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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五十九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一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著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藉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一九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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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5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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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7 23:00:00