉武帝坚定地对她说：“快走，你不能活！”随后，赐钩弋夫人死。事情过后，汉武帝问左右人：“外面如何看待我杀钩弋夫人的事情？”左右人回禀：“人们都说，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皇嗣，又何必杀了他的母亲？”汉武帝长叹道：“此间的奥妙哪里是你们这些庸人所能明白的。以往国家之所以出现动荡，多半是因为主少母壮！女人主政，恣意而为，不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高祖死，吕后专权，为害一时吗？前车之鉴，我不得不先去掉母后擅权的隐患。”

　　咸丰帝抱病承德，卧床期间，一直筹划着未来权力的安排。他曾担心自己死后，由于儿子年幼而出现母亲慈禧擅政的局面。“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清史拾遗》）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咸丰皇帝即崩逝于此

　　此时的避暑山庄，对于慈禧来说是危机四伏，强敌肃顺控制着避暑山庄的一切事物，深居后宫的她，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可以借助，整日面对的就是病恹恹的皇帝与贴身的奴才。如何才能躲避随时到来的杀身之祸？

　　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在热河行宫，与被授以全权行在（皇帝在紫禁城以外的驻跸之地）事的肃顺明火执仗地争斗，其结果只能落得个以卵击石的下场。于是，慈禧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回避肃顺的锋芒与挑衅，不与他争一日之短长。

　　首先，对肃顺鼓动咸丰帝效仿钩弋夫人典故杀掉自己的事情，慈禧佯做不知。因为一旦让对手了解她已经知道了内情，势必引起他们的警觉，反而打草惊蛇，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祸患。

　　其次，对于肃顺处处为难自己，甚至克扣宫份也一忍再忍。宫份就是皇宫中按照嫔妃等级按月分发银钱及物品。在清宫膳档中记载，避难热河的咸丰帝陆续收到了各地进贡的物品，如鹿肉、黄羊、熏肉及卤虾等物品，分赏时，总管此事的肃顺每次都有皇后的份，可经常不给身为贵妃的慈禧，而当时慈禧是仅次于皇后的宫中二号人物。对于肃顺的公然挑衅，慈禧忍下了。

　　慈禧在回避肃顺锋芒的同时，常常以无助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只是为了向人们传递一个信号：我没有野心，我只是六岁皇儿的母亲，以此博得人们对弱者的同情。据说，咸丰帝病重期间，“慈安谦退不肯负责，而慈禧日夜抱其子聒于上前，上病中不忍其母子失所，业已允之。”（《清史拾遗》）咸丰帝是否在临死之前不忍皇儿载淳母子分离，遂放弃了杀慈禧的念头，而使慈禧免于劫难，我们不得而知，但或许病中的咸丰帝也意识到汉武帝即使杀母留子，避免了母后专权，却无法避免丞相霍光专政，这一定是汉武帝下决心除掉钩弋夫人时不曾预料到的。咸丰帝了解肃顺一意孤行的特点，他无法保证杀慈禧后就不会出现肃顺专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方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于是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安排后事。弥留之际，咸丰帝口述了两道谕旨，命辅臣承写：

　　其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也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政权体制：小皇帝继立，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辅政体系。

　　这一套政权体制与顺治时期的“摄政王制度”以及康熙朝的“四大臣”辅政制度有何区别？

　　顺治时期，多尔衮受封为摄政王，那就是他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也就意味着多尔衮是那个阶段的无冕之王；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由于人数较少，所以形成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而此次咸丰帝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了大臣辅弼制度，只是人数上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能通过多人的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专权的出现。

　　“御赏”、“同道堂”章同时，咸丰帝鉴于康熙时期四辅臣觊觎皇权，致使大权旁落，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由皇帝下达的谕旨，经皇后和小皇帝的同意后，全文开始时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皇帝拥有的“同道堂”印，以解决皇后不能书写汉文，而皇帝又太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的问题。小皇帝只有六岁，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他的母亲慈禧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代表小皇帝执行保管钤印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出于对皇权的长久考虑，还是把慈禧纳入到皇权的核心中来。慈禧通晓汉文，熟知一切朝政运作，皇后有她协助就会如虎添翼；八大辅臣虽然对慈禧颇有芥蒂，但在情在理他们都无法公然反对。于是，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

　　在咸丰帝生命的最后关头，慈禧躲过了成为钩弋夫人的悲惨结局，跻身统治集团的核心。

queen19820809 · 发表于 2008-9-27 15:19:57

感兴趣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9-28 09:23:53

都没有人回我贴，我以为没有人喜欢喃...
谢谢楼上的...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9-28 09:26:24

第四讲叔嫂联手
　　

　　咸丰帝临终的时候，精心设计了权力的分配方案，那就是两位皇后和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缺一不可。目的就是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确保皇权不会旁落。这样的安排，对于慈禧来说是难得的掌握权力的机会。然而，以肃顺为首的赞襄八大臣能够甘心于平稳的权力过渡吗？慈禧又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

　　咸丰帝遗诏对皇权的最后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百密一疏，咸丰帝对于谕旨的拟订、呈览、修改、颁发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安排意见。当两宫皇太后和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名位相继确定以后，首要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双方的权责，如何分工合作。慈禧非常清楚，谕旨是皇权的象征，谁掌握了谕旨拟订和颁布的权力，谁就控制了最高的权力——皇权。她知道对于朝政运作了如指掌的肃顺不会放弃操控的欲望和企图，她必须从容应对。

　　咸丰帝逝世后的第三天，为了尽快恢复朝廷政务的正常运作，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共同召见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的拟订、颁发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为紧要的事项安排的处理方法。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条陈：

　　“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这就是说：一、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订；二、皇后只管钤印，不得改动；三、臣下的奏折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

　　清朝入关以来，谕旨必须由皇帝亲拟或口授；全国各地的奏折到京后，由内阁票拟，呈交皇帝御览。皇帝逐件朱批后再交下去，由相关部门办理。这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臣下如有伪造谕旨或擅动朱笔批示奏折，将处以抄家灭门之罪。对于肃顺等人的意见，慈禧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她知道肃顺等人根本没有把她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她清楚此时肃顺等人的心理是：不出宫门的年轻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见识和能耐，没有皇帝撑腰，你们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听命。

　　其实，肃顺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他完全低估了慈禧对于事物分寸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事态发展的驾驭能力。自从慈禧进宫以来，她朝思暮想、全力以赴的就是等儿子成为皇帝后，自己成为皇太后。当梦已成真、前途大有可为的时候，肃顺等人却要把它夺走，这岂是她能够接受的！几年里，慈禧在侍应咸丰帝处理章疏诏旨时，悉心学习，用心领会，不仅对历朝留下的规制深入探讨，而且特别留意君臣应对中的轻重分际。

　　在肃顺等人提出条陈以后，慈禧便不徐不急地从咸丰帝的安排说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赞襄就是从旁参赞襄助皇帝处理政务，而不是像顺治朝多尔衮为摄政王一样，直接代皇帝处理政务。其次，如今皇帝虽然年幼，不能担纲政务，但咸丰帝生前已做出安排，用“御赏”和“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权力，并非将皇权全部委托给八大臣。今天八大臣的意见，不仅违反祖制，而且置先帝遗命不顾，更置他所赐予两宫太后御印于不顾。如此，你们不是在藐视皇权吗？

　　慈禧的一番阐释，不仅条理明晰，而且简明扼要，处处站在一个“理”上，让人不能不服，不敢不服。谁也没有想到年轻的慈禧竟有如此的表现，连平素跋扈骄横的肃顺也一时无以应对，而其他七人更是愣在当场，面面相觑。慈禧见状，心中暗喜，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意，今后章疏奏折依旧先行呈览，谕旨则由赞襄政务的八大臣拟进，经两宫皇太后和皇帝阅后，加盖两印以为凭信。所有一切应用朱笔处，均以此代之。

　　至于官员的任免，慈禧完全依从了八大臣的建议，各省督抚等要缺由八大臣提名，请两宫太后裁决；其他人员任命则用掣签（抽签）方法选定。

　　二

　　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以两宫太后的胜利而收场，可经过与八大臣的初次交锋，慈禧深深地意识到肃顺等人的目的就是要驾驭皇权。在避暑山庄，在八大臣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她们随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摆在她们孤儿寡母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忍辱负重，一任肃顺等人摆布，坐视皇权被臣下僭越；要么，必须在肃顺等人凭借遗诏所赋予的顾命权力肆意妄为的时候，针锋相对。忍辱负重不是慈禧的性格，有胆有识、敢做敢为才是真正的慈禧。她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她通向权力道路上这一最大羁绊。然而，环顾周围，慈禧不由得心生悲凉，可以说此时的她孤立无依。皇帝只有六岁，这还是一个需要她日日照顾的孩童，不足以为依；慈安皇太后虽然是咸丰帝的中宫皇后，凡事理应以她为主，可是慈安忠厚仁慈，不事张扬，“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不识汉字，每有奏折必由慈禧亲自来读并讲给她听，有时竟然一个月也不曾决定一事，她只能是慈禧宫中的姐妹，而不能成为她与肃顺一党斗争的中坚和依靠；虽然自己的妹妹与妹夫醇亲王奕也随驾来到热河，然而奕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没有什么势力与影响，妹妹偶尔到宫中探望她，也只能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她要突破肃顺一党的重围，必须寻求热河以外的帮助。这时，她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

　　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才智过人。人们一直认为与咸丰帝相比，他是当年皇位继承的更好人选。他没有继承皇位，是阴差阳错，还是另有隐情？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的奕䜣皇帝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帝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亲王奕䜣。

　　道光帝共有九子，立储时，适合候选的只有四子奕（十六岁）、六子奕䜣（十五岁）。

　　奕的生母死得早，当时奕只有十岁。道光帝将奕托付奕䜣的生母抚育，由于兄弟两人只相差一岁，因此感情甚好。

　　道光帝晚年，立储大事一直犹豫不定。皇四子奕，“长且贤”，十分仁孝；皇六子奕䜣，“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就在道光帝难以取舍的时候，一件看似无意实则暗藏机关的表演，导致了道光帝选择立储人选的天平倾向了皇四道光皇帝赐给奕䜣的“白虹”刀

　　子奕。《清史稿•杜受田传》：“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文宗的这段话，就是杜受田揣摩道光帝的心理而为。道光帝立储的标准是以德孝为根本，四子所谓“藏拙示人”的表演，掩盖了他“才”的不足。这正是中国历史的遗憾！

　　道光帝立储密旨及建储匣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立为太子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两道谕旨同藏于金匮中，这在大清秘密建储的金匮御书中，是仅有的特例。对于一贯遵照祖制的道光帝来说，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他内心对于兄弟两人同样的喜爱之心，以及在由谁继统的抉择过程中踌躇难决的心态。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可这个被道光帝左挑右选的接班人，却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入宫十年，慈禧对于自己丈夫——咸丰帝忧患无为、风流成性的特点了如指掌，她清楚奕䜣在才智上的练达和活跃，以及在皇位继承过程中两兄弟的暗中角逐，一直是咸丰帝心中抹不去的阴影和时时发作的隐忧，虽然咸丰帝一度任命奕䜣在军机处行走，但咸丰帝无法大度地包容周围人对于奕䜣的认可与爱戴。慈禧知道，正是由于康慈皇太后——奕䜣的生母不慎所做的一件事情，咸丰帝就迁怒于奕䜣，不仅开去了奕䜣一切职务，而且还明令奕䜣去“上书房读书”，不给予奕䜣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

　　在王闿运的《祺祥故事》中，记载了咸丰帝与奕䜣反目的经过：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帝、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帝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帝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帝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帝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帝面无表情，只是“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帝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不久，康慈皇太后去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帝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慈禧虽然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奕䜣接触，但对奕䜣的能力还是略知一二。她知道奕䜣的魄力与才干，完全在咸丰帝之上。对于这位小叔子，她由衷地赏识。因此，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她向咸丰帝力荐奕䜣。而在咸丰帝逃至避暑山庄后，奕䜣更是不负众望，在奉命收拾北京残局的过程中，将一切事情的摆布得井井有条。

　　在以慈禧为主的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一党对峙的时候，奕䜣的力量就成为重要的政治砝码，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慈禧知道与恭王合作的条件，无非就是委以重任，而慈禧眼下的迫切需要就是打败专权的肃顺一党，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这种“大智慧”慈禧是具备的。

　　避暑山庄内懿贵妃居住的西所慈禧坚信奕䜣一定能担此大任。可如何能够将“橄榄枝”送交到奕䜣手里？从肃顺一党严密控制之下的热河送信去北京，对于慈禧来说居然成了一件高精尖的“科研任务”。在稗官野史中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传说：慈禧为了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奕䜣取得联系，在紧要关头，极大地展示了非凡的想象力与智慧。她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制造了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后宫事件。她授意宠监安德海与慈安最宠信的宫女双喜发生严重的争执。为了表示对慈安太后的敬重，她严惩了安德海，并命敬事房首领太监将他遣送回京，派在“大扫处”当差，以示惩戒。安德海回京以后，先到主管部门——内务府报到，可一开口就要见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宝鋆。内务府的主事早就知道安德海是慈禧的“红人”，不敢怠慢，急忙把他送到宝府。宝鋆得报，安德海由热河被押解回京，且声称要见内务府大臣，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见。安德海叩见后，取出缝在贴身内衣兜里加盖着“御赏”和“同道堂”印的慈禧亲笔信：两宫太后同谕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热河），以备筹咨大事。密之！特谕。

　　钤盖“御赏”、“同道堂”章的上谕真实过程是否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但慈禧一定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将信息从热河传递到北京，这一点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慈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信息封锁，将热河的政治状况和两宫的真实意图完全传递给了恭亲王。

　　应该说，恭亲王对于咸丰帝在遗诏中将他完全排除出统治集团的核心就满腹狐疑，并心生不满，他不知道按照遗诏中所安排的赞襄大臣辅政的方向走下去，自己能否还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肃顺跋扈异常，依肃顺的做人原则和办事方针一定会竭力排挤自己。他何尝不想如先王多尔衮一样，挺身而出，放手一搏。而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希望与恭王联合，扳倒肃顺。一致的目标，使得叔嫂一拍即合。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9-28 09:26:49

三
慈禧知道奕䜣此次来热河将会颇费周折，因为肃顺等人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奕䜣来此。在咸丰帝病重期间，奕䜣屡次奏请来热河探望哥哥，但肃顺不愿给他们兄弟提供重归于好的机会，因为他担心如此会对自己显赫的权势构成威胁。咸丰帝死后，虽然肃顺勉强把奕䜣列在“恭理丧仪大臣”的名单之列（皇帝治丧委员会），但在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除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奉命“星速赶往”热河，其他四人“均毋庸赶赴热河”。如果说奕䜣未被列入八位赞襄大臣之列，犹可认为是咸丰帝的遗命，但连以恭理丧仪大臣的身份都不能到热河去吊祭哥哥，这实在是肃顺等人骄愎妄为。肃顺之所以骄，是因为他倚仗遗诏，目中无人；之所以愎，是因为他一向刚愎自用，跋扈异常，不能容忍奕䜣分得他丝毫权力。奕䜣获得热河信息以后急奔热河。

　　咸丰十一年的八月初一，奕䜣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热河密札》)祭奠结束，慈禧就迫不及待地要单独召见奕䜣。

　　按照清朝的制度，一般情况下恭亲王奕䜣晋谒两宫太后的行为，是有一定困难的。清制：王公亲贵谒见后妃，等闲不得见面。一般来说，只有在皇太后或皇帝万寿节（过生日），或者新春元旦，诸王才可以在率领福晋入宫恭贺时得见一面。在热河，两宫太后召见赞襄大臣是因为有咸丰帝的遗命，为了代小皇帝咨商国事。此次，为了掩人耳目，慈禧“以探问京城被劫后情况”为由，要求单独召见。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了这次难得的会面：两宫太后要求单独召见亲王，肃顺等企图阻拦。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侍郎杜翰倡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辈数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见。”就这样，两宫皇太后才得以单独召见奕䜣。

　　这次叔嫂之间的会面，可以称得上当时最高层次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其内容与宫廷“政变”有关，因此正史自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零星史料和时人笔记中透露出的内容，对这次“峰会”做一番推测：此次会面共计两个小时，详细商议政变的细节，主要有：政变的地点，奕䜣认为热河是八大臣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外国人对于政变所能采取的态度；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醇亲王奕，他既是奕䜣的弟弟、慈禧的妹夫；慈禧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大臣等过程都与奕䜣进行了详细的商议。经过此番过招，奕䜣这位自诩为文武双全、又有与洋人交涉经验的亲王，不得不对自己仅有二十七岁的嫂子刮目相看，慈禧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helladise · 发表于 2008-9-28 14:24:21

weiwei继续更新吧，老妖跟着看。
PS：weiwei以前的头像是不是奥黛丽·赫本？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9-28 14:38:31

是的喃，不过发现有点太招摇了，就换掉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老妖灵异小说的异闻录...

helladise · 发表于 2008-9-29 10:29:15

原帖由 weiwei_85919 于 2008-9-28 14:38 发表
是的喃，不过发现有点太招摇了，就换掉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老妖灵异小说的异闻录...

不招摇啊，很漂亮的呢O(∩_∩)O
《异闻录》早就连载完毕了，现在在讲第三个故事《墓诀》，也很精彩的呢

bbanywn · 发表于 2008-10-2 22:39:36

呵呵
谢谢哦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10-6 13:41:04

第五讲实施政变
　　

　　奕与慈禧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就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肃顺一党压根儿就没看重这次“叔嫂会”，也乐得奕早日离开热河。所以，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一个旨在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奕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一

　　慈禧知道，按清朝祖制，后妃、宫监不得参与国家大事。要不是咸丰帝遗诏给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她根本没有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则不然，他们是钦定辅佐幼帝的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八大臣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可是此时，她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小皇帝载淳。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恭亲王，而这是不够的。虽然恭亲王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她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那些不满肃顺“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满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慈禧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周祖培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周祖培从嘉庆朝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历经整个道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宣宗实录》（即道光帝的实录）副主编的重任。他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略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他就任户部汉尚书时，肃顺为户部满尚书青玉“慈禧皇太后之宝”。清朝入关以后，为保证满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满汉两个官员，以满族官员为先。他与肃顺是同僚，且年长肃顺二十多岁，可肃顺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某日，僚属将汉尚书周祖培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肃顺审核时，肃顺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之诺也？”（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为周中堂之诺。”（是周中堂批阅的）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就是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肃顺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周祖培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肃顺为人的跋扈。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慈禧皇太后之宝”宝文二

　　慈禧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自己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小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自己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䜣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䜣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䜣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咸丰帝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䜣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帝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即使是慈禧也没有预料到，董元醇的奏折在热河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董元醇奏折到达热河，八大臣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大臣而来！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大臣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大臣将如何控制皇权？建议亲王与八大臣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大臣态度相反，慈禧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董元醇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慈禧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她行使皇权，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发下同一天报上来的其他奏折，惟独将这一奏折留着没发，按照宫中的规制，这称为“留中不发”，她要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可八大臣急呀，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董元醇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拟定，假小皇帝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调，就等着太后们盖章了。可慈禧却将折子“留中不发”，这样，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驳斥董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就不能进行。于是，八大臣不顾君臣礼节，竟然反复催要。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身份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慈安皇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一泡龙尿全撒在了裤子上。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慈禧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以罢工相威胁，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翻阅大清朝任何一代的历史，找不出任何一朝曾经发生过大臣罢工的事情。

　　慈禧知道这是一场严重地违抗圣命的政治事件，这是八大臣对皇权的挑战，是八大臣向她及小皇帝所进行的政治恫吓，潜台词就是——我们八大臣的能量是巨大的，两宫太后及小皇帝是我们手中的玩偶，如果不听从安排，我们就让朝政停摆。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八大臣的行为直接关乎朝政的运行与否，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全国的政局稳定。纵使拖过了今日，可明日、后日又将如何？此时的热河已经完全被八大臣所掌控，逼之太甚，两宫及小皇帝随时有被劫持的危险，而恭王奕䜣又远在北京，一时难以形成呼应，如果过分坚持垂帘听政的主张，一旦让久经沙场的八大臣识破了她夺权的用意，那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杀身之祸。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明确地反映此时慈禧的心境。

　　八大臣拟订的驳斥董元醇关于太后垂帘的谕旨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载：由于奉咸丰帝梓宫回京是早晚的事情，于是八大臣为了减轻回京的负担，先行准备了一些车辆，安排咸丰帝的妃嫔陆续回京。临行前，“嫔御入辞两宫，两宫泣谓：‘若曹幸自脱，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还京师相见否？’”

　　双方生死相斗，可见一斑。

　　在遭受了如此的冲击之后，身处险境的慈禧很快冷静下来。审时度势，她再次选择了理智地退让：局部地退让是为了全局的胜利，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是为了顺利实现移师北京后的最后大决战。

　　慈禧决定将八大臣拟订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且一字不改。谕旨下发以后，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这一回合是肃顺等人胜利了。经历了这场较量，慈禧意识到自己在对待董元醇奏折的态度上过于草率了，自己迫切希望一蹴而就，实现垂帘之梦，而低估了肃顺等人盘结在热河的能量，以至于贸然激活了这场斗争，与肃顺一党强硬对峙，落得灰头土脸。无疑，这是慈禧心中的痛。但为了实现铲除肃顺一党并对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目的，慈禧忍了，每天照常召见八大臣，对各地的奏折悉心批阅，该准的准，该驳的驳，不流露丝毫的不满。慈禧战略性的退让，保证了全局的稳定，同时也麻痹了肃顺一党。“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官员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其合法性已经不容置疑了。于是，八大臣在两宫太后和朝臣倡议早些回京的建议下，遂决定“择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10-6 13:41:51

　三

　　对慈禧而言，回北京可谓求之不得。离开了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慈禧才有扭转乾坤的机会和可能，才能实现她的梦想。但如何回京却大有文章。

　　如果按照惯例，回京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起运前，小皇帝应该跪在“大升舆”（灵车）的旁边，等候梓宫登上灵车。小皇帝恭送后，再由间道（径直的小道）赶赴当天梓宫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前来，再行奠礼。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直到京师。可如此行事，八大臣就有可能联袂同行，他们的能量就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他们就有可能察觉政变的动议，慈禧也无法预知肃顺是否会在路上对她们下黑手。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八大臣的合力分解，可又不让他们察觉是蓄意安排。于是，慈禧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设计。她以小皇帝年龄太小，经不起如此的折腾为借口，找八大臣商议可否有变通的方式，以确保小皇帝健康无忧。八大臣也没有多想，就与恭理丧仪的五位王大臣商议，对于小皇帝做出如下权宜安排：

　　“臣等拟请皇上于九月二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丽正门外恭送梓宫登舆后，由间道先行起跸回京，即可于（九月）二十九日还宫（北京紫禁城）。所有梓宫沿途一切事宜，宜由臣仁寿（睿亲王）等敬觐办理，俟灵驾到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庶圣体不至过劳，借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

　　根据这一安排，政变有了两个关键性的发展：

　　一、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使两宫太后可以提前几天到达京师，有充裕的时间对政变进行安排；二、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促成八大臣必须分为两批，一批护驾，一批护梓宫，铜墙铁壁的八大臣被隔离开了。

　　避暑山庄丽正门

　　于是，载垣、端华奉命护送两宫太后与小皇帝，而肃顺则护送咸丰帝的梓宫。载垣、端华离开了肃顺的设计与安排，两人便没有了主心骨，成不了任何气候。

　　这是政变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主导政变的慈禧令人扼腕叹服的画龙点睛之作，足以见证慈禧的睿智。我们特别能够感觉到慈禧的精明与老到。

　　四

　　两宫太后及小皇帝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慈禧不待进城，立即在郊外召见奕䜣，共商政变的具体程序。

　　时人薛福成记载了政变的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两宫太后痛说肃顺等辅政大臣欺凌孤儿寡母的行为，以笼络人心。

　　九月二十九日午时（11月1日12时），两宫太后的轿子到达北京德胜门。一顶轿子是东太后带着小皇帝，一顶轿子是西太后。按照筹划好的算盘，恭亲王奕䜣带着大群王公官员前来迎接，两宫太后虽然疲倦却并不急于返回皇宫，而是当场就由两宫太后公开向众人控诉八大臣欺侮孤儿寡母的行径。在奕䜣派和两宫太后的配合下，很容易就使众人群情激奋，公誓要与八大臣势不两立。周祖培公报私仇，假意问道：“何不重治其罪？”二位太后也装模作样：“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熟悉行政程序的周出谋划策：“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就是先罢免其职务，再行逮捕）太后曰：“善。”恭王早就派人写好了治罪诏书，立即奉上，二位太后分别用印，签下了逮捕令。

　　其次，大做广告，使太后垂帘听政并与亲王辅政深入人心。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里。一道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道出自武将之手，作者正是直系兵马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道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以近支亲王辅政的。

　　武将与文官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八大臣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三，签发通缉令，捉拿案犯。

　　当天群臣朝会，恭王宣布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载、端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边上侍卫早就一拥而上，褫去二人冠带，押赴宗人府。那边，肃顺刚到密云，睿王仁寿、醇王奕带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床上把他捉住，连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到案。政变的实施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第四，公开审判，量刑定罪。

　　十月六日，慈禧对八大臣做出了处分决定：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其他则仅处分了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六名官员、五名太监。除此之外，她没有大搞株连，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她竟然将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账簿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她是否有着与曹操一样的胸襟，此时还不能确认，但此举确实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名声，并轻易地得到了众王公大臣对太后垂帘的心服口服。

　　将载垣等即行治罪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仅仅二十七岁的慈禧在恭亲王奕䜣的配合下，经过缜密地准备，以闪电的方式，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宫廷政变，攫取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权力。这次政变设计之缜密、呼应之巧妙、舆论之完善、行动之周密、时间之准确、处理之精当，无不令世人拍案叫绝，扼腕叹服。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不由得使人瞠目结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慈禧的性格特点：机敏、睿智、巧诈、冷静、决断。

　　这一成功的政变，成就了慈禧人生中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10-7 11:27:02

第六讲垂帘听政
　　

　　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不发一矢一枪，以极小的代价尘埃落定，朝野波澜不惊，浑若无事。

　　该杀头的杀头，该做王的做王。历史再一次为我们演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经典论断。毫无疑问，慈禧在这次政变中不仅是总策划、总导演，而且还是绝对的领衔主演。她的表现极为精彩，令这些男人世界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她会激流勇退吗？不会！她的人生目标十分明确：不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耀眼流星，而是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主宰。铲除政敌，仅仅开启了慈禧政治人生的精彩序幕，她没有丝毫谢幕的打算，她要继续在她的人生中书写属于她的政治篇章——君临天下。可是，在一个拥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王权的男人至上的国度里，慈禧能够操控大清政权吗？她将怎样与这些被奉为“阳”、为“天”的男人们周旋？

　　一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设计了一个旨在防止大臣僭权、皇太后擅权的“听政辅政兼而有之”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政权体系里，以肃顺为首的襄赞八大臣是王朝大政方针的设计与日常事务处理的主体，而慈禧与慈安这两宫太后只是权力制衡的部分，就其所能掌控的王朝权力的实质而言，并不具备强有力的驾御和运作能力。

　　当慈禧通过政变，扳倒八大臣所盘结的力量，推翻了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制衡方案后，王朝的政权出现了真空。慈禧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早在慈禧与恭亲王奕䜣酝酿政变之初，叔嫂两人就精心设计了未来的皇权执行方案，那就是他们借着山东御史董元醇之手在奏疏中提出的两宫太后听政，亲王辅政。如此设计可谓一举两得：

　　(1)确保慈禧紧握皇权；

　　(2)确定奕䜣显赫地位。

　　此时，慈禧清楚：当务之急是实施自己的听政计划。

　　然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氛围里，后妃直面王公大臣是绝对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慈禧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已被这个社会奉为至上的真理，不能逾越。即使是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必须遵循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古老信条。进入宫中以后，慈禧亲眼目睹了皇后、皇太后必须履行宫中规定。

　　依据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皇后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统领内宫的职责。可前提是不能在皇帝以外的众多男人面前尽显姿容，宫中规定：在春节、皇后的生日，内外文武官员都要上贺折，但并不能面见皇后；皇太后过春节、生日的时候，在京官员可以进表称贺，也就是说皇太后可以接受官员的行礼，但是不能当面行礼。这天，皇太后要在慈宁宫内落座，王公大臣则在慈宁门外阶下跪拜，而三品以下文武官员竟然要在午门外跪拜！慈宁宫与午门之间可还隔着千山万水呐——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中间要隔着太和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向西左转，经过乾清门广场、养心殿门，才到慈宁宫门，进得慈宁宫门，最终见到慈宁宫。这实在是名副其实的遥拜，要想见到皇太后的尊容和芳姿，真比登天还难。

　　然而慈禧要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就不可避免要与群臣见面。怎样做才能既不违制，又能正常处理朝政？

　　读过史书的慈禧知道，太后临朝听政在汉代高祖刘邦死后就已经出现了，可吕后是如何临朝听政的，文献缺少记载。此后，东晋的历史上也有太后听政的，为了规避不得直面男人的规则，便在朝堂上垂帘执政。

　　东晋康帝司马岳仅做了两年的皇帝就死了，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由于穆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领司徒蔡谟等人要求太后听政，小皇帝的母亲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永和元年(345)正月新年朝会上，皇太后褚蒜子抱着小皇帝登临太极殿前殿，大会群臣。大殿之上，为临朝的皇太后褚蒜子专设了白纱帷帐。褚蒜子悬挂帘子在朝堂听政，既象征性地回避了与男人的直接接触，又代小皇帝处理了朝政。在向传统文化妥协的条件下，促成了皇权的连续发展。于是，太后垂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特例，被那些企图临朝称制的太后们奉为圭臬。

　　慈禧听政也必须遵循垂帘的惯例。

　　九月三十日，抵京的第二天，慈禧就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垂帘章程终于出笼，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作出规定：

　　两宫太后召见、引见臣下时，都需要隔着帘子进行。

　　召见、引见是很有讲究的。

　　除了定期的朝会大典以外，清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折奏与面奏。而臣下面奏皇帝时，又分为召见、引见。召见，俗称“叫起”，皇帝要商议军国大事时，就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官员，召见时必须由重要的官员带着面见，这些重要的官员主要是亲王、御前大臣轮流带领；引见，俗称“递牌子”，是被任命的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上任之前，面见皇帝，引见需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召见或引见的官员须由奏事处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的姓名然后领进屋，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养心殿明间，口称“臣某某某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称“奴才”，起立后趋走到皇帝所坐近前，在预设的白毡垫上再次跪下，皇帝问即答。无论召见、引见的时间有多长，官员必须一直跪奏，待皇帝说“跪安”，方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然后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仪，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治初期议政王奕䜣、光绪时期醇亲王奕不仅“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即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期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大臣们都练就了言简意赅的本领，常常在三句话内就将问题说清楚，以免皇帝继续追问，以减少跪奏的时间。而且多半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七十，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皇帝召见大臣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引见大臣则在养心殿的明间。

　　为了显示两宫太后听政与历代皇帝处理朝政没有区别，是政权的延续，慈禧决定召见、引见臣下时，地点不变，依然在养心殿，只是隔上了薄薄的帘子，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一幅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

　　慈禧如何引见大臣？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被引见时即在明间，翁同龢记载了引见的过程。是日黎明，翁同龢与父亲入宫，辰正（上午八时），引见于养心殿的明殿，慈禧、慈安坐在精致、华丽的八扇黄色屏风的后面，透过纱屏，可以依稀看到两宫太后分别端坐在左右两侧。小皇帝坐在屏风前的御榻上，前面设有御案。恭亲王奕䜣立于左，醇郡王奕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奕䜣接后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亲王送至帘前，由帘内的首领太监接下，捧至两宫太后的案前。前后引见半个多钟头，即退出。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在被太后引见的时间里，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与太后进行了怎样的交流，翁同龢没有记载。但在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被两宫太后召见的时候，他记载了整个交流的过程，节录其中的一段，略做介绍。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10-7 11:27:23

《曾文正公日记》载：

　　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两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情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旋叩头退出。

　　以上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两宫垂帘听政的细节，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了解慈禧听政的一般过程。

　　慈禧在筹谋垂帘听政的同时，也一直考虑如何兑现筹谋政变计划时对恭亲王奕䜣的承诺——亲王辅政问题。

　　二

　　慈禧知道，如果没有恭亲王奕䜣的呼应和全力支持，孤儿寡母的她即使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与肃顺一党抗衡，更不要说顺利完成中外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政变。然而，慈禧心怀隐忧：

　　恭亲王奕䜣文武兼备，有勇有谋，经历咸丰朝的挫折与压制，做事更加历练、老到。扳倒肃顺一党后，朝中诸事还需仰仗他全面斡旋。但是，如果封赏不当，或者奕䜣心怀不满，处处为难自己；或者奕䜣权倾朝野，功高盖主，那么自己将如何控制局面？

　　慈禧清楚，自己要的并不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名，要的是垂帘听政的名实相符。所以，慈禧封赏奕䜣的原则就是封赏与控制相结合。

　　1只以“议政王”相许

　　慈禧从政变成功的当天开始，接连下发了奖赏奕䜣的谕旨：

　　(1)十月一日，“恭亲王奕䜣，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2)十月二日，“恭亲王奕䜣，著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3)十月初八日，“恭亲王奕䜣，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4)十月初九日，“恭亲王之长女，著即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

　　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䜣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为和硕公主。恭亲王之长女享有这样的称呼与待遇是对恭亲王的格外礼遇。

　　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载淳）

　　(5)十月初十日，“恭亲王生母康慈皇太后，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从十字加至十二字的最高规格以表尊崇”。

　　(6)同治元年元月初一日，“恭亲王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

　　短短六十天的时间里，慈禧对于恭亲王奕䜣的恩遇，如漫天花雨般从天而降，无论对奕䜣本人，还是其家人，无不优礼逾恒。表面看来，慈禧对于奕䜣在政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实现垂帘听政的心愿回报之隆厚，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这样认为慈禧，那实在太小看慈禧的心机了！

　　慈禧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授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乍看起来，亲王似乎拥有了摄政王多尔衮般的尊崇和权力。然而，“议”者，商议也！对于朝中上下大小事情只有商议、建议的权力，绝无决定的权力。而“摄政”则是直接处理政务，多尔衮的权力任何人不得干预，他一人独断大清帝国所有的军国大事，即使是孝庄皇太后也不得不看他的脸色行事，对于他的决断听之任之。“议”与“摄”一字之差，可作用却完全不同。虽然随后又令奕䜣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政府重要的部门，然而奕䜣权力的行使，必须遵行黄帘子后面皇太后的允准，无论他权力有多高、位置有多重，他也只不过是皇太后手里掌控的一枚棋子罢了，大清朝廷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因为任何谕旨的颁发，都需要两宫太后钤印才能生效。

　　这就是慈禧，她不会给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她之上的机会！

　　2向世人晓谕两宫太后的权力

　　慈禧清楚记得，咸丰帝死后与八大臣的第一次交锋，之所以八大臣要从根本上剥夺两宫太后的权力，是因为咸丰帝的遗诏中没有明确划分决策权的归属，以致给肃顺等人以可乘之机。慈禧对权力的追逐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渴望，她要驾驭她所能驾驭的全部，绝不给对手或者哪怕是忠实的臣下以任何可乘之机。因此，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明确她的权力：

　　“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者，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各抒己见，毋以空言塞责。”

　　按照这一规定，凡是各省和各路军营的一切关于行政的事物的疏章，都必须先呈报皇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给军机大臣悉心详议。这样，慈禧就给奕䜣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议政王奕䜣处理军国大事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两宫太后，其实也就是慈禧的允准；而皇太后也就如同历代的皇帝一样，拥有着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所掌握的一切权力。

　　这就是慈禧，独霸、阴鸷、决断、睿智、机敏，在权力的把握上不给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者丝毫可以攫取的机会。

　　慈禧非常清楚，仅仅凭借着为咸丰帝阅读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折的基础，难以胜任即将到来的听政生涯。只有二十七岁的她，在品尝胜利成果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国家，还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学识。

　　三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京后的第十二天，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了明朝张居正等人所编辑的《帝鉴图说》一书，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它是由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辅佐只有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时候为他编的课本，由一个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详尽记载了张居正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与评价，是明清以来历代帝王的必读书。慈禧拿回去以后，认真阅读，爱不释手，她认为：此书“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我们知道，慈禧虽然可读写汉字，但水平并不很高，因此，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对她来说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

　　明万历刻本《帝鉴图说》我们已经领略了慈禧运筹帷幄的能力，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仅仅粗通汉语文，替皇帝念念奏折、代写朱批，从未涉足政治操作的满族妇女，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练达与圆融。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宫廷政变中，她面对的政敌是如此的强大，可我们完全看不到在其身后出现过任何一位斫轮老手为她筹划与安排，因为以她当时在热河的处境与身份，能够与她接近的人除了慈安与小皇帝以外，只有她的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通过这位福晋，可以得到醇亲王的意见。然而依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亲王年轻冲动，无清廷关于汇纂历代垂帘事迹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论是经验还是眼界都不足以成为慈禧的得力干将和智囊。这一切应该都是慈禧一人所为，她凭借着自己天赋的机敏、决断、睿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形势的大逆转，也许从上面慈禧勤于求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于情理的解释。

　　慈禧很喜欢这样形式的书籍作为自己的日常读物，而不是充斥自己书柜的摆设。十月十四日（1861年11月1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所上的一份奏折更使她十分喜欢，徐启文建议：

　　“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

　　这正中慈禧下怀。她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

　　经过相关大臣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慈禧大加赞赏，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的统治之术。

　　清内府抄本《治平宝鉴》翁同龢曾经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在他的日记中先后记载了为太后讲解的过程：

　　翁同龢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醇亲王，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两宫皇太后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在讲解的过程中，皇太后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完全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正是由于慈禧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十月初九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

　　原来，咸丰帝死后，慈禧与小皇帝还在热河的时候，八大臣就迫不及待地将新帝的年号定为“祺祥”，“祺”是“吉祥”的意思，而“祥”也含有“吉祥”的意思，“祺祥”，就是“吉祥”，并且连铜钱上的“祺祥通宝”都铸好了。所以，历史上也称这次政变为“祺祥政变”。政变结束以后，原来八大臣所定的年号自然会被皇太后派的大臣们所否定，大学士周祖培等认为“祺祥”无论是文还是义都不顺，“祺”字自古以来年号中没有用过，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为“祥兴”，而少帝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是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的小皇帝，他不仅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悲惨，是被臣下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的，用他的年号中所采用过的字，那该有多么的不吉利。

　　肃顺等八大臣拟订的四个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

　　周祖培对八大臣所定年号的评价是“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

　　此时，周祖培的感慨应该是对当年做户部汉尚书时肃顺对他肆意羞辱的回答。于是，他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隐含着两宫太后共治之意。

　　十一月初一，在养心殿举行了两宫太后垂帘仪式。此殿从雍正帝开始，就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批阅奏章，召见引见臣下，均在此进行。这一天，养心殿从里到外，布置一新，金碧辉煌，大殿正中高挂着雍正帝御书的“中正仁和”的匾额，他是在告诫自己与子孙：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的谕旨

　　帝王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慈禧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吗？六岁的小皇帝载淳端坐御案后的宝座上，他的身后放置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透过纱屏可以看见两宫太后端坐在后，此时的慈禧一定是志得意满，因为刚刚年满二十七岁的她，将在这里开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历史。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年轻女人，竟然在她以后的人生岁月里，牢牢控制大清朝政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王公大臣无不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她的脚下，顶礼膜拜。这就是慈禧！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10-8 09:24:47

第七讲整饬吏治
　　

　　听政，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具有极大挑战色彩的事情，因为她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政局、纷繁复杂的朝政、瞬息万变的军机。虽然她伴随咸丰帝左右时，通过各级上疏、奏报，对军国大势有比较清晰地通盘把握。然而，当她自己来处理朝政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了日理万机的辛劳。她很清楚，大清帝国江河日下、虚弱不堪的形势，绝非一时一人所致，而力挽大清帝国于既倒也绝非一蹴而就所能完成。她知道万事有主有次，而此时最为棘手的事情就是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能。慈禧在重新整合帝国的领导中枢之后，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吏治整顿。

　　一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来，世风日坏，根源就是官场的腐败。投机钻营、贿赂公行、骄横不法是当时吏治的真实写照。当国的前有曹振镛，后有穆彰阿，只知弄权纳贿，贪赃枉法，不思为国分忧解难，在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日甚一日之时，朝中却缺少带兵之良将、治国之能臣。因此，慈禧认为治本之道当为整顿官吏拖沓溺职、投机钻营、贿赂成风、骄横不法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行政队伍的办事效率。乱世需用重典，如此，既可以树立新一代领导的皇威，又能够使各级官员引以为戒。因此，慈禧掌权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整顿吏治的措施。

　　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兵部侍郎庆英。庆英因在兵部动用公款而被议罪，兵部拟给他降二级处分。庆英想通过恭亲王在两宫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于是，就带着银两，趁着夜色，到恭王府恳求奕䜣说情。他先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些闲话，然后从怀中取出两大包银钱，恳求奕䜣收下。奕䜣推测此番英庆夜间来访，应与降职一事有关，坚持不受。庆英误以为奕䜣之所以不收，是出于“无功不受禄”的意思，于是和盘托出来意，特请恭亲王在两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奕䜣知道庆英挪用公款，按律应当革职，而此次只给他官职降两级已属法外开恩。一番劝导之后，无效，庆英干脆长跪不起，恳求奕䜣为他开脱。这下可惹恼了奕䜣，他声色俱厉地将庆英赶了出去。第二天，奕䜣把庆英所为向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禀报，同时把庆英贿送钱物上缴。慈禧非常气恼，他竟然敢如此贿赂公行、胆大妄为，务必严惩。当日，命内阁发出上谕，公布此事的始末，给予庆英严厉制裁，由降二级改为革职。这件事情让慈禧充分意识到，贪污受贿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痼疾和毒瘤，不痛加整饬，她将面临更大的统治危机。于是，慈禧诏谕各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随后，慈禧又处置了包括直隶顺天府知府蒋大镛等一批行贿受贿的府县官员，并明令各地“随时严查，按律惩办”。庆英偷鸡不成反蚀米，充当了慈禧杀鸡儆猴的角色。

　　慈禧清楚，如果不严肃官场，无以为治。国家兴事、用兵，或劳而无功或每遭败绩，主要原因是文官委靡不振、渎职亵职，武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慈禧认为，要改变积弊，收到惩罚效果，必须改变从前抓小放大的方式，从高官，从封疆大吏入手，否则，不足以引起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这样，两江总督何桂清就成为慈禧严打中祭旗的对象。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他是朝野上下人所共知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这位朝廷重臣，在太平天国袭击清军的江南大营时，正在常州主管饷事，却坐视清军溃败，拥兵自卫，不施援手。随后太平军进攻常州，何桂清见大事不妙，企图逃脱。他先将父亲和两妾秘密送至通州，然后在城内张榜，禁止常州市民迁徙，并封锁各城门。城内百姓见何桂清要跑，绅民耆宿数百人手执香烛赴辕门，跪请何桂清留下共同抗敌。何桂清见出城受阻，遂令所率部队开洋枪扫射，民众死者十九人，伤数十人。何桂清逃到苏州，时江苏巡抚拒绝其进城，并上疏，奏劾。咸丰帝闻何桂清事后大怒，谕令革职严审。然而，何桂清却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不久，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自顾不暇，何桂清一案遂被搁置。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借整顿吏治之机，此案又被提及。慈禧痛下决心，一定严惩，要杀一儆百。负责总办秋审的刑部郎中余光绰就是常州人，对何桂清十分愤恨，而他恰好负责此案。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是不够的，又加上何桂清击杀执香跪拜父老十九人，伤天害理，罪当加重，拟斩立决。然而，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却使本已定罪明确的案件变得十分复杂，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说客竭力为其开脱。这些人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私交甚厚，有的是兔死狐悲，有的是不明是非，有的是见风使舵。一时间，围绕是否诛杀何桂清掀起一股狂澜。慈禧执意认为举国用兵，如果包庇临阵脱逃的将帅，又何以鼓舞三军士气？争论没有阻挡住慈禧杀何桂清的决心，慈禧最终毅然发布谕旨，将何桂清处决。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来，清廷封疆大吏及府县各官，连连失地弃城。有的府县官员赴任之所因地当要冲或邻近太平军，竟规避不前，数年不到任；有的官员则是太平军一到，即弃城逃走，为逃避失城罪责，事后托请上司倒填年月，捏称因公赴乡出境。此类积弊一直未予严肃处理，以致吏治日坏，丧师失地之员日见其多。慈禧断然处决何桂清，军兴以来第一次使一品大员以失地弃城罪伏诛，刹了上述歪风，整饬了吏治，纲纪为之肃然。

　　二

　　慈禧垂帘不久，也就是同治元年，适逢三年一次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京察”和“大计”。

　　这是效仿明朝的官员管理制度而实施的一项对现任官考核的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对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对地方官的考核叫“大计”。按照清朝的制度，京察时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经过考察后，官员按照“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是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做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个等级奖惩。清朝对官员的考绩，不论是“京察”还是“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所谓“四格”是指“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所谓“六法”是指“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的缺失。经过考核，被列入“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这种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奖优罚劣，使各级官员时时恪尽职守、效忠朝廷。京察与大计涉及官员的奖惩，贿赂徇庇、虚应故事是司空见惯的官场事情。“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慈禧认为，此次官员考核是她推行吏治整顿不可多得的机会，通过考核可以裁汰庸懒、老弱、不称职的官员，也可以使官场有所警示，寻求振作。

　　为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慈禧亲自掌握这次考核的奖惩大权。

　　慈禧认为，要取得此次考核不同以往的效果，就不能虚应故事。因此，慈禧亲自掌握奖惩大权，议政王奕䜣提供考察依据，两宫太后分别引见各级官员，依据政绩，给予考核。

　　考核的原则：以官声、政绩取人。成绩突出者，给予破格提拔；平庸衰朽者，不论“年已逾岁”或将近休龄，都勒令退休。为的是将年富力强有进取心的官员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潘祖荫像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咸丰二年(1852)探花。他以才华出众、耿介敢言蜚声朝野。左宗棠由于樊燮一事被劾时，潘祖荫就曾积极上疏为左宗棠辩白，竭力推荐左宗棠的才能，其中“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是出自他之口。慈禧垂帘听政伊始，曾经诏求谏言，潘祖荫上疏请皇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敬请免民赋以纾民力。慈禧批阅后颇为欣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之人才，京察中将其升任光禄寺卿。

　　将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工作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和“品行污下”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一律同时勒令退休。

　　在官员任用上不分满汉，奖惩分明。

　　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一直坚持满重汉轻的原则。满族官员不仅在决策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占据重要职位，以维持满人的显赫地位。然而，随着满人整体政治素质的下降，越来越多的政治、军事活动不得不依赖汉人官僚和士绅。肃顺就喊出了“天下满人混蛋多”，应该是这一时期社会的真实写照。慈禧虽然还不能抛弃崇满抑汉的民族政策，然而垂帘听政的她也不得不面对汉人士大夫整体政治素质远远高于满人，且汉人士大夫正日益发挥着强大政治作用的现实，因此官员考核中，她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考核中，对因剿杀太平天国起义而丧生的官员进行追加奖励的时候，她十分注重对汉官员的奖励。受到表彰奖励的不仅有满族官员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江宁将军祥厚、西安将军札拉芬，还有汉族官员江南提督张国栋、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湖北巡抚胡林翼等。

　　这些措施对于改变官员尸位素餐的现状，减轻官员老龄化，提高行政效率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weiwei_85919 · 发表于 2008-10-8 09:25:03

三

　　慈禧知道，在清朝的各级政府机构中，官员的设置都是重满轻汉，重要部门设置满汉两套长官。中央的六部就是这样，如，户部满尚书是肃顺，汉尚书就是周祖培，而实权掌握在满官手里，汉官“备员”而已。清政府一直以来对汉族官员都是限制任用的。为了稳固政权，虽然也注意吸纳汉族地主和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族贵族担任，从未授予汉人。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同样只能由满族贵族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用满人。军事领域，任用汉员为统帅更是清廷的禁忌。圣祖康熙征噶尔丹，世宗雍正时征噶尔丹策零，高宗乾隆征廓尔喀、缅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亲贵大臣统兵征伐。即使其间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吴三桂时，也曾用了一批汉将；乾隆时任用张广泗为总指挥出战金川等。但受“满汉分畛”传统思维的影响，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或遭排斥，或被杀，结果都非常凄惨。

　　清朝前期的常胜将军岳钟琪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岳钟琪，清代汉旗大将。字东美，号容斋，据说是岳飞的后代，自幼兼文习武，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重大军事活动，战功卓著。雍正年间，岳钟琪被任襄赞军务、奋威将军，会同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青海头人罗卜藏丹津叛乱。有一次，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叫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凯旋而回。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有名的战役之一。岳钟琪以其计谋神奇、身先士卒立下头等战功，被雍正帝封赐三等公，赐黄带。随后，升任四川陕西总督，任宁远大将军，节制川、陕、甘省。在太平天国之前，他是仅有的以汉人而握重兵的大将。正因为如此，招致了诸多猜忌。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以不实之岳钟琪像词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查郎阿等人又弹劾岳钟琪“骄蹇不法”，意欲反叛。阴鸷多疑的雍正帝翻脸不认人，大骂岳钟琪“误国负恩”，处以削职夺爵下狱。雍正帝本想马上砍岳钟琪脑壳（斩立决），又恐岳统率已久的士卒不服，才改判为斩监候（缓期执行）！岳钟琪狱中引颈待毙。幸好雍正帝死得早，他坐了整整五年大牢，才在乾隆年间被特赦归故里，在成都百花潭北结庐村居。

　　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慈禧来说，她与历代皇帝一样，对于汉族官员尤其是统军大员有着极大的戒备心理，然而慈禧清楚，直接威胁她统治稳定的是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和黄河流域的捻军，这些心腹大患一天不除，她的统治就一天不得安宁。然而，环视左右，那些满族大员不是颟顸无能，就是妄自尊大。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自己垂帘听政的十余年间，一直尽心尽力效忠朝廷、屡受挫折却坚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却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科举及第后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工、刑、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籍奔丧。正赶上太平军由湖南北上，攻克武汉三镇，并沿江东下，咸丰帝震恐，下诏举办团练，授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于是，曾国藩复出，起用儒生为将佐，招募农民为营勇，勤加训练，号“湘勇”（又称湘军）。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组成湘军水陆军一万七千余人，并奉命出征，围剿太平天国。屡败屡战，可谓备尝艰辛与屈辱，然而他矢志不移。湘军出征不久，便在岳州、靖港连吃败仗，曾国藩羞愤难当，纵身跳入鄱阳湖里自杀，被其左右救起。随后，曾国藩整军再战，在湘潭取得大捷，并攻陷湖北重镇武昌，受到咸丰帝的欣赏，命他“署理湖北巡抚”。但后来咸丰帝听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的劝告，惟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又命他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东征。由于曾国藩没有统辖地方的实权，军事发展与军饷的补给一直受地方大员掣肘，他只能忍辱负重。

　　曾国藩像

　　慈禧同样担心曾国藩的发展会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方势力，然而她更清楚，对于她来说为患最重的是太平天国的存在。而对于官员任命中的满汉分治，慈禧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毫无疑问，此时为她围剿太平天国最为得力的干将，只有曾国藩。垂帘听政不久，她就命曾国藩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拥有了前线最高指挥权。随后又依据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任命一批汉人官员为地方要员，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蓉、李恒、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哗然，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

　　慈禧将拯救几近崩盘的清朝统治的重任交予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也是她的冒险之举。曾国藩能够不负重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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